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以來，正逐步推行其在競選總統時提出的政策主張，比如強調“美國優先”、“資本回流”、“增加就業”、“減輕稅負”、“消滅貿易逆差”等。其單方面密集出台多種經濟政策，在美國曆史上比較罕見，必将對全球經濟産生連鎖反應。在筆者看來，特朗普的某些經濟政策，未必有利于美國經濟的長期發展，也不利于全球經濟的平衡發展。
關于“美國優先”
“美國優先”(AmericaFirst)是特朗普參加競選時提出的重要口号，他上任後特别強調美國利益，輕視或排斥他國利益，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反彈。到底如何看待“美國優先”的經濟政策？我認為需要做辯證全面的分析。
從全球各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在全球競争的時代，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元首在施政方面不是采取“本國利益或本國經濟發展優先”的政策。問題是各國元首忠誠于本國利益，是否需要大張旗鼓打出“本國優先”的口号和旗号？這是考驗各國領導人的地方。我認為，當一國與外國發生經濟聯系時，國家領導人雖然是從本國利益出發的，但不宜強調本國優先的經濟政策，視對方的經濟利益于不顧。相反，應該強調的是平等合作，是利益共享。如果一味要求對方讓渡利益，恐怕沒有哪個國家會答應，也沒辦法長期合作。所以，特朗普所謂“美國優先”的經濟政策，很容易引發其他國家的不信任和矛盾。聯系去年以來特朗普威脅要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以及對中國、歐盟、北美、日本、韓國等加征鋼鋁關稅的做法，即使本來是公平合理的經濟政策調整，但是因為他強調“美國優先”，這些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對和抵制，而且在美國國内也有許多反對的聲音。
關于“資本回流”
特朗普在許多場合提出要使投資海外的資本向美國回流。究竟如何看待這個問題？首先，就經濟學常識而言，資本的生命在于運動，運動的目的在于增值。由于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資本總是流向利潤率高的地區。如果國外投資成本低，特别是用工成本低，海外投資就會增多。這是比較普遍的經濟規律。比如在2010年左右，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同樣生産一輛汽車，在美國的單車利潤是145美元，而在上海則是2350美元，這自然是通用汽車公司在上海投資辦廠的理由。從國際産業分工規律的角度考察也是如此。美國作為科技先進、經濟發達的國家，一些中低端的加工制造業和其他産業必然會轉移到國外，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特朗普無論如何都做不到将所有資本留在美國國内。
當然，關于美國制造業回流的問題，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後，奧巴馬就提出“再工業化”，特朗普更是變本加厲強化這一政策。從趨勢上分析，這些政策确實會導緻部分資本回流，甚至包括制造業回歸，但美國不可能停止産業轉移的步伐，海外投資和擴張也是不可改變的方向。因此，強調“資本回流”是非常短視的政策，不符合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能成功的。美國作為科技先進、經濟發達的國家，一些中低端的加工制造業和其他産業必然會轉移到國外，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特朗普無論如何都做不到将所有資本留在美國國内。
關于“增加就業”增加就業的政策談不上是特朗普的創新，隻是特朗普一再強調增加就業。他的許多經濟政策都與增加就業有關，比如資本回流、美國優先、減稅、減少貿易逆差等。但筆者認為，在美國經濟發展中，失業不是嚴重的問題，就業也不是政策的重點。
第一，美國失業率在各國中是比較低的。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美國的失業率曾經達到9%左右，但到奧巴馬卸任時，失業率已經降到了4.9%的水平，現在已經到了3.5%的水平。相比歐盟12%左右的失業率，應該說美國基本達到了充分就業的狀态。
第二，美國對失業有較強的承受能力。每個國家都重視解決就業問題，希望有較高的就業率。但是究竟能解決到什麼程度，就要看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情況，凡是增長速度快的國家，就業水平也比較高。不過，經濟增長要受到市場、資源、人口、環境的約束。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率并不現實。這樣，在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水平既定的條件下，就要看這個國家對失業的承受能力。經濟越落後，承受能力越差，反之，則越強。美國作為世界一流的發達國家，科技水平高，勞動生産率高，經濟效益高，應該可以承受10%-15%之間甚至更高的失業率，目前3.5%的失業率，不可能對美國經濟構成重大壓力，降低失業率也不應該是特朗普目前的施政重點。
第三，一定的失業率是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條件。在市場經濟的競争條件下，客觀存在着一定的失業率，這是經濟增長的規律性現象。幾乎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長期消滅失業，實現全面就業。沒有失業就沒有就業壓力，并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從實踐來看，一味追求太高的就業率，希望失業率趨近于零，往往導緻經濟過熱、速度過快，伴随而來的往往是通貨膨脹，加快結束經濟增長的正常周期，使經濟危機提前到來。特朗普過于看重就業的增加，對美國經濟未必有利。
關于“大幅度降稅”
大幅度降低所得稅，是特朗普競選時就提出的政策主張，他就職總統後便制定了具體的降稅方案，并提交國會通過。降稅的直接效應就是增加投資，刺激經濟增長，這跟特朗普的“資本回流”、“增加就業”等經濟政策主張具有一緻性，短期效果毋庸置疑。但是，這種降稅政策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經濟平衡格局，導緻其他國家與美國的激烈競争。相對于美國政府近20萬億美元的沉重債務，減稅引緻的政府财政收入減少，可能會使得政府債務雪上加霜、債上加債。稅率應該在比較公認的中軸線附近進行調整，片面強調減稅會使國家經濟情況變得更加複雜。稅率應該在比較公認的中軸線附近進行調整，片面強調減稅會使國家經濟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關于“消除貿易逆差”“消除貿易逆差”可謂是特朗普經濟政策的重頭戲。特朗普到處挑起摩擦争端，因此引起世界各國的反彈也最大。如何看待美國所謂的“貿易逆差”？“消除貿易逆差”可能導緻什麼樣的後果？在特朗普看來，中國擠占了美國的就業，因此出現了巨額的貿易逆差，所以現在要發起貿易戰，消滅貿易逆差。其實，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摩擦和争端，并非從特朗普開始，奧巴馬任總統期間就沒有中斷，隻不過特朗普更甚之。問題是中美之間究竟有多大的貿易逆差？是不是如特朗普以為的那麼多？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在中國生産的産品出口是不是一定要算在中國的賬上？比如說，中國在加入WTO以後，全國各地大辦開發區，大規模吸引外商投資辦廠，生産的産品除了供應中國市場，相當部分是對境外出口。将外資企業産品出口列入中國出口的統計，既不準确，也不科學。外資企業的産品出口，應該看作是一種返銷，在一定意義上是宗主國的出口。比如，美國通用汽車到上海投資辦廠，生産的汽車返銷美國，不能簡單看作是中國的出口。當然，有人會提出中國在海外的投資企業也有返銷的情況，但中國海外投資形成的返銷，遠遠不能抵銷來中國投資企業的出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年外資企業到中國投資辦廠獲取了大量利益，産生了比在本國投資大得多的邊際收益。就美國而言，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消除貿易逆差是不現實的。特朗普應該綜合評估，是否要将所有高中低端産業都放在美國本土？海外投資形成的利益能否填補表面的貿易逆差？
總體而言，特朗普的許多經濟政策并不靠譜，他隻看到其他國家在與美國的合作中得到利益，卻對美國從海外投資中獲得的巨大利益視而不見。
（作者為江蘇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