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1978年，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标志，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曆史征程。從農村到城市，從局部試點到全國推廣，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站在新的曆史方位上，過去40年改革開放有哪些成功經驗？下一步如何繼續推進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改革？如何全方位擴大開放？從本期開始，本刊推出專欄，邀請全球知名學者，總結和反思中國40年的發展曆程，為中國未來發展建言獻策。
中國有能力推動變革，但前提是教育體系必須轉向解放創造力、鼓勵自由的創新思想
杜思齊劍橋大學校長杜思齊（StephenToope）是這所世界著名學府建校800多年來的首位非英國籍校長，在此之前他是加拿大不列颠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在英國脫歐的背景下，這一決定曾引發諸多争議，一些英國議員反對由加拿大人來管理英國最高學府。但劍橋大學師生們并不介意，并歡迎在劍橋拿到法學博士學位的杜思齊。2017年10月起，杜思齊開始了他在劍橋大學的任期。上任不久，他就與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進行了會面。杜思齊表示，進一步拓展與中國的交流合作是劍橋大學的主要發展戰略之一，他願發揮積極作用，推動劍橋大學與中國高校的交流與合作不斷邁上新台階，助力英中關系“黃金時代”。
日前，杜思齊在2018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對《中國經濟報告》表示，劍橋無圍牆，這裡先後走出了牛頓、達爾文、霍金，是衆多科學創新的誕生之地。中國在下階段改革開放過程中，應發展創新導向的教育，為推動全球思想和技術的進步作出貢獻。
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不再是制造業，而是研發、創新和教育。站在改革開放40年的十字路口
中國經濟報告：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回顧過去40年的發展，中國毫無疑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你認為中國最重要的成功經驗是什麼？當前中國改革開放面臨哪些挑戰？你的主要擔心是什麼？
杜思齊：關于評價改革是否取得成功，我想，如果政府推動改革的目的是為全社會提供一個能夠實現自我價值、獲得成功的環境，那就可以說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衆所周知，在過去的40年時間裡，中國成功地使8億人口徹底擺脫了貧困，如果考慮到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以及較差的人均收入基礎，這個成就是了不起的。總的來說，中國人更富了，更健康了，有更多成功的機會，受教育程度也更高。不得不說，作為一個大學校長，中國這40年來教育體系的變化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認為中國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當然我所說的這些挑戰中國政府都很清楚。
第一個挑戰是利益分配，如果将中國東部和西部地區、城市和農村進行比較，機會還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說利益分配并不均衡。這是一個世界性問題，不僅僅是在中國，西方國家收入不平等也很嚴重，非洲、印度也都存在利益分配問題。中國在下一階段的改革和發展中應該考慮到更廣泛的利益分配。
第二個挑戰是環境，我認為這是一個根本性挑戰，因為它對全世界都會産生影響。從世界發展的曆史來看，經濟發展非常迅速的地方，都曾出現過大規模污染，無論是19世紀的英國，還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美國。現在中國也面臨污染的挑戰，需要思考如何追求更加清潔的發展。同樣，這不僅僅是中國需要考慮的問題，在其他國家也很重要，但我認為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使得環境問題被嚴重忽略，現在必須有所轉變。
中國經濟報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過去被高速增長所掩蓋的結構性問題逐漸浮出水面，比如産能過剩和債務積壓。你怎麼看這兩個問題？
杜思齊：關于過剩産能，每個政府都有強大的動力去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以獲得人們的支持。在某種程度上，我非常欽佩中國，要知道在加拿大或英國，即使是一些我們都知道十分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速度有時也非常緩慢。中國在一段時期内可能存在産能過剩的問題，但從未來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不是什麼大問題，因為随着經濟體量的增加，基礎設施的需求會更大，産能過剩問題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
債務問題非常有意思，因為中國傳統上一直是一個儲蓄大國，現在債務在積累。在我看來，随着經濟的發展以及對債務的妥善管理，中國在金融監管方面總體是謹慎的，所以雖然債務水平快速上升，但未來幾年也會自我修正。
