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kerA.Zahra著名管理學家，主要研究領域橫跨戰略管理和創業學，及管理學的諸多領域和專題。榮膺美國管理學會會士（FellowoftheAcademyofManagement）。明尼蘇達大學卡爾森管理學院戰略管理與創業系終身講席教授，創業中心學術主任。研究曆程
梅亮：Zahra教授您好！您在全球創新管理與戰略管理研究領域是富有聲望的知名學者，我們熟知您的研究成果。首先我想請問您是否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您研究所聚焦的主題，以及您所研究的相關問題的演進關系。昨天您在清華的報告主題聚焦全球創業與創新生态系統，能否請您對您的研究背景做一個介紹？
謝克·匝若：我的研究是不斷發展的。早期的研究主要關注公司治理體系及其對創新的影響。之後我開始關注公司創業，并思考公司，尤其是産業中的大型在位企業，如何通過在公司的運營中引入并實施創新創業，以更新疊代自身，從而實現競争優勢的持續提升。我想這一塊是我所有研究主題中産出最豐富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這之後，我開始在組織研究中聯結技術、戰略、創新、創業，并開始讨論新技術如何影響創業活動，以及在位公司，尤其是國際化的公司如何有效實現創業過程的資本化。因此我對技術型企業做了大量的研究，讨論技術型企業如何實現國際化，以及由國際化而引發的創業過程是如何湧現和發展演進的等等。
這之後我開始關注企業國際化的主要結果，以及企業國際化的持續優化進程中的知識創造活動。這些知識創造活動聚焦于多樣知識的創造，以使得公司能夠有效利用這些知識拓展新業務、開發新産品、設計新商業模式等等。
在這之後的一些寫作中，我試圖從一個重要的角度予以思考：企業如何學習、如何更新并優化它們的知識基礎，如何通過自身的運營實現知識的資本化，什麼樣的組織知識來源于它們的創業活動等等。由此，在全球化情境下考慮将創業視為一種“知識活動”，成為我當時研究工作的核心觀點，其也為我赢得了2014年全球創業研究領域的影響力最大、受認可度最高的卓越研究獎項。
這以後，我開始讨論公司如何聯結自身的知識基礎與所嵌入的全球生态系統。這一研究聚焦于跨國公司以及逐步興起的跨國合作與跨國業務協同，同時還包括跨國公司如何在他們已有的組織系統中注入新知識，以及這些新知識如何轉化為不同的創新創業活動，并實現新創業務與行業在位企業和新創公司的聯結等等。我想強調一點，我做了一個研究上的重要決定，也即重點關注新興企業如何與成熟的行業在位者開展協同，為何新興企業能夠創造成熟行業在位者無法複制的多樣化知識，以及這種多樣化知識如何重塑行業競争的動态性等等。因此我研究了生物技術、軟件、通訊、制藥等許多技術密集型産業，其都存在新興企業與成熟行業在位者的合作與協同。最終這一些研究在理論層面轉化為生态系統中企業專業化屬性的讨論。
我發現這一研究議題是非常有趣的，我注意到您對大衛·梯斯教授做過一個專訪，我的這一塊研究是與梯斯教授關聯的，因為探讨公司使用知識意味着可以創造新業務，但是公司應該怎麼做呢？我由此開始讨論能力的問題，并在之後的一些論文中讨論吸收能力、轉換能力等組織能力。這裡最重要的問題在于企業如何保持這些能力的有效性，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開始研究組織能力如何向動态能力進行轉化。梯斯教授也對創業過程有研究，但更多是聚焦過程的微觀視角，讨論企業的轉型與變革，比如知識的轉化、運營過程的提升、以及新能力的創造與舊能力的再造與疊代等。
梅亮：您提到技術型企業及其國際化的議題，是否有特定的産業聚焦？
謝克·匝若：我事實上對通訊産業有15年的跟蹤，也關注德國、美國、韓國、日本等國的醫藥産業，也關注生物技術産業。此外，我還關注美國的電子消費品産業，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富裕的産業，不僅擁有許許多多的産品，還擁有許多技術密集型的國際化公司。在這一領域美國公司與許多日本、韓國和中國公司是緊密聯系的，這給了研究企業能力的動态變革與演化提供了豐富的情境條件。在電子消費品産業之外，我還聚焦美國醫藥産業的研究，這是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在我教學中我能接觸到許多醫藥産業經理人，這提供了調研的便利，這些一手的調研數據是二手資料中無法得到的，有很大的研究價值。
