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配置論的元問題，是追問資源配置方式的最終根據，它正從市場何以可能、企業何以可能，演進為網絡何以可能。在經濟學學理上，這是斯密命題與科斯命題的悖論性命題。
市場何以可能，是斯密經濟學以及新古典經濟學的元問題。它針對的是物物交換的自然經濟以及小農經濟的集市的局限而進行的資源配置方式的推廣。強調社會化的統一的市場何以會成為獨立的資源配置方式。默認的結論是，社會化的、充分的完全競争形成同質化、無摩擦的經濟。
企業何以可能，則是針對無摩擦市場的局限性而提出的。由于以市場方式配置資源存在着某種不經濟的、無效的現象，表現為交易費用的存在——需要以企業内部協調替代外部協調1，為此以分層的、委托—代理機制配置資源有其合理性。作為配置資源方式的一種推廣，實際默認了壟斷競争的存在。所以企業成為以某種特殊方式（如科層制）配置異質性資源的一種相對有效的方式。
網絡何以可能，針對的是企業這種特殊配置方式的局限性而提出的。如果網絡确實是可能的（可行的），則網絡替代企業2，就會成為一種普适的配置資源的新方式。就象在海爾發生的事情一樣，扁平化、自組織的方式正在系統地替代科層制、他組織的方式。
就像科斯所提企業何以可能（針對斯密所提市場何以可能）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一樣，網絡何以可能，同樣是為了解決異質性成本問題。為什麼複雜網絡3降低交易費用成為可能，為什麼複雜網絡比企業化解交易費用的效率更高；它化解的是什麼樣的效率？後一個問題（多樣化效率問題），甚至是企業何以可能的理論還沒有來得及提出的問題。網絡何以可能：斯密與科斯的合題
比較市場何以可能、企業何以可能以及網絡何以可能，可以發現，網絡何以可能這個問題，是前兩個問題的綜合（合題），它實際是問：一種扁平化而又零摩擦的配置方式何以可能。這個問題的前半段是對斯密問題的回應，市場是扁平的，但具有較高交易費用（但斯密沒有認識到交易費用問題）；問題的後半段是對科斯問題的回應，企業是分層的，具有較低的交易費用（因此提出和解決了斯密沒有充分意識到的問題）。網絡一方面是扁平的，但另一方面卻是接近零摩擦的；為什麼它可以不通過科層制，卻又可以獲得比企業更低的交易費用？這是前人從未提出過的問題。
對這個問題如果用傳統術語描述，其解答相當于說，網絡是在用一個連續的零摩擦的短期契約集合，替代一個叫市場或企業的長期契約。其中的颠覆性在于對所謂熟人關系的認識。熟人關系（朋友信任朋友，再介紹朋友的朋友相互信任），過去一直被當作低效率的模式，但如果仔細觀察互聯網發動機（路由器）的原理，就會發現，最短路徑優先（鄰居優先）的超鍊接，不僅不是低效率的，而且比市場和企業的效率要高得多。這是建立在市場、企業思路上的傳統經濟受到互聯網經濟劇烈沖突的真相。經濟學家當然可以無視這裡邊的玄機，因為這不影響發工資，但經濟卻承受不了，因為新的圈地運動把錢都圈走了。如果要認真對待這件事情，在網絡何以成立這一問背後，要接着問出的是，為什麼鄰接這種短期契約在工業化之前是低效率的，但在工業化之後卻變成高效率的（同樣，農業社會低效的個性化定制與信息社會高效的個性化定制之間到底存在一種什麼樣的神秘聯系）？
站在網絡角度看，這個合題，又是一種補充，提供了一種新知。這就是與專業化效率并列的多樣性效率這一反向視角4。市場和企業都是現代性的産物5，主要強調專業化效率；而前現代的市場（市集）與後現代的市場（網絡）都以多樣化效率（從小農效率到個性化定制的效率）見長。沿着科斯之問追問的企業，具有報酬遞增的可能（這是新經濟增長理論的觀點），但隻是規模報酬遞增。對網絡來說，将發展為範圍報酬遞增。網絡何以可能這樣的問題，相對于市場何以可能、企業何以可能來說，要多出一問，為什麼小農經濟的個性化定制不經濟，而網絡經濟的個性化定制可以是經濟的（包括多樣性效率與範圍經濟）。這對斯密所說分工取決于市場範圍的說法也是一種間接回應。這一問對現實市場的慘烈洗牌來說，是碾壓性的一問。決定出局的經濟體為什麼而死，而活下來的因什麼而活。
接下來，為破解元問題需要提出一個體系性的框架，即均衡框架6。概括來說，第一個問題：網絡通過何種優化，比企業的效率和效能更高，因此可以替代企業；第二個問題：網絡如何在複雜性維度實現一對一的均衡。網絡經濟學的問題意識