中國經濟報告：你作為一名法律專家，對中國當前法治建設有何建議？
杜思齊：關于法律制度方面的問題，我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曾與中國政府官員讨論過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法治意味着每個人都适用相同的法律，而且每個人都知道這些法律。即使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也必須遵守法律，不能繞開法律。
從根本上來講，一個國家要想在全球開放市場經濟中取得發展，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法治都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争端解決機制要公平，不能帶有國家偏見。如果你想吸引投資者、促進貿易，就必須讓國外利益方獲得和本國利益方一樣大的話語權。
中國在法治建設上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在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實踐以及公平解決争端的法律制度建設方面還需要重申其基本承諾。在我看來，無論是執政黨的總書記，還是麥當勞的服務員，所遵守的法律應該是一樣的。這是法治建設的基本問題，我的建議就是中國應繼續沿着這個方向去完善。特别是在一個強勢的執政黨領導下，完善的法治是避免走向錯誤方向的有效機制。
中國經濟報告：有人說，中國改革開放正處于十字路口上。正如我們剛才所讨論的，中國過去在改革開放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貧富差距擴大、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增長不可持續等等。那麼你認為中國現在是否要轉變改革開放的模式呢？
杜思齊：我認為中國現在需要從第一代改革開放轉向新一代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轉型過程可能會很艱難，因為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不再是制造業，而是研發、創新和教育。要實現這種轉變，需要對科研基礎設施、教育基礎設施進行大量投資，也需要一個解放創造力的環境。很明顯中國有能力推動變革，但前提是教育體系必須轉向解放創造力、鼓勵自由的創新思想，這樣人們才敢于探索、突破現有思考框架的桎梏，創新才有可能發生。
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如果一個國家的教育體系偏重于灌輸知識，整個社會就很難轉向以創新為導向。我可以舉一個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也是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幾年前我給新加坡政府提建議，當時他們十分擔心新加坡的教育方式太過于死記硬背，學生隻是記憶知識，然後告訴老師他們認為老師想聽到的答案。新加坡政府認為，創造力和開放性在教育體系中非常重要。我認為這個問題在當下的中國同樣需要重視。
教育改革應尊重多樣性和開放性
中國經濟報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克曼曾表示，認為大學教育十分重要的觀點應該加以調整。在他看來，學前教育與職業教育的投資收益同樣很高。你怎麼看待不同階段、不同類型的教育？
杜思齊：這個問題我很難給出一個明确的答案。我認為教育的各個階段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基礎教育薄弱，那麼高等教育也不可能達到一流水平，因為缺少那些有能力做出良好表現的高素質學生。但是在知識經濟中，隻有基礎教育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我們在不同的教育階段都需要優秀的老師，都需要給學生茁壯成長、充分學習的機會。
最近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創新的核心是人。這就是為什麼教育雖然昂貴，但我仍認為這是一個國家最好的投資領域，而且需要投資于各個教育階段才能成功。
根據我的觀察，中國教育體系得到了極大改善，但還遠遠不夠。中國學生的機會非常有限，很多學生天賦很高，但僅僅因為沒有足夠多的頂尖大學，他們很難獲得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的機會。因此，我認為這是中國在未來40年必須持續投資的地方。
當然，我們也要充分認識到高等教育的多樣性，并不是所有的大學都要有全球競争力，不是每所大學都能成為清華、複旦、北大。我們需要一些能夠與哈佛、斯坦福、劍橋、牛津大學比肩的大學，同時也需要一些地方性大學以及非頂尖的全國性大學，這些大學的功能是讓更多的學生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此外，還有一些高等教育機構專注于技能培訓，這樣，沒有很強學術興趣的學生可以學習到專業技能。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過去很多西方國家犯過這種錯誤，試圖讓所有的大學追逐相同的目标。我不認為大學應該是一模一樣的。總之，教育有很多階段和類型，投資應該是全領域的。