以上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産業，我也從這些産業的研究中學習了很多。針對中國，事實上在1997-1999年間我有到過廣州，第一次調研一天，後來第二次開展了三周半的調研，當時有機會在廣州的跨國公司調研。我還關注過瑞典企業、法國企業等等。所有這些企業調研都會關注什麼樣的技術是企業希望擁有的，以及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希望達到的商業目标等。最早關注于技術的開發，後期就着重關注如中國市場等市場環境了。了解這些産業和企業的變革和演化是非常有意義的。
借鑒日企在全球格局中的技術創新之路
梅亮：您提到全球生态系統。您在美國、德國、日本、中國等國都具備多樣化的企業研究經驗，結合您的經驗，您如何看待中國企業呢？
謝克·匝若：是的，我接觸到大量的中國企業數據。這使我意識到中國企業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他們的技術能力在不斷加強。我想這是我今天到訪清華的重要原因，我不僅僅是在了解觀察中國企業，我同時在學習中國企業，并與中國企業建立友好的關系，這使我能夠通過研究中國企業的創新、技術、創業的演化深入思考中國經濟。事實上，在我職業生涯早期，我關注的是技術型企業為主的集群。這以後我緊密的跟蹤中國企業的成長與發展，我發現每一次來中國，這個國家的面貌都是嶄新的，變化很快，企業商業運作的模式也不斷變化，盡管背後的文化是不變的。
梅亮：事實上從國際化的視角，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處于追趕的階段。當中國本土公司逐步融入全球價值鍊和全球生态系統的時候，其實會遇到很多問題的。比如許多中國企業在國際化時需要應對不同的制度體系，而且許多中國企業本身的技術基礎是比較薄弱的。您如何看待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問題？
謝克·匝若：是的，我承認沒有絕對的公平，你能看到許多巴西的企業、土耳其的企業、印度的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面臨相似的挑戰。問題的關鍵在于企業是否能夠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場并在這個利基市場中打造專業性。日本企業和韓國企業也有相似的困境，緣于他們的價值鍊、供應鍊，同時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也比較落後，需要重塑與更新。因此，由于跨國公司擁有不同哲學思考、不同的行為方式，其在進入海外市場時往往遇到許多困難。日本企業在這一點上是非常聰明的，他們采用許多不同的技術創新延伸現有的分銷渠道，同時利用不同的技術創新改變公司的競争方式。這些技術變革中的許多産品而今在全球市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iPhone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日本人實現了手機技術的小型化（iPhone中有很多技術領先的日本零部件供應商）。現在iPhone的一切都是小型化和微型化了，這是日本企業的功勞。在這個案例中事實上日本企業并沒有直接與美國和歐洲的跨國公司展開競争，相反，日本企業決定整合産業并創造不同的競争模式，這裡就是實現歐美主導的iPhone的小型化微型化。中國企業深谙日本企業成功的經驗，并不斷調整着中國企業自己的全球價值鍊。所以我認為中國企業現在做得已經非常好了。你去美國的超市可以看到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是中國制造的。所以說成功的企業需要明确的價值鍊定位，而問題的關鍵在于是我們怎麼看待價值鍊的各個方面，比如來自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對價值鍊的影響等。比如美國，其之前對韓國、日本等國的态度是一樣的（美國希望占據價值鍊高端的部分）。
借鑒德企的本土和全球市場平衡之路
梅亮：如您所言，中國是一個高人口基數的大國，這使得本土大市場成為中國企業競争力的一個先天優勢條件，您怎麼看中國的本土市場對企業的影響？