“網絡何以可能”本身是一個技術問題，其針對的經濟所指，可視為一個這樣的資源利用問題：網絡的圖譜值越低（如分工不充分，導緻大量結構漏洞存在，合作7難以建立），資源利用越不充分；圖譜值越高，經濟地分享使得資源閑置越少。市場流動的除了競争，更包含合作，都旨在全網充分利用資源，并避免閑置。但恰恰由于它們的圖譜值較低，導緻資源利用（而非價值擁有）效率過低。網絡何以可能是說，為什麼以及如何使得資源在全網完全流動（或從圖的視角充分分享使用），使得資源得以更加充分合理地得到利用。
除了桑吉夫.戈伊爾的《社會關系——網絡經濟學導論》，現有的網絡經濟學教材，普遍存在沒有把網絡經濟的問題當真正的問題的現象，即沒有提出網絡經濟學的真問題。《社會關系——網絡經濟學導論》從微觀經濟學整體框架的框架性影響入手，提煉出與标準經濟學不同的框架性問題與不同的均衡框架。
同樣是以節點與它們之間的關系來定義網絡，戈伊爾不是像别人那樣，僅僅把關系當作一種外在于經濟學的現象。“第一個任務就是發現一個概念性的架構”8。把節點與聯接的組合，從概念，上升為概念的框架。把關系（聯接）内生于經濟學，從而在整體上改變了經濟學的原子論框架。原有的微觀經濟學框架，相形之下，就成為隻有節點而沒有聯接（關系）的特例性的框架。
與框架改變相對應的，是經濟學基本問題的改變和經濟學議題設置的改變。原來的基本問題，相形之下，提出的隻是原子論式的、唯名論式的問題，從個人利益外推整個經濟邏輯。網絡經濟學的提出問題的理論姿勢，變成與之相對的關系論式的、唯實論式的視角。把節點（個人）放進他的社會關系中去讨論，社會關系不再外在于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個人，而是成為整個網絡的一個内生變量，成為一個結構值（如“圖能量”，即對結構的複雜性排大小的量）。由于這個内生變量的存在，原來的個人節點加在一起，還要加上社會關系，才能等于整體。相當于一加一大于二，個體之和大于整體。在這樣的框架中，自利、利他這樣的原子論概念沒有了，隻有關系論的互利。
由此，戈伊爾提出了以下兩個不屬于标準經濟學而專屬網絡經濟的基本問題。
（1）在一個社會裡面，人際聯系模式的經濟效應是什麼？
（2）當每一個個體在考慮了自身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利益後互相建立紐帶時，會出現什麼結構的社會關系？9在一物一價的世界（見《情境定價》一書）中，均衡問題的問題本身是什麼呢？這才是網絡經濟學的真問題。其實，我們所有人已身在其中了，但不自覺。在微信中，我們已切身體會到了幾百年後的人類新秩序，正如戈伊爾說的：“在這種情形下，朋友、同事、熟人等通稱為鄰居（neighbors），他們的經驗是有用的，因為這些經驗提供了關于各種行動的有價信息”10。
有價值的信息代替了價格信息，我稱之為“信息替代”，即具體價值替代抽象價值，非一般等價物（信息）替代一般等價物（貨币）。總之，信息替代貨币，第三次浪潮替代第二次浪潮。
對經濟學來說，體驗人将替代理性人。理性人的最高級的人類問題（哈姆雷特問題）是：有錢，還是沒錢？體驗人（又譯經驗人，二者在英文中是一個詞）的最高級的人類問題是：幸福，還是不幸福11？
網絡經濟學的核心突破：分工多樣化效率
這時（網絡經濟時代）的市場，結構已在發生變化。現有市場分析框架，已不足以描述新的結構，具體表現為它的框架中，沒有内生顯現多樣化效率的維度。對于可以個性化地配置資源，提高分工多樣化效率的這種特殊市場，我們可以用網絡來名之。
首先要增加一個新概念，這就是最短路徑概念。因為互聯網不同于市場與網絡的全部精髓，就在“最短路徑優先”原則之中。網絡優化從網絡科學移植到網絡經濟學，就變成尋求成本意義上的最短路徑（最低交易費用）的最優化問題。最優化中，收入最大，利潤最高與成本最低，原理是相同的。本書隻以成本為代表來研究。
分工多樣化效率的文字含義，在經驗上指系統應對變易的容易程度。與分工專業化效率相反之處在于，一般對專業化效率來說，系統越具複雜性（越多樣化），成本隻能越高，處理這樣的事務隻能更難。而多樣化效率是指，系統越具複雜性（越多樣化），成本相對越低，處理這樣的事務更容易。例如，智慧就具有多樣化效率的特征。多樣化效率對應的英文是simplexty（工業4.0的核心理念），是指讓複雜性變得容易。即，處理複雜性事務的成本，隻有原來以專業化效率方式處理簡單性事務的成本那樣低，因此顯得容易。也就是，“好像”很簡單，但實際并不是化繁為簡（化複雜性為簡單性），而是降低了“繁”本身的成本。
