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間的競争
由于各國利益不同，在國際間的經貿合作關系中，各國政治家鬥智鬥勇，都希望取得對己方最好的結果。國際關系，也是競争關系和博弈關系。博弈各方需要考慮各種規則，包括國際法、國際條約、國際慣例、國際道德規範等，除此以外，必然也包括叢林法則——以實力決定勝負。
戰後國際經貿合作規則與中國崛起
國際社會是一個靠實力說話的社區，實力包括經濟實力、文化實力和軍事實力等。每個國家的決策都需要充分評估博弈各方的實力（包括自己的、對手的、盟友的和對手的盟友的）做出決策。
二戰後，在美國主導下制定的全球化諸多規則，總的來說促進國際間的經濟合作和貿易。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自然禀賦之間存在巨大差異，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處于非常卑微的地位。幸運的是，一幫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家們能意識到這個問題，積極争取自己的利益。經過很多輪的談判磋商，發展中國家才在關貿總協定（GATT）以及以後的國貿組織（WTO）架構中獲得一些特殊待遇。一般的發展中國家，由于各種原因，并沒有很好地利用這些特殊條件，國際貿易條件長期沒有改善。而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利用了其中一些規則上的優惠，在保護自己産業的前提下，逐步對外開放，吸引外資，發展本國經濟；充分利用本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優勢，逐步取得一些技術轉讓；通過加大研發強度的方法提高本國的科技水平，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中國不僅崛起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在不少産業領域和科技領域進入與西方國家平等交流的地位。
國際關系中的強權政治
現代社會，各主體之間的競争主要是在各種規則之下的競争。可是，當強勢的一方不滿足于既定規則的時候，就可能使用強權或者暴力。這個時候，叢林法則發生了作用。盡管戰争總是被視為野蠻的手段，可是，它事實上總是被作為最後解決國際紛争，包括經貿沖突的最終方法。戰争通常會給雙方帶來痛苦，可是如果一方認為自己能夠獲勝，代價可以接受，就可能率先發動戰争。國家的抉擇，最終取決于對于所有相關收益和成本的算計。
19世紀初，中國對英國有很大的貿易順差——英國從中國進口大量的茶葉、瓷器和絲綢等傳統商品，英國的工業品在中國還沒有廣泛的市場，結果是英國大量的白銀流向中國。當年英國人不滿意這種狀況，遂通過走私手段向中國大量輸出鴉片，以不道德的方式解決貿易逆差問題。作為主權國家，中國開始禁煙。這影響到英國人的根本利益，遂發動了鴉片戰争，使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用暴力迫使中國放棄關稅壁壘，不僅繼續向中國大量輸出鴉片，還公然掠奪中國的财富。
鴉片戰争給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深刻的教訓：一個國家首先不能喪失主權，對外開放，必須是在有主權保護的條件下進行。失去主權保護的本國經濟，在國際競争中肯定處于不利的地位，貿易條件惡化，長期處于世界經濟的底層。
關于知識産權保護的博弈
專利制度保護知識産權，有利于鼓勵創新。不過，這套制度也可以理解為保護既得利益者。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高，當然擁有更多的知識産權。如果欠發達國家嚴格遵守這套制度，想要趕超就非常困難。因此，欠發達國家往往不會很嚴格去遵守這些規則，導緻屢屢有所謂侵權行為。這些行為從道德角度去解讀沒有什麼意義。當這些國家缺乏基本的發展條件，如何去考慮那麼多道德的事情？事實上，日本和韓國在經濟起飛初期也受到過很多類似的抄襲模仿等侵犯知識産權的指責。當然，被侵權的國家通常會通過國際組織以及外交手段等對侵權國家施加壓力。被指責侵權的國家政府需要做出一些措施或者姿态去應對和化解這些壓力。至于他們采取的措施認真到什麼程度，就視他們對于代價和收益以及風險去決定了。
