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上百年中國将面臨最不利的人口結構
中國的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數）在1990年後就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000年隻有1.22。2015年、2017年分别是單獨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但是生育率隻有1.05、1.2，遠低于預期的1.8、4.4。可見，人口危機超出想象。
受低生育率的影響，日本、歐盟經濟活力減弱。而2000年以來，中國的生育率比日本、歐盟還低，2010年-2015年中國的生育率隻有約1.17，日本、歐盟、俄羅斯、美國、印度分别還有1.42、1.58、1.68、1.88、2.37。
中國的人口占全球比例從1820年的37%降到1950年的22%、1980年的22%、2018年的17%。預計到2050年、2100年，中國總人口将降至10.8億、4.8億，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1.9%、5.4%。人口總量下降也必然導緻人口結構惡化。
勞動力是驅動經濟的動力，老年化則是阻力。日本、歐盟随着中位年齡的提高、勞動力/老人（20-64歲/65+歲）的下降，經濟增長率直線下降。15-29歲的青年是最有社會活力的人群。老齡化指數是指100個兒童（0-14歲）對應的老人(65歲及以上)數，數字越高說明老齡化越嚴重。如表1所示，可見未來上百年，中國将面臨最不利的人口結構。
歐美國家生育模式的轉變
歐美國家的社會發展較為超前，人口政策的經驗和教訓值得中國借鑒。
由于生育意願下降，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等因素，歐美國家生育率不斷下降。法國在一戰期間、美國在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生育率曾跳躍性下降。二戰後，生育率上升，出現嬰兒潮。
1960年之後，受六大因素影響，美國的生育模式發生了質變。第一，生産方式發生轉變。第二，社保制度日臻完善。第三，1960年口服避孕藥上市。第四，“性解放”運動弱化了家庭價值。第五，1967年後各州相繼實行無錯離婚法，離婚率攀升。第六，1973年堕胎合法化。受這些因素影響，其生育率從1960年的3.65降到1970年的2.48、1976年的1.74。
時任美國總統卡特認識到“美國家庭出了毛病”，五次召開專門會議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1981年，裡根總統上台後，恢複傳統家庭價值觀，并制定了有利于生育的經濟政策，離婚率下降，生育率上升到1990年的2.1。
随着發達國家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養孩能力提高，同時政府又不斷提高兒童和社會福利。比如，美國用于兒童的開支占GDP的比例從1960年的0.6%增至1980年的1.4%、2010年的2.6%；公共社會開支占GDP的比例從1930年的0.6%提高到1960年的6.2%、2016年的19.3%。很多婦女靠自己和社會福利就可以養育孩子，于是非婚生子比例從1960年的5%上升到2009年的41%。
法國和北歐的社會福利比美國好，女性勞動參與率和非婚生子比例也更高。這還與文化傳統有關，東亞國家、以色列、穆斯林國家的比例低，而智利、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的比例高。2015年美國、白人、黑人、拉美裔的非婚生子比例分别為40%、29%、70%、53%。
歐美人口政策難以持續
各國的生育率、公共家庭福利、教育、母親産假如表2所示。除此之外，很多國家還有父親的育兒假，比如日本可休52周，薪率為58%，但是隻有2%-5%的父親休假。而美國沒有帶薪産假，隻有12周無薪假。