變易在這裡泛指一切向複雜性、多樣化方向變化的事物。例如創新、質量、個性化，都是簡單性的反義詞，是複雜性、多樣化的同義詞。
這樣一來，将帶來顯著的政策提法的變化。例如，提高經濟質量，不再簡單等同于提高專業化效率，也不再等于提高經濟運行質量，而是指提高經濟本身的多樣化效率，使質量從不經濟，變得經濟。在微觀上就相當于戴明說的意思，是指提高質量本身，就讓成本下降。提高經濟質量，改指讓國民經濟提供更多高質量、高附加的産品和服務，變得更加容易，達到simplexty的程度。進而言之，将simplexty翻譯回古代漢語，就是易，指不易、變易和容易的三位一體，如，企業核心價值觀“不易”，企業一切圍繞市場變易而“變易”，而使這一切變得“容易”。也就是容易地實現基業常青12。這就是多樣化效率的現實針對性。
網絡經濟不是要用多樣化效率排斥專業化效率，而是以專業化效率為基礎，提高多樣化效率，即以工業化為基礎，提高信息化效率，最終要達到更發達狀态，即比分工專業化的發達水平更高的分工專業化與分工多樣化同時發達的經濟。這種發達狀态的極限值，就是達到亞裡士多德稱為“美好生活”的滿意度的幸福值，意思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13。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中國科學院《互聯網周刊》主編，該文已寫入《網絡經濟：内生結構的複雜性經濟學分析》一書）
1.當企業部門間協調成本低于企業之間協調成本時，企業替代市場；而當企業部門間協調成本高于企業間協調成本時，市場替代企業。
2.在海爾，表現為轉型過程不再是企業轉型（從一種企業轉向另一種企業），而是轉型企業（把企業轉型為不是企業的結構，即轉型為網絡）。
3.我們在本書中用複雜網絡指代窄義的網絡（互聯網），而不包括市場、企業這類網絡。
4.多樣化問題起于斯密，經楊小凱重新發現。楊小凱曾說：“多樣化和專業化的發展是分工發展的兩個方面”（楊小凱《經濟學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37頁）
5.這裡的市場是同質完全競争市場的特指，自然經濟中也有市場，但這隻是口語意義上的市場，而不是新古典語義中的市場。例如，它不能實現要素的充分流動，不能形成社會化的統一大市場（存在衆多本地價格）等。
6.如果不用均衡框架對問題進行規範，則讨論的得與失都不能認為是全局性的，局部的得可能是全局的失，局部的失可能是全局的得。
7.合作地使用資源本質上是分享使用；競争地使用資源則是排他使用。非競争性使用即非排他性使用，即合作的本意。而由競争派生的合作，則是外在的契約，是交換。從這個意義上說，合作先于交換。這裡的合作不是從競争中派生出的，而是在先的，至少是與競争并列的。這種合作，與協同共用資源是一個意思。
8.桑吉夫.戈伊爾.社會關系——網絡經濟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
9.桑吉夫.戈伊爾.社會關系——網絡經濟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
10.桑吉夫.戈伊爾.社會關系——網絡經濟學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3
11.也可理解為生活美好，還是不美好。
12.基業常青是個西方概念，指上述不易與變易的統一。中國文化增加了一個“容易”，因此是說容易地實現基業常青。“易”是指讓民族基業常青，對經濟來說，就是讓經濟基業常青（高質量可持續地發展）。
13.按這一标準，所有工業化國家，都将降格為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國家隻有實現美好生活，才能成為這個标準的發達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