當一國的技術水平上升到一定的程度，自己都會很積極地進行知識産權的保護，以鼓勵本國的創新以及保護本國的利益。中國在對外開放初期，經常被指責對知識産權保護不夠重視，部分原因是當時缺乏相關的法律制度，另一些原因是出于利益的考量。想象當時中國人花幾千元買一部電腦已經很困難，還要另外花一大筆錢買一套軟件，超出多數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不過，中國政府也不是什麼都不做，政府時不時也要打擊盜版行為，并且逐步建立知識産權保護的制度。由于相關的制度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段逐步建立并執行，中國人得以有一個比較寬松的過程去學習和接受西方的先進技術。顯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主權保護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些小國的政府，如果不能嚴格按照西方的規矩行事，很可能就被直接或者間接颠覆了。新中國能夠按照自己的節奏一步步地走向繁榮富強的境界，這首先因為中國有獨立的主權并且有保護自己的能力。貿易關系中的美國選擇
曆任美國總統在決策中都會把美國利益擺在最重要的考量位置。不過，特朗普可能是第一個毫不掩飾、赤裸裸提出“美國第一”這一理念的美國總統。同樣，要理解美國在貿易關系中的選擇，需要從美國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得失來分析。
全球化給美國帶來的挑戰
全球化的基本原理很簡單，各個國家專門生産那些本國具有相對優勢的産業，并積極參與國家交換和合作，可以增加全球的總體福利。這跟專業化分工合作的道理是一樣的。可是具體到每個國家，在全球化中的得失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擁有資本和技術的優勢，在全球的分工中處于較有利的地位，從中得到的好處是更多的。可是，全球化對于美國來說，也帶來挑戰，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全球化的好處分配不均。
盡管發達國家總的來說從全球化中得到更多的好處，可是發達國家的百姓得到的好處卻不均勻，甚至有一部分人得到了好處，另一些人卻支付了代價。美國的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很歡迎全球化，因為他們通過全球化的金融交易有機會賺取全世界的錢；矽谷的技術精英們也很歡迎全球化，因為他們在矽谷研發出來的很多技術可以通過出售、授權，或者在其他國家運用賺取豐厚的利潤。不過，底特律的汽車工人很可能不喜歡全球化，因為美國的汽車商把很多汽車廠搬到了墨西哥或者中國去了，造成汽車工人大量失業。特朗普能成功當選總統，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的一些反全球化言論得到了這些群體的熱烈擁護。
第二，全球化導緻制造業萎縮。
從國際産業層次來看，發達國家會逐步走向高端的産業——知識密集型産業，包括技術研發和服務以及專業服務等。世界五百強企業中，美國的跨國企業占的比重很大。一家美國跨國公司總部的員工不會有很多人，主要是從事資本管理、财務管理、法律市場、技術研發和技術服務的人員，可是，其在全球直接或者間接雇傭的員工可能數以十萬甚至上百萬計。為什麼美國的勞動生産率比中國會高很多？原因就在這裡。靠腦力吃飯和靠體力吃飯，收入肯定是不同的。
全球化使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甚至資本密集型産業逐步被轉移到成本較低的欠發達國家。最近幾十年來，美國的第三産業比例越來越高，第二産業的比重越來越低。即使在2008年次貸危機以後奧巴馬就呼籲“制造業回歸”，第二産業的比重仍在下滑。目前美國的第三産業占GDP的80.2%，第二産業隻有18.9%。
制造業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一旦經濟出現衰退之類的變化，失業率上升的時候，人們都會懷念制造業的好處。另外，一些戰略家會關注到制造業萎縮對國家長期發展形成的威脅。設想世界進入戰争時期，薄弱的制造業會大大降低國家的戰争能力。
第三，美國作為發達國家的危機感。