謝克·匝若：是的。龐大的本土市場是中國企業的重要競争優勢來源。但是我們要注意事實上美國曆史上也有大規模的本土市場，他們由此大規模、高強度地投資技術、以及重大工程項目，以實現創新對本土市場的價值輸出。這個戰略可以同樣被中國借鑒。從上世紀90年代，我來中國已經好多次了。對比當初，中國現在的基礎設施好多了，技術先進多了，學生與技術工作者的能力水平高了許多。我認為現在的關鍵在于一方面企業需要滿足地方市場的需求，同時提升自己的國際化水平。我非常同意你的觀點，龐大的中國本土市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要注意一點，有些時候過分強調本土市場可能會使公司忽視國際化，減弱國際化運作的動機。德國公司在這一點上是值得借鑒的，它們有效的平衡了本土市場的投資和國際市場的技術擴散。
中國應更多投入自主創新和共同研發
梅亮：您了解中國事實上有效的利用本土的大市場去開展國際化活動，比如我們熟知的“市場換技術”。您如何看待這樣的開放創新戰略，因為事實上市場換技術可能會取得成功（開放市場後得到核心技術），也可能面臨挑戰（開放市場後無法獲得核心技術）？
謝克·匝若：市場換技術是高度專業化的，其意味着為特定的技術創造機會。我認為中國企業需要與外國夥伴共同發明、共同生産、共同創新，同時在這一過程中釋放本土市場與國際市場。但問題在于在全球市場中，中國企業如果長期作為模仿者、市場跟随者的形象予以競争，會對國際信譽有影響，緻使外國夥伴很難真正信任并開放技術。跟随者戰略的确是有許多優勢的，但是換個角度來看，如果你可以引領技術，一些時候你失敗了，但失敗本身就是市場的一部分。市場邏輯是無法保證企業每次獲得成功的，正如許多制藥企業花費了大量的資金投入研發，進一步加大投入實現研發向産品的轉化，但他們僅僅能夠從少量的産品中實現商業價值回報。所以說面對國際市場，有許許多多的不完美與不完備因素，包括制度、文化、經濟等方面，企業是無法在一開始預知創新的結果的。但是重點在于如果你不對自主的技術和品牌予以投入，你是無法在市場上獲得信譽的。你可以使用其他技術來輔助推進你的演化和追趕，但是企業需要在某些時候對自主的技術和品牌予以投入。這好比我跟許多的博士生一起工作，你也可以同時找到許多的合作者，但是你在一些時候需要成為研究的領導者，這也是為什麼說我們需要學者有獨立研究的能力。這一比喻在企業、産業和國家層面也是一樣的。
如果沒有自主的實踐，中國永遠不會成為受尊敬的技術強國，當然這和時間也有關系。如果你觀察全球統計數據，比如專利或者研發投入或者科學家與工程師數量等等，我們能看到中國在這些方面表現出色，且有很強的影響力。但我們需要意識到發展階段的問題，現在我們讨論的是中國過去的情況，可能美國和歐洲并未意識到中國已經跨越了完全依賴西方發達國家的階段。我看到了這個問題，中國正在湧現許許多多自主的思想和發現。政治家們對此會有自己的解讀，他們對現有的技術政策不會完全的了解，但他們能夠通過市場體系的保護來實現自主技術的發展。政治家們事實上往往嘗試管理和培育動态的市場體系。如果你真心希望由市場告訴你誰是成功者誰是失敗者，你需要做深入考慮。我知道中國經驗是不同的，且難于被我這樣的外國學者所理解，因為我也不是政治家或者技術政策專家。但是我們可以認識到的是，比如新加坡、韓國，國家體系有時需要專家進行解讀。在美國也是，決策往往都是來源于個人的重大發現和企業的重要洞見。
傳統企業應加大人才引入和新知識導入
梅亮：我的下一個問題是，從全球創新體系或者全球價值鍊的視角，大多數中國傳統的産業都處于微笑曲線的低價值端。您覺得這些傳統産業企業如何有效實現自身的轉型并使自己更好的處于價值鍊的高附加值位置呢，而不僅僅是通過中國制造的方式？
謝克·匝若：我很希望自己能了解答案，這個很難。但是我們可以找到的線索是，是否能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得到借鑒，其中的核心在于新知識的導入和傳播，以及高級人才的引入。這些人才不需要完全是本土市場的，因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進程和規模化運作已經使得人才需求變得更加多樣化和國際化。許多企業高端人才目前都來自頂尖的大學，他們非常有優勢。企業如何才能為這些人才提供通道呢？因為這些人喜歡住在國外，但是同時能夠創造新知識以幫助企業的成長與發展。這是我認為非常重要的第一點。
