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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與經濟全球化相融的高質量“一帶一路”建設

時間:2024-10-28 02:31:33

自2013年9月,中共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以高鐵、汽車、通訊為代表的國産先進技術裝備不斷走入沿線國家;由中國承包商承建的港口、公路、水利等1600多個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陸續開始造福各國人民。2014年至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超過三萬億美元,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為沿線國家創造了11億美元的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但同時我們也看到,由于各參與方在競争方式、商業模式、融資渠道等方面較多延用傳統思維,仍有一些問題值得關注

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國通用技術(集團)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董事、總經理李谠: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到今天,量的擴張固然重要,質的發展更值得關注

2017年,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7217份,其中絕大多數依然是通過銀行貸款+企業施工的方式,企業間低價競争帶來的工程質量問題也屢見不鮮,隻注重資源開采和賺取外彙卻無視所在地環境和民生的案例也時有出現。另外,“一帶一路”沿線的直接投資近三年來一直處于小幅下滑,海外資金和民間資金仍然比較謹慎,湧入“一帶一路”的投資仍然以國家資金為主。

鑒于此,李谠委員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到今天,量的擴張固然重要,質的發展更值得關注。根據中共十九大報告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基于高質量發展的“一帶一路”建設,才能與中國經濟發展相生,與經濟全球化相融,與“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目标相符。為了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高質量發展,李谠委員提出如下五點建議:

第一,以全球化視野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指出:“‘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另起爐竈、推倒重來,而是實現戰略對接、優勢互補。”這種思路不僅适用于當前沿線的65個國家和地區,也同樣适用于歐美等發達經濟體。應将中國“和而不同”的思想在世界範圍内更廣泛地宣傳,削弱當前西方國家民族主義和敵對情緒,為企業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為沿線投資提供經濟、外交保障,與各國政府盡快簽署雙邊經貿和投資協定。同時應不斷加強沿線各國民間往來和文化合作,為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形成政治、經濟、民間上的多重保護。

第二,研究多元化的境外擔保方式。目前,為“一帶一路”建設項目提供出口信用保險的機構隻有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簡稱:中國信保)一家,建議參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的模式,研究建立雙邊甚至多邊合資的擔保機構,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更多元化的保險支持。

第三,提升金融機構與企業之間的合作質量。金融機構應加快“一帶一路”沿線的網絡布局,為企業提供更靈活、更便利的融資支持。在重點國别、關鍵項目上,中國國内金融機構可在管理政策允許的範圍内,參考國外銀團/商社等的發展經驗,為各方合作探索更緊密的股權融資模式。

第四,要求“走出去”的企業把項目質量放在首要。“一帶一路”沿線很多項目關乎各國民生和福祉,項目質量上的瑕疵不僅影響企業品牌,更有損國家聲譽。建議參與建設的企業根據自身的能力,選擇合适的市場,承擔合适的項目,杜絕價格上的惡性競争,任何時候牢記質量優先。高質量的“一帶一路”工程不僅有助于提升企業的國際競争力,更為國家“一帶一路”倡議起到良好的宣傳。

第五,引導“走出去”的企業盡快提升自身的發展質量。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一是提升國際化經營的質量。既要運用傳統的總包+融資(EPC+F)模式,也要加快向産融結合、跨界合作、區域綜合開發等新模式的轉型;二是提升資産配置的質量。既要重視在能源、采礦、工程建設等傳統行業的發展,也要瞄準醫藥醫療、高端制造、互聯網、電商等創新領域的投資;三是提升可持續發展的質量。既要看重商業計劃的短期規模和效益,也要考慮到東道國的就業和稅收。

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國通用技術(集團)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董事、總經理李谠全國政協委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

集行業之力,加速搭建“一帶一路”國别風險管理平台,全面提升海外風險管理能力

随着“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中國對外投資的不斷增長,對于中國海外利益的風險保障需求也将随之快速增長。但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保險企業對“一帶一路”國家的風險識别與管理能力不足,以及尚未搭建完善的屬地服務網絡,從而導緻保障能力不足的問題日益突顯。孫潔委員具體總結歸納了三點:

第一,總體偏重高風險地域,整體風險識别與定價能力較弱。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目的地多位于西亞、北非、拉丁美洲等地區。這裡的部分國家常年伴随着政局動蕩、恐怖主義、宗教信仰和經濟蕭條等風險。中國企業走向這裡将可能面臨較高的政治、經濟、法律風險和違約風險。而中國國内各保險公司目前對于海外業務的定價仍多參考中國國内同類風險數據及國際再保險公司的風險識别系統或國際流行的巨災模型進行測算報價,自主科學的定價工具尚不成熟。加之價格競争是長期以來中國承包商的主要競争手段,使得企業通常采用最低投保策略,隻買“必須買”的保險,簡單參考中國國内同類保險費率,未能充分考慮當地風險特征和市場費率慣例,造成保障不足的現象。

第二,企業對保險保障需求将由單一險種向更多元化轉變。從險種需求角度,企業對外工程承包和對外直接投資在各自不同階段都分别會産生保險需求,随着“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面推進,相應涉及的險種也将覆蓋産險的多個險種。若中國國内保險市場無法為全險種提供服務,就可能造成保險保障不足、過度依賴外資(再)保險公司的現象。

第三,中國保險企業普遍缺乏提供當地服務的海外機構。中國國内絕大多數保險公司或保險集團自身缺乏境外分支機構。目前中國共有12家中資保險公司在境外設立了38家保險類營業機構,海外分支機構的地區主要集中在香港、新加坡、倫敦等。對于中國海外利益相對集中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中國國内保險公司基本沒有服務網絡,各家能夠聯絡的當地服務資源基本不共享。

針對上述問題,孫潔委員建議:

首先,集行業之力,加速搭建國别風險管理平台,全面提升海外風險管理能力。在中國(再)保險承保經驗的基礎上,加速搭建海外風險識别平台、模型以及自主定價工具。通過向行業内調研、收集整理各國保險相關法律法規和第三方風險報告研究等方式,評估各國政治風險數據與等級,梳理出合作方要求、中國國内自留比例、強制再保比例、再保接受人資質要求、外彙管制規定等信息,為中國國内保險公司經營中國海外利益業務時高效尋找潛在合作夥伴、規避政策與法律風險提供平台支撐。

其次,中國國内保險公司應加大創新産品研發力度。除了當地環境、項目本身等通用風險因素之外,中國海外利益也有自己的風險特點。中國與當地的政治關系、中國企業的管理水平、工程經驗、技術實力、特殊的訴求等都應是為中國海外利益提供合理風險保障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中國國内保險行業應積極探索并設計更多符合中國國情的産品,填補國際市場的空白,更大程度地滿足國家建設的市場需求。

其三,加速搭建海外服務網絡,為客戶提供完善的屬地服務支持。由于中資保險公司在境外設立的機構極為有限,海外項目在不同階段存在風險查勘、防災防損、理賠服務困難的問題。加速中資保險公司的海外布局以及建立海外服務網絡,通過深入了解本地文化、法律和監管制度,有助于在項目前期開展現場查勘,有效準确把握項目實際風險情況,開具合理的保險條件。在項目中期,及時了解并監督項目風險情況并有針對地提出風險控制措施。在項目後期一旦出險,降低對第三方機構的依賴、縮短理賠周期、減少理賠成本。同時有效避免當地公估人、檢驗人與被保險人串通的道德風險。以專業化、國際化的保險保障和一站式、全流程的保險服務為中國“走出去”保駕護航。

全國政協委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财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賀強:

将移動支付作為推進數字普惠金融國策的核心戰略,為移動支付創新與“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

賀強委員認為,經過多年快速發展,中國移動支付産業已經從線上滲透到線下,基本覆蓋了人民群衆的衣食住行,同時,移動支付開始向交通、醫療、教育與政務等垂直領域拓展,極大地推動了普惠金融與實體經濟的發展。不僅如此,中國移動支付産業已取得全球領先地位,在國際上産生了重要的影響。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财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賀強首先,中國移動支付産業在交易規模與滲透率上全球領先。中國工信部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移動支付交易規模近150萬億元,位居全球首位;全球知名調研公司益普索(Ipsos)數據顯示,中國移動支付滲透率高達77%,遙遙領先于英美等發達國家,位居全球第一。

其次,中國移動支付産業在安全可靠性上國際領先。中國移動支付企業積極探索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生物識别等技術創新,防控金融風險,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根據市場主要支付機構的數據披露,因支付風險而産生的資金損失比率低于百萬分之一,遠低于國際領先支付機構千分之三的水平,同時也低于中國國内信用卡萬分之一左右的資損率。

其三,中國移動支付産業“走出去”,提升了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心目中的形象。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盛贊中國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稱之改善億萬人民經濟生活。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先後表示希望把中國移動支付經驗引進本國。國外使用中國移動支付的居民,切實感受到了便利,對中國國家形象更具好感。

賀強委員同時指出,從目前看,存在着影響中國移動支付産業國際領先地位的兩個問題:

第一,中國國内支付創新受到抑制,影響了國際競争力。近幾年,“僞P2P”、“僞現金貸”企業引發了一系列風險案件。為此,管理層加強了互聯網金融監管。而第三方支付由于實行持證上崗、規範管理,雖然并沒有産生較大風險,但是也受到加強監管的影響。例如:限制支付額度、限制遠程開戶等一些舉措,在強調風險管理的同時,也對移動支付的市場創新活力産生了抑制。

第二,中國支付産業“走出去”在标準制定上缺乏話語權。長期以來,國際上的支付标準由維薩和萬事達卡等西方銀行組織發起的産業聯盟EMVCo制定,全球銀行和商戶必須遵守這一“西方标準”。針對中國領先的二維碼支付,EMVCo也在2017年制定了“西方标準”,并在全球推廣。中、西兩種标準的技術兼容難度較大,一旦EMVCo标準成為主流,将使中國移動支付産業處于國際競争的劣勢。

為保持中國移動支付全球領先地位,賀強委員提出四點建議:

首先,要将移動支付作為推進數字普惠金融國策的核心戰略,為移動支付創新與“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政府應支持企業進行具有社會意義的創新,如試點生物識别應用于偏遠農村地區的遠程開戶等。以做強中國國内移動支付為基礎,為“走出去”完善配套政策,進一步提升移動支付的國際競争力。

其二,支持将移動支付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鼓勵中國企業與國外機構合作。中國移動支付具備國際領先優勢,周邊國家也存在迫切的需求,我們應該從政府間交流、外彙管理、信貸政策等方面鼓勵中國企業與國外機構合作,造福沿線人民。

其三,鼓勵中國企業牽頭制定國際支付行業标準,增強“中國标準”的話語權。中國國内移動支付的用戶體驗和安全性經過市場多年檢驗,政府應鼓勵中國支付企業全球推廣“中國标準”,勇于與“西方标準”競争,争奪未來發展“制高點”。

其四,加速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不同移動支付标準融合,建立區域級移動支付互聯互通的世界标杆。目前,香港金管局在當地推廣EMVCo二維碼支付标準,導緻内地和香港在标準上不一緻,影響了兩地支付互通體驗。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推進移動支付互聯互通試點。這既有助于區域貿易和金融效率的提升,也有助于港澳與内地經濟深度融合,對地區繁榮穩定将起到積極作用。

(攝影杜秋陳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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