這個世界就像一個金字塔，最上面的位置，空間比較小，被發達國家占據着。可是即使上了這個層次，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随時有可能會掉下去。首先，這個有限的空間還有别的發達國家，他們互相推搡（競争）。國際汽車行業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寡頭壟斷局面，過去長期是美德日三國較勁的地方，他們各自在技術研發方面、市場營銷方面甚至外交方面角力。其次，後進國家可能趕上來，挑戰他們原有的市場地位。比如中國汽車行業盡管總體還屬于較弱的，但是在新能源汽車方面卻可能實現彎道超車。因此，占據高端位置的國家，如果有機會，把企圖“屌絲逆襲”的後進國家踢下去，是可以理解的。二戰以後，有不少發展中國家在走向發達國家的道路上屢屢受挫，如巴西、阿根廷等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本國的政治經濟政策的失誤以外，發達國家以各種方式的打擊，也是原因。再次，每個經濟體和每個行業都會有周期的變化。一個低潮期通常會對某一個經濟體或者行業造成猛烈的打擊，如果沒法恢複，這個國家就可能被降級。2008年的金融危機打擊了一系列的國家，其中如美國、德國和英國等憑借其豐厚的實力和适應能力迅速恢複，可是，如希臘等國家直到目前仍然一蹶不振。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希臘的人均GDP在2008年是3.04萬美元，經過八年的恢複，2016年仍隻有1.81萬美元，隻有八年前的六成水平！
美國國際領導地位受到的威脅
除了上述三個因素給美國人帶來的壓力，作為二戰以後第一大經濟體，冷戰以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面對的更大壓力還來自于崛起中的中國在未來對其霸主地位的威脅。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在WTO等國際規則之下迅速崛起，在提高産業層次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諸如高鐵、顯示屏面闆、核電技術、電網技術、新式戰鬥機以及航天航空等一些領域都進入了歐美的傳統優勢領域。事實證明，中國的政治體制，有其獨有的優勢，那就是國家意志力和國家集體能力能夠更充分發揮。正如連續紀錄片《五年規劃》所描繪的那樣，中國，就像一個大公司那樣運作，重視計劃管理，重視目标管理，而且，還很有執行力。過去一個個五年規劃、十年規劃都基本甚至超額完成了既定目标。中國不久前制定的《中國制造2025》提出了到2025年要進入世界制造業強國的行列，而且明确要在10個重要領域取得進步。而中國的中期目标則是在2035年進入世界制造業強國的中等水平，到2048年要進入世界制造業強國的前列位置。對于特朗普來說，看到如上的中國中長期目标，無異于聽到“敵人在磨刀”！
從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盡管仍然是世界頭号經濟大國，卻日益感覺到危機。當發現由其主導制定的現有國際規則不利于美國利益時，美國人就想放棄這些規則。
美國現在采取各種可能的措施狙擊中國是可以理解的。當然，中國人不能因為美國人的不高興，就放棄前進的步伐！中國在曆史上曾經長期是一個最富裕的國家，中國人希望“昔日重來”！
貿易關系中的中國選擇
如上所述，全球化盡管對世界總體福利是有好處的，但是從長期來說，各國從中得到的好處是不同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滿足于以資源和低端産業的發展參與國家分工合作，将會陷入相對優勢陷阱——長期陷入貧困的狀态。他們需要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步提高産業層次，才有機會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從引進外資進行勞動密集型産業，逐步進入資本密集型産業，然後再進入知識密集型産業。當前成為美國貿易博弈的頭号對手，從另一個角度也說明中國的成就。
要重視發生戰争的可能性
既然“生命即是競争，生命即是選擇，生命必須繁衍”，生命首先有保護自己的能力，才能在競争中獲勝，才能自主的選擇，也才能得到繁衍。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保持足夠強大的國防力量永遠是重要的。國與國之間的競争，國防力量是終極後盾。中國國内某學者曾經發表一篇文章《不要拿我交的稅款去建航空母艦》，他認為，各國都擴充軍力，會導緻各國軍力的互相抵消，還不如大家都縮減軍力，大家都有好處。如果從世界和平和總體福利來說，當然是對的，可是，中國人不維持強大的軍力，靠誰來保護我們？如果中國人總是站在世界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那誰來照顧我們自己的利益呢？該學者另一個觀點就是關于反對國家關于“18億畝耕地紅線”的政策。他認為，“在市場經濟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機制下，在國家糧食庫存和外彙收入充足的情況下，基本不會發生所謂的糧食安全問題。”可是，他所說的幾個前提如果不具備或者不完全具備的話，誰能夠保證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看看美國針對伊朗、朝鮮等國家的禁運手段，看看美國在2018年初對中興通訊實施的禁售美國敏感産品的政策——市場經濟的自由貿易、要素替代機制還在嗎？糧食，是維持一個國家人民生存最重要的商品。如果中國人連糧食安全都沒法保障，還有什麼底氣去維護發展的權力？即使如日本這樣高度發達的國家，都需要支付巨大的代價去保護本國的糧食生産。作為一個中國的經濟學家，在評價一項經濟政策的時候，說出這樣的話，令人懷疑他是否站在中國的國家利益立場上考慮問題。