第二點涉及質量導向目标的變化。企業聚焦于市場進入是對的，但問題是企業應當處于市場的什麼位置？你不能夠成為低端市場的成員，因為像柬埔寨、越南這些國家都已經占據了低端市場的位置并在不斷追趕。在這些市場位置，低價低成本往往是最好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越來越多美國教授開始發現越南的優勢。這些國家的産品大概像中國15年、20年前的産品一樣便宜，這符合價格的演化規律。企業處在知識密集型産品涉及的規模和邊際效益的平衡之中。我認為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因此，歐洲的産業已經開始面向未來的演進做一些轉移了，并重點聚焦對未來的産業進行前瞻性的投資和布局。你了解一些歐洲的企業，它們現在比如越來越多談論和思考人工智能等面向未來的發展。那麼對中國企業，同樣對美國企業，他們應該怎麼思考呢？沒有人知道這個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産品必須符合市場與客戶的響應。我們可以對可能成功的新産品進行前瞻性的分析，比如我提到的人工智能是需要中國政府和企業高度關注的。我們需要思考未來十到十五年市場會成為什麼樣，以及那時我們如何實現自身的差異化。我們不應當去重複曆史，我們必須擁有控制權，并同時保持經驗與知識的開放共享，這是很難平衡的事，充滿挑戰。
梅亮：您回溯了比如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以及最近的大數據、數字化等熱點，您如何看待新興技術對全球創新系統的影響？
謝克·匝若：我考慮過這個問題。新興技術是有自身體系的，如果新興技術要對産業産生颠覆，它需要符合競争的規則。更重要的，新興技術正在颠覆已有的系統。如人工智能的競争，對許多傳統産業與模式進行了颠覆，比如人工智能對教育體系的颠覆、對醫療體系的颠覆、對傳統産業和工廠的颠覆等等。我認為颠覆會以各種方式呈現，新興技術也會由此改變價值鍊、改變全球供應鍊。我認為未來，擁有專業化技能的勞動者将變得更有價值和競争力，知識工作者尤為重要。我認為知識工作者會變成一個知識智能體，引導變革、創造、探索的知識智能體。
全球合作中應注重互惠互利
TBR：您有深刻的全球化洞見。您覺得全球化情境下中國應當如何開展與更多國家的跨國合作呢？第二個問題是，作為一個全球系統，您提到對這個系統的創新治理問題。我想這是一個大問題。比如目前中美的貿易争端，部分也源于創新治理問題。全球體系的創新治理變得越來越關鍵。從您的角度，中國應當如何提升自身的創新體系并更好地将自身的創新體系整合到全球體系的框架之内呢？
謝克·匝若：好！你知道過去美國是許多産業的全球技術絕對領先者。所以對于歐洲、拉丁美洲、中國等來說，他們很自然的對美國産生依賴。因此很多的公司、國家事實上都是以美國的創新為标準的。這個是好理解的。但是我認為中國在這些國家中有一點不同。我覺得兩方面的不同是我們需要關注的。第一，中國在技術層面正在不斷的提升和強化，這一定程度上會對許多跨國公司在技術層面的利益有挑戰，他們不再能夠安穩地做技術領先者了。第二，我聽到一種觀點，就是說中國希望加大出口，這會引發與國外企業在同質出口業務領域的競争。當中國企業引入投資者的時候，中國企業事實上希望收獲的不僅僅包括投資，還希望獲得知識。在此基礎上，中國企業把知識轉化為本土市場的競争力，以及海外出口。這對于美國企業是有挑戰的。由此，大量的跨國企業參與的聯盟出現了，其促進了知識的共享，市場的開放等。我不清楚中國市場的開放是否容易，但是在美國，美國市場開放事實上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美國人其實需要做出抉擇，一方面是中國企業在市場中，輸出大量的産品，中國企業在不斷壯大；另一方面在于美國人本身對相關産品的消費數量遠遠大于本土企業生産制造的數量。當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美國和中國可能是不一樣的。
因此，美國人需要對此做思考。産業層面更多的人持悲觀的觀點，認為中國企業産品大規模的國際輸出與國際出口，給美國本土的産業帶來挑戰了。但是事實上美國公司也大量外包業務到中國。因此我認為關鍵點在于更好地建立合作與開放創新體系。我認為歐洲同樣會對中國企業大量兼并收購歐洲的科技型公司感到害怕，這些被收購的公司很多甚至有軍用的價值，比如石油公司等等。因為對中國來說，與伊朗、拉丁美洲國家等其他國家都是可以進行合作的。你可以看到全球範圍内很多美國之外的公司都被收購了，這個可能會給美國帶來擔憂。但我認為不同的戰略動向是可以減輕這種擔憂的。因為我們看到這一些企業國際化的事實在許多年前同樣适用于韓國、日本等的發展經驗，這不是全新的。因為當這些新興國家逐步崛起的時候，美國曾經是國際領導者。現在輪到中國崛起了，美國人會問，中國崛起将會帶來什麼？