私募股權基金是供給側結構改革的主導力量，如果我們查找這兩年來的一些關健詞的話，供給側結構改革應該是這個階段重要的關健詞，也是我們經濟領域着力的聚焦點，如果要再具體化，可以用“三去一降一補”來表現它的主要領域和戰場。轉型時期的股權投資，恰好是以私募股權基金的這種架構，以私募股權基金的這種邏輯，以私募股權基金的這種有效的運行機制才改變了投資的供給側基因，從而改變了投資供給側的結構！以下從三個層面的邏輯來逐步展開。
以中國式方式即基金的并購方式完成“三去一降”
如果我們要解決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等原有供給側當中存留的問題，如果我們不通過新的産業并購，如果我們不把原有問題通過新的交易結構進行交易，讓有效的投資者通過新的投資把資源拿去運用，使其脫離原有低效使用或者是産業定位不準确的資源，即完成市場出清過程，那我們供給側結構改革就很難完成。
那麼，我們看今天的中國并購市場，主要通過基金的方式完成并購，而不是典型西方國家并購方式。我們知道，在美國成熟市場當中如果要并購，更多是設置一個專門并購的公司，把這個公司的特殊并購目的明确化，叫做特殊目的載體或者是特殊目的公司，甚至為了這個特殊目的公司還可以直接把他設置為一種上市公司，在粉單市場可以上市挂牌。這個特殊目的公司必須要說明并購模式是什麼，他發行的債券風險高，需要投資者共同承擔失敗的風險，于是設計出的股權結構裡面的優先股普通股、以及合夥人不同的權益配置的架構。我們比較看，西方用這樣一種SPV的架構去做并購，通過這種方式在資本市場當中有效地釋放和有效地聚合風險和資本。而我們沒有這種SPV架構的工商設計、法律設計和稅收設計，但我們在實踐中卻發展出了在基金的架構下去做并購，在基金架構下可以用有限合夥的邏輯實施合夥架構的底層邏輯配置，還可以用有限合夥邏輯，在市場當中運用銀行理财、券商投資理财、信托理财和其他理财渠道，通過結構化配置，可以讓基金在風險和責任之間不斷地延伸，還可以把基金放在一個單獨的基金内，單獨的基金才可以享受這個基金背後的低稅收和工商、法律定位的準确性。
如此，我們看到，今天中國市場當中并購涉及到标的選擇、标的估值、權益重新配置，把資本和并購的标的之間有機地通過基金的這種方式連接在一起，如果我們要給這種方式一個命名的話，我們叫做中國式并購。轉型期的資産都要重新再估值一次，重新再并購一次，重新再配置一次的時候，中國式方式即基金的并購方式是這個時代完成“三去一降”的主要方式。
雙創基金分擔風險，推動“雙創”
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雙創”，政府在工商、法律、稅務等方面給予大量優惠：在做小微創業的時候就可以獲得稅務優惠，可以在工商事務當中無論是注冊資本還是出資資本之間，以及獲得來自于政府其他方面的補貼和優惠。但是，我們知道創業是一個風險很大的過程，即使是創始人，即使是創業思想的提出者，也不敢拿自己全部的身家去投資，誰也不敢說一次創業就百分之百成功，創業者也需要把自己的資産分布在不同的投資領域當中，即使是全部資産投入，也要把無限責任擔當和家庭生活資産分割開來，不然你把全部資産都帶動到個人的一次性創業之中，而且大多數創業者還年輕，經驗還不豐富，一旦失敗就是全部家庭的失敗，那還不如把資本分成五份各投一份，這一份咱們冒一次風險，萬一成功了我們就取得了偉大的成功。要注意失敗率比成功率要高得多。
創業公司從哪兒獲得其他資本，從雙創基金中來。這個基金隻投10%在創業領域當中，也是用風險分散的這個邏輯來做的，風險是用來分散的，不是用來集中的，誰敢集中風險必然會被風險至少擊中一次，隻有分散了風險，即使擊中你，但也不會要命。雙創基金推動了創業者的風險分擔，也用無數個天使投資、風險投資去跟他分擔，而分擔的同時就在規範他的成長，給他提供幫助，給他糾偏。這樣才能使中國的雙創可以有效地成為一種大衆投資行為，成功率在這樣一個邏輯結構下才能得到有效成長。如果我們回歸到“三去一降一補”，隻有股權投資基金才能夠面對未來，培育出中國新動能，這個新動能是規避了風險的新動能，加快成長規模的新動能。“三去一降一補”，基金又在一補當中發揮了作用。