中國經濟報告：我們都知道，教育投資主要來源于政府。但是政府似乎更熱衷于短期見效的基礎設施投資，政府有足夠的激勵對教育進行長期投資嗎？杜思齊：這個問題一直存在，政府更願意通過建造更好的地鐵和道路來獲得人們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當然很重要，而教育投資的确在長期才能顯現出效果，這就需要有遠見的領導人重視教育投資。經合組織的研究發現，對知識資本相關的持續投資與經濟增長密切相關，而且知識的交流和傳播具有顯著的社會效應。我第一次來中國是25年前，到目前為止我看到中國教育體系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所以問題就在于如何平衡基礎設施投資和教育投資。此外，我認為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投資，那就是健康、醫療，這也是一個投資不足的領域。如果政府不進行這些基本的投資，社會就無法繁榮發展。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高校現在有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就是建設智庫。有的高校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内建了十幾個智庫。但是這些智庫基本上是從事政策研究，而非基礎性研究。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杜思齊：我們的體系有所不同，在劍橋大學的智庫，我們主要從事跨學科的基礎研究，我們的想法是确保那些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能夠有機會與從事政治學或社會學等研究的學者一起工作。現在人們研究的問題很少是可以通過某一個學科來解決的，大家都在尋找各個學科的連接點，所以智庫的目标就是讓學科之間相互聯系起來。
在中國，智庫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中國如果希望對人類思想或技術的進步做出貢獻，就不能隻關注眼前的短期問題，這些短期問題基本上是能夠通過單一學科的研究來解決的，我希望中國能為全球重大問題的研究做出貢獻。
講好“中國故事”
中國經濟報告：你如何評價當前一些國家存在的逆全球化趨勢？
杜思齊：理解一些西方國家逆全球化運動的根源是非常必要的。我主要講一下美國和英國。如果你看經合組織的統計數據，北歐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在過去10年中都保持了實際收入的持續增長，而美國和英國則完全相反，這是一條重要的信息。雖然我們常說，美國是充滿機會的樂園，但對于很多人而言，它并沒有提供很多機會。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在過去10年沒有得到任何提升，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擔心自己的子女将來面臨的機會更少。因此，在美國和英國，人們這種認為事情越來越糟的心理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我認為他們把問題歸咎到了錯誤的原因上，這是一個内部問題，而非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全球化所帶來的人的自由流動、商品的自由流動以及思想的自由流動，并不是導緻收入增長停滞的原因。許多工人失去工作更多是因為技術進步。這才是我們當前面臨的挑戰，随着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等技術取代越來越多的人工，挑戰将越來越大。因此，我認為各國應共同處理好這個基本問題，否則全球化的壓力隻會更大。
中國經濟報告：随着中國越來越多地融入全球經濟，很多人認為中國導緻了其他國家的失業和收入增長停滞問題。中國應該如何回應這些批評？
杜思齊：首先，我認為這種批評很荒謬。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來自全球的跨國企業CEO聚集于此，我所聽到的是，這些企業的快速發展、雇傭的大量員工都與中國高速增長密切相關。所以，不應将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看作是問題，我認為中國實際上是過去20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中國應該為自己所做的貢獻感到自豪，不僅僅是對中國國内的增長，而且是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發揮了更為積極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減少其他國家的質疑？
杜思齊：當然，在全球經濟格局重塑的過程中，其他國家總會有一種不确定感。美國的國際影響力跟過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二戰後美國主導了全球經濟和社會規則的制定，現在主導力量越來越多元化，中國正在發揮更加重要的影響力。中國必須向世界表明，中國願意成為全球體系的一部分，這個體系不僅有利于中國，還有利于其他國家。無論是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還是其他領域，如果中國想要成為積極的參與者，必然會帶來一些結構性變革。我認為如果中國将自己定位成全球經濟政治體系的淨貢獻者，将減少變革所引發的不确定感。
此外，中國不要給鄰國造成過度緊張的壓力，在南海、中日關系、中韓關系、中菲關系等問題上，如果中國不再過于強調自身利益，而是從區域角度加強合作，中國可能更容易講好“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