我認為我們需要認識到開放與合作，共同的、互利互惠的項目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正在快速的發展與崛起。這不是簡單的快速發展，而是中國正在快速的變強大。這可能會引發些許争端，但是我要強調的核心是，當我們考慮商業轉型之時，我們需要關注聯盟、開放市場等。美國市場并非完全開放的，許多産品事實上是受到嚴格管控的。當然現在美國開始考慮關稅的問題，比如鋼鐵産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美國鋼鐵産業在1980年代處于瀕危直到韓國實現了鋼鐵産業的大量技術突破并輸出了許多創新，現在中國開始大量消費鋼鐵。許多支持特朗普的美國鋼鐵公司不喜歡美國的鋼鐵産業政策。因為美國鋼鐵企業大量問中國買鋼鐵，關稅的增加事實上會加大本土公司的運營成本近40%。因此政治家思維和經濟解決方案之間還是有潛在的錯配的。
遠見者、概念制定者、機會搜尋者稀缺
梅亮：您多次提到組織能力的重要意義。什麼樣的能力是您認為在組織未來發展進程中重要的能力？尤其現在我們知道企業成長與發展面臨着越來越多的技術與市場不确定性。
謝克·匝若：大量的文獻談論這個話題。但如果你思考我們讨論的是面向未來的競争之時，我們需要關注一些願景和遠見，關注那些有能力概念化和描述未來市場的人。這些人可以将未來清晰抽象地描述，并給出企業如何走向未來的見解。這是我們最為需要關注的技能。這種技能事實上也是一種創業能力，因為其意味着我們需要用不同的方式行事。這種能力而後才會轉化為其他不同的能力，比如技術能力、市場能力等等的組織能力。我認為在市場成熟以前，成為遠見者、概念制定者、機會搜尋者是富有價值的，但卻是很稀缺的。
正如我所提到的，能夠對未來有準确願景的人是非常有價值的，他們理解不确定性并能在變化中成長。如果你思考這個問題，就能理解管理教育目前為什麼受到大量的沖擊。因為在過去，商學院主要教技術、策略等。比如公司如何做金融。但這種教學模式并未啟發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并未訓練學生的分析思維，尤其是針對未來的批判思考和分析思維。你可以說以前有戰略計劃和戰略預見的課程，但這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應當注意當我們經曆越來越多的危機、混沌、颠覆等，所有的企業運營技術隻能幫助企業很小一段時間，但是面向未來的批判性思考和分析性思維确可以幫助企業很長的時間。所以我說這種能力是稀缺的，許多時候公司真的需要多樣化背景的高管團隊，他們甚至彼此争辯難以調和。但是當他們得到共識的時候，這對公司應對不确定性是有好處的。然而現實中很多高管團隊并不這樣運作，他們可能因此錯過未來産業發展的關鍵機遇。
商學院應強化面向未來的思維方式
梅亮：您提到商學院的教學，以及管理學大師與學者的作用等。您覺得什麼樣的教學工作是有用的，商學院面向未來自身應該如何轉型，商學院的學者面向未來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呢？
謝克·匝若：許多人談論這個話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面向未來的思維方式，其來源于一些争議和批判性思考。你會認為這個很重要，但是我們需要進一步重視和強化它。我不會以這樣的方式教我的學生：比如我們如何訓練直覺以及分析技能？我發現更多的教授分析技能而非直覺。這可能是有問題的。此外，我們也會談論公司到底在做什麼。但是重點在于我們需要了解商學院的教授事實上是與商業共同體的實踐有一定距離的。商學院教授很少和經理人、投資者、創業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進行交流。他們需要更多的走出去，觀察并學習企業實踐。我認為商學院的教授需要關注産業走向何處而非産業在何處。我們需要曆史經驗去了解情境。同時，聚焦未來導向可以強化我們的直覺和創造力，而非僅僅是分析能力。我認為這是我們應當考慮的。這通常很難，因為在美國，即使是像我所在的最好的商學院，都做很多的在線教育，老師無法在在線教育的部分教學生關于直覺的培養，隻能夠教他們如何進行分析。這就促使我思考商學院教學發展方針的問題。但是目前的教學方式，大家還是接受的。
本文責任編輯：張春晏
梅亮：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後，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