在PPP中當先鋒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企業投資政府補貼的階段，現在政府不用直接投資、也不補貼了，而是把資金拿出來作為一個引導性基金，作為LP的一份子和其他社會資本LP一起，通過GP的參與來推動全社會不同資本之間混合所有制，在雙層基金架構下有效地融合和投資，有效地推動未來中國社會在資本融合階段、資本混合階段的投資。如果我們在這當中找到PPP定位的話，我們發現如果是國有資本，隻能做有限責任投資者，也就是說在這個雙創架構當中他隻能做有限責任的LP，不能做無限責任，無限責任是說你的此資産和你其他的資産是連接在一起的，國有資産你做了無限責任，那你在這一單中做虧了，你把國家信用已經跟你連接在一起了，如果你連在一起，你都幹好事不要緊，萬一你幹錯了或者是你連主觀上不想幹錯，但是你萬一抗拒不了其他的不可預測的風險幹錯了，你不是把其他的國有資産也坑了嗎？所以說，國有資産在PPP當中隻能做有限責任擔當。
如果有限責任擔當推動的時候，那事實上一個PPP有效的最終責任擔當者一定是一個負責任的、有擔當的無限責任擔當者，國有資本無非是說擔當這個責任，但有沒有擔當的能力、有沒有擔當的智慧、有沒有擔當的團隊、有沒有擔當的邏輯，有的話才能擔當這個無限責任。如果一期運行好，還繼續跟進三期四期，如果搞得好，長期跟進，這個邏輯才可以展現。注意這個雙層邏輯克服了全球股權投資的一大命題，全世界都是以公司制的方式投資，即使以有限責任股份，有限責任投資永遠是存在資本管理方委托代理關系。如果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委托代理關系研究了上百年，提出了很多的公司架構的内在邏輯，提出了很多一種股權機構的邏輯，也提出了很多的公司法當中的公司章程當中的設置，今天中國市場當中演變出的那些邏輯無非是委托代理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如果存在委托代理，到今天還沒有找到可以應用于公司當中都不會出錯的一把鑰匙。
恰好基金用了雙層架構，把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改變成了兩種工具有效結合，解決的概率、解決的可能性、解決的有效性一下子打開了新的空間。我們今天看基金，從這個角度來說，才解決了中國今日大量龐大的國有資本的使用方法。如果要通過PPP的方式去做的話，已經找準了角色定位，今天看銀行的理财，券商的理财，看其他任何一個社會資本資産值的話都是龐大的數據，但是你和誰共同去做LP？有沒有原始資本？有沒有一個最優先的人在優先的結構下列願意給你最好的回報？這個初始的責任擔當者、無限責任者是誰，如果這個社會資本找到有效回報，那個邏輯就容易連接起來。所幸的是基金架構，特别是中國的合夥公司制度的法律工商和稅務關系給我們這樣一個雙架構的邏輯，提供給我們目前成本低的有效運行方式，所以說，基金擔當了PPP當中的先鋒，成為主責任的擔當者，它将會為中國的資本融合、資本籌集和資本投資擔當有效的責任。
如果我們通過基金解決了“三去一降一補”，特别是推動了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那麼，中國的投資供給側結構問題就主要靠基金了。
（本刊記者井華報道王南海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