“家庭福利”指為家庭提供的公共支出（如兒童支付和津貼，育兒假福利和托兒服務）。法國、英國、北歐福利國家用于家庭福利和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高，有助于降低家庭的養育成本，因而生育率較高。而希臘、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韓國則相反，社會福利制度對穩定生育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難以持續。
可見，加大對中小學教育的公共投入有利于提升生育率；而公共養老金、用于老年人的社會支出越多，生育率越低。
美國的老齡化指數将從2015年的76%升至2050年的151%，“在世的”老年人福利必将壓制“未出生的”的兒童福利，生育率将下降。
美國用于兒童福利的支出占GDP的比例從2010年的2.5%降到2016年的2.1%，預計2027年将降到1.8%。而用于成人的社保、醫保等，占GDP的比例将繼續快速增加。
2014年美國政府用于每個老人的福利是兒童的2.3倍。而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還将從2015年的4684萬人增至2050年的8613萬人。并且老年人參政熱情高，比如2000年－2012年間的四次總統選舉，18-29歲、30-44歲、45-59歲、60歲及以上選民的平均投票率分别為42%、58%、67%、70%。
美國的生育率已從2007年的2.12降到2012年的1.88、2017年的1.76，法國從2010年的2.02降到2017年的1.85，北歐福利國家瑞典、丹麥、芬蘭、挪威、冰島也從2010年的1.98、1.87、1.87、1.95、2.20降到2017年的1.79、1.77、1.49、1.62、1.71。
回到傳統家庭的防線内
人口再生産和物質再生産是人類社會的兩大支柱。
美國社會生物學家羅伯特·賴特說：“自然選擇發明父母之愛的惟一理由就是給予後代以好處。現在許多孩子不能與親生父母生活，将帶來最寶貴的進化資源的浪費，即愛的浪費。”
父母對子女的愛是“利他主義”。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爾認為，“利他主義”主導家庭，可提高家庭成員抵禦災變和其他不測事件的能力，分散風險和損失。“利己主義”主導市場，可提高市場效率，而“利他主義”在市場上卻沒有什麼收益。
在傳統家庭模式下，父母“各子其子”，孩子“各親其親”，因此“貨力為已”。但是社會養老使得“不親其親”，兒童福利使得“不子其子”，納稅人既當“公共父親”，又當“公共兒女”，這種大鍋飯是低效的。
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福利國家擺錯了自己的位置，補助單親家庭，是把養家的責任從缺失的父親處不公平地轉移給納稅者，國家充當“父親”，從而産生更多的單親家庭。
美國比歐洲更保守，共和黨支持者更加恪守傳統的家庭價值觀，支持“小政府、大家庭”，他們家庭完整，非婚生子比例低，生育率高。将美國各州2012年、2016年兩次總統選舉中對共和黨、民主黨的支持率平均，各州對共和黨的支持率與生育率正相關，而對民主黨的支持率則與生育率負相關。歐洲政黨的理念與美國民主黨類似。美國在社會福利、稅負相對較低的情況下，生育率較高，今後提升生育率的制度空間還較大，而法國和北歐的空間則小得多。
傳統家庭模式像森林的大樹，而社會福利制像室内的盆景，好看但長不大。而現在全球經濟社會化程度很高，尤其是中國将有大量老人老無所養，如果廢棄社保，乃“楊氏為我，是無君（社會）也”，将導緻人道災難和社會動蕩；但是如果養老、養幼過度社會化，乃“墨氏兼愛，是無父也”，難以持續。孟子認為：“無君無父，是禽獸（非人類文明）也。”是故，應該建立“園林”模式，在“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基礎上，“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家庭為主，社會為輔。
中國鼓勵生育的難度最大
現在中華文化圈的生育率是全球最低，比如2001-2015年，新加坡華人、中國台灣、中國香港、中國澳門的平均生育率分别隻有1.11、1.15、1.06、1.00。