某前外交官曾經說，一戰和二戰以及美國戰後介入的幾場戰争，已經讓大家都知道，戰争解決不了問題，不會再有世界大戰了。可是，一戰和二戰隻是一百内發生的事情，竟然讓大家都改變了延續數千年的競争規則了？
此二人的觀點很危險。曆史告訴我們，貿易争端極其容易引起戰争，因為戰争是解決國際紛争的最後手段。世界文明史，基本上也是一部戰争史。兩千多年前春秋戰國時期的著作《司馬法》就告誡人們：“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積極争取和平解決争端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筆者強調要重視發生戰争的可能性，并不說明本人是一位好戰分子。事實上，中美之間最好的結局仍然是通過互相妥協達成和平相處的目的。盡管曆史上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經常因貿易沖突走向戰争，但仍然有一些例外。如20世紀美國崛起替代英國的國際霸主地位，就沒有爆發大規模的軍事沖突。再比如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經濟上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最後也沒有釀成戰争。
中國目前所處的環境，很像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中的狀況——經濟規模有可能挑戰美國的地位；與美國有巨大的貿易順差。既然中美貿易博弈開打，雙方肯定會讨價還價，貿易博弈要和平解決，必須雙方都各有妥協。中國對于自己的應有權利（比如發展高科技）當然應該“寸土不讓”，但是在一些領域，中國可以考慮适當做出讓步。中國需要認真研究20世紀80年代美日博弈的案例，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如何從“廣場協議”吸取經驗
日本1989年泡沫爆破。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日經指數從約39000點開始暴跌，并進入漫長的熊市，最低曾下破7000點，目前也隻有約22000點。日本的GDP增長率近30年一直徘徊在1%左右的水平。很多學者都把日本泡沫破滅以及經濟陷入長期停滞的情況歸結于1985年日本簽訂的“廣場協議”。筆者認為，這個判斷是錯誤的。錯誤的判斷會誤導中國對美博弈的策略。
“廣場協議”的主要内容及其對彙率的影響
有人說，“廣場協議”是因為日本作為二戰的戰敗國對于美國強權壓制的一種屈服，是被迫簽訂的。筆者認為，這種解釋并不合理。當時日本在冷戰時期是西方陣營裡的一員重要棋子，可以說美國也很需要日本的合作以共同對付蘇聯為首的陣營。這構成了日本與美國博弈的條件之一。不過，美國當時揮舞貿易制裁的大棒，對日本這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造成的壓力是可以想象的。日本願意做出讓步，肯定也是掂量過成本和收益關系的。
1985年的“廣場協議”簽署國包括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主要内容是要求各簽署國協助讓美元貶值，改善美國的貿易不平衡。簽署國後來集體抛售美元，令美元對這幾個國家貨币的彙率都大幅下跌。其中，日元在随後五年（1985~1990）從大約一美元兌260日元，暴漲超過一倍，到約120日元。日元短期内大幅升值當然會影響到經濟，可是，其影響被很多人誇大了。
首先，“廣場協議”簽署以後，簽署國的貨币普遍都大幅升值，日元升值并不是個别現象，如同期的英鎊也差不多漲了一倍——從一英鎊兌1.05美元漲至兩美元！可是，從來沒有人說這個協議導緻了英國的經濟停滞。
其次，如果“廣場協議”導緻随後幾年日元被人為大幅升值，那麼過後的30年，市場力量應該讓日元彙率回複原來的水平才對，要知道日本實行彙率浮動制度，且資本自由流動。可是日元兌美元的彙率從1990年以來，一直圍繞一美元兌110日元的中間值波動（高點147，低點75）。這足以說明，當時日元的升值，是自然升值，向市場均衡水平回歸。從這個角度來說，日本如果在彙率方面做出讓步，實際上是“順水推舟”，把本來就要發生的事情做一個“人情”，完成了一筆重要交易。