這是因為儒家父母強烈的利他主義，在高養育成本下，從傳統的追求孩子數量轉變為犧牲數量、追求質量。比如，儒家有“孟母情節”，教育成本高會降低家長的養育能力和生育意願；受教育周期延長，擠壓生育時間，婚育年齡全球最晚（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的婦女平均初育年齡都達31歲，而美國隻有26歲）。
因為計劃生育改變了生育觀念，中國的理想子女數和一孩次生育率（生育環境的風向标）都是全球最低。中國的社會、經濟模式也都是圍繞着獨生子女政策進行，将慣性延續。而20-34歲育齡婦女則将從2011年的1.52億人降至2035年的0.88億人。
有人認為，古代戰亂也曾導緻人口銳減，照樣度過了危機，人口政策“任其自然”就可以了。但是古代戰亂，隻是減少了人口（尤其是老弱病殘）數量，并未破壞結構。并且當時人口有造血功能，能迅速恢複。而現在，中國人口結構老化，并且患了“再生障礙性貧血”。
中國人口政策需另辟蹊徑
1.成立國家人口安全委員會，統籌制定反危機措施。中國人口結構不優，要恢複人口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需要對社會、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領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但應柔性設計，禁止強制。
2.開展人口危機的國情教育。修改教科書，糾正幾十年計劃生育宣傳所形成的“人口是負擔”的觀念，廢除不利于生育的法律條款。
3.強化家庭價值觀。信奉家庭價值觀的人，生育動機強，勞動積極性高，會将更多的時間、精力、财力用于扶養孩子。比如廣西欽州、玉林、貴港以及廣東茂名等地傳統家庭價值觀保存較好，2010年的生育率還在2.0以上；而東北則相反。美國各州政府的人均兒童投入，猶他州最少，但由于家庭觀念強，生育率全國最高。以色列的社會福利水平不高，但是堅守傳統信仰，生育率高達3.0。
4.平衡人口再生産和物質再生産，保障婦女權益。家庭是人口再生産的基本單位，那麼社保制定應該與家庭建設結合。建議以夫妻為“共同納稅人”，即便一方沒有工作，雙方都可領取退休金；共同納稅多，退休金也多。這樣夫妻既努力生産人口，也努力提高養孩能力；既多生孩子，也養好孩子（避免不負責任生育），生育率和勞動參與率都有所提高。離婚增加了該制度的設計難度，這是一個需要長期核算平衡的制度，需要精細設計以公平地保障婦女權益。
給婦女提供合理的帶薪産假，由國家社保而非雇主支付，雇主就不會歧視女性。帶薪産假可由祖父母分享（算工作、計工齡、繳社保），以便讓母親早返職場。多孩家庭可返稅。醫療保險、公園門票等以家庭為單位，做到“添孩不加銀”。
5.平衡兒童福利和老人福利。發展型福利優先于消費型福利才利于社會持續發展，應增加提供兒童福利。以色列的生育率遠高于日本，原因之一是以色列的老人福利對兒童福利壓制較輕，日本則相反。比如公共支出用于家庭、教育的GDP占比，以色列分别為2.3%、5.7%，而日本隻為1.5%、3.9%；而用于衛生、老年人口的GDP占比，以色列隻有5.1%、4.7%，而日本卻高達7.8%、10.7%。
今後中國勞動力減少，“面包”越來越少。應該設立紅線，讓社會養老隻能獲得紅線内比例的“面粉”，養老産業、養老智庫的職責是用這些“面粉”高效地制作出味美、足量的“面包”，而不是瓜分到更多“面包”。
6.平衡生育能力和養育能力。在農業社會，生育能力和養育能力同步。但是現在有生育能力時，無養育能力；有養育能力時，喪失了生育能力。為了縮小養育能力和生育能力的時差，政府應給予生育補貼。日本孩子一出生就可以領42萬日元，此後每孩每月補貼額：未滿3歲者，1.5萬日元；3歲到小學畢業，前兩個孩子分别為1萬日元，第三個（或以上）孩子1.5萬日元；此外，初中生每月1萬日元。
将财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逐漸提升到5.5%，優先保障嬰幼兒的營養、健康和早期教育。免費産檢、分娩。建立更多便利的育兒中心、課後托兒班，3-5歲幼童免費入園、入托。鼓勵退休老人參與幼托。限制課外補習班，加強課堂教育，淘汰不合格教師。完善大學貸款和助學金制度，為大學生創造打工條件。
培育清純的民風，降低婚嫁成本。保障飲食安全，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保護生育能力。
（作者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