“廣場協議”簽署後的日本的經濟發展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簽署“廣場協議”以後的五年（1985~1990），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況下，日本GDP增長率平均仍維持約5%的水平，GDP從1.38萬億美元增長到3.1萬億美元（其中顯然包含日元升值的因素）；日本的出口隻是出現了短暫的小幅下跌，然後重新進入持續上升的勢頭。這說明，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層次已經達到高端水平。高端的經濟體貿易條件比較優越，出口産品具有較強的議價能力，有可能在本國貨币升值的情況下，通過适當的加價得以抵消相關的不良影響。很有意思的是，在日本的出口出現短暫小幅下跌的時候，進口不僅沒有如預期那樣上升，反而出現同步的小幅下跌。這說明，現實經濟情況遠比理論上的假設情況更複雜。
日本經濟發展停滞的主要原因
關于日本泡沫爆破滞後長期陷入停滞的狀态，實際上與人口因素和城市化進程有關。美國學者哈利.登特（HarryDent）在其著作《下一個大泡泡（TheNextGreatBubbleBoom）》中，從人口統計學的角度認為，日本經濟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萎縮。他發現1989年日本泡沫破滅的當年，剛好日本的勞動力人口開始減少；2004年開始，日本的人口也開始萎縮。筆者認為，這個分析很到位。一個人一輩子的“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玩”都是需求，需求的滿足，就是經濟增長。一個人為了獲得購買能力，需要打工、做生意為社會創造價值。因此，隻要人口在增長，經濟就具有天然的增長潛力。人口在萎縮，經濟當然難增長了。日本人口近年有加速萎縮的傾向。在2016和2017年分别減少超過40萬。人口的萎縮對于房地産的影響尤為明顯。日本目前的住宅用地價格指數隻有約60點，還不到1992年（約125點）的一半。
日本經濟近30年的停滞，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城市化進程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也剛好在20世紀80年代末耗盡。有學者發現，城市化比率達到75%以前，城市化對經濟的推動力較大，此後就減弱。而日本的城市化比率剛好在1990年達到75%。可以說，日本在人口和城市化進程兩個重要因素的雙重負面影響之下，經濟缺乏繼續發展的動力。日本經濟的發展隻能靠勞動生産率的提高。事實上，盡管日本的人口在減少，但是總體的經濟水平還保持略有增長的狀态。而且，日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一直維持到2010年才被中國取代，确實難能可貴了。
總結與建議
綜上所述，中美貿易博弈，是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較量的一部分。從曆史來看，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爆發戰争的機會很大。中國必須對此有足夠的警惕并作好充分的準備。不過，中國應該仔細研究避免貿易戰釀成軍事對抗的方法。要達到和平解決貿易争端，通過談判互相做出妥協是必要的。日本20世紀80年代與美國的博弈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通過彙率調節了日美雙方的貿易不平衡是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值得中國參考。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看，人民币仍被嚴重的低估，美元兌人民币的長期均衡彙率應該在3.5左右，（具體請參閱“人民币兌美元彙率的長期趨勢分析”，藍裕平藍皓賢，《國際融資》2017.4）。中國通過對外開放，從全球化中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機遇。未來，還将通過“一帶一路”繼續擴大改革開放，其中包括讓人民币進一步國際化和市場化。讓人民币逐步走向其均衡彙率，不僅可能緩解中美貿易的緊張局面，實際上也有利于理順中國經濟的市場機制（攝影陳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