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商人”和“企業家”區分開來的就是經濟學中一直在讨論的“企業家精神”，其中，責任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似乎進入了一個“企業家”輩出的時代。這似乎是一個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稱之為“企業家”的時代。一些人即使不是企業家，但也認為自己具有“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可以說是一個可以用來描述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關鍵詞。
但是，近來中美經貿關系一緊張，一些企業馬上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難。人們發現中國的企業缺少核心技術，鮮有人們期望的企業家，更不存在人們一直挂在口頭上的企業家精神。
商人≠企業家
無論是企業還是企業家精神，關鍵在于企業家。為什麼說中國鮮有企業家？這裡需要先來看看所謂的中國企業家群體的一些基本特征。不難觀察到，中國的企業家普遍存在着（至少）如下一些特征：
（1）以錢的數量來衡量自己和企業的成功，賺錢變成了自己和企業的唯一目标。不過，如果企業僅以賺錢為目的，那麼企業很少能夠找到格局，因為隻有錢很難撐起企業的格局。沒有了格局，不管賺了多少錢，也隻是小商人一個；
（2）大多數企業集中在幾個最賺錢、賺快錢的行業。例如早期的煤炭企業和很長時間以來的房地産企業，更有一些企業脫離自己本來的行業而轉入賺快錢的行業；
（3）“跟風”現象嚴重。哪個地方可以賺錢，企業家就會蜂擁而至，造成企業之間的惡性競争和向下競争，大多數企業沒有基于自身的持之以恒的探索和追求；
（4）企業大多是加工業，即為别人（别國）加工。中國盡管被視為世界的制造工廠，但很多時候都隻是“中國組裝”；
（5）依靠市場的簡單并且無限擴張而賺取微薄的利潤，産品的附加值很低；
（6）大多數企業經營者在企業碰到瓶頸的時候就成為簡單的消費者，有了錢就進行大量的個人消費，進取心不足；
（7）大多數企業進行的是簡單再生産，經不起折騰，企業出生率高，死亡率也同樣高。
如果這些是中國企業家的主要特征，那麼這個群體充其量也隻是商人。商人和企業家有關聯，但商人的範疇要比企業家廣。而且，并不是所有商人都可以成為企業家、都具有企業家精神。商人一直被定義為“以别人産生的商品或服務進行貿易，從而賺取利潤的人”，也被稱為生意人。中國傳統上有“士農工商”“四民”，工、商是兩個不同的階層。“工”指的是“工匠”，有一定的技術含量。自近代以來，較之“商”，“工”更靠近“企業家”。
在中國曆史上，商業的崛起與農業和手工業的發達有關。商人作為獨立的職業，也是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的結果。不過，商人的社會地位極低，處于“士農工商”社會結構的最低端。“重農抑商”是曆代王朝的基本國策，統治者或多或少都有打壓商人的政策。
早就春秋戰國時代，韓非子在《五蠹》中就把商人看作是社會的蛀蟲。漢高祖曾發過一道禁令，規定商人必須納重稅，不得穿絲綢衣服，不得騎馬，子子孫孫都不得做官。漢武帝發令，商人不論登記與否，一律課重稅。不許商人及其家屬擁有土地，違者土地沒收，并充當奴隸。隋唐科舉制度明确規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宋朝隻允許商人中有“奇才異行者”應舉。
不過，盡管商人的地位不高，但商人較之其他兩個階層（即農、工）更容易賺錢和積累财富，商人的經濟地位實際上遠較農、工高。即使在政治上，很多朝代對商人也是采取招安政策，鼓勵商人購置土地、容許和鼓勵商人的下一代考功名。不過，曆代王朝的小農意識，的确有效遏止了中國社會發展成為商業社會。
如何區分商人和企業家
近代以來，商業已不局限于過去的販運和零售的運作狀态，而是滲透進各行各業。因為整個社會都在以商品生産和交換為基本狀态，商人的社會地位有了空前地提高。不過，中國的商人并沒有從傳統的“低端”文化中解放出來，這個群體的行為仍然停留在傳統模式，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更為重要的是，這個群體并沒有把自己提升為企業家。
這和西方國家構成了明顯的對照。西方國家本來就沒有類似中國“四民”的區分，商人的地位曆來就比較高。在羅馬帝國解體之後，歐洲并不存在中央集權，而是産生了衆多的城市，而城市的主體便是商人。即使在中央集權制度形成之後，商人仍然是政治主體。因此，馬克思認為當時的西方國家僅僅是資本的“代理人”。
西方近代以來經濟領域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很多商人轉變成為企業家。一般說來，企業家被視為是能夠自己創立并運營企業的人。企業家對整個企業承擔責任，并為企業長遠利益謀劃。一個人如果接手前任所擁有的事業，并且做法不具創新、突破或者變革的特點，就不符合企業原來“創立”的意義，也不會被視為“企業家”。如果企業傳承于接班人或者第二代，而在發展方面展現求變、模式與之前有顯著不同的特征，那麼，仍然可以稱得上是“企業家”。
所以說，盡管“商人”和“企業家”不是那麼容易區分開來，但人們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位經商、從商或者有頻繁商業行為的人都可以稱為企業家。把“商人”和“企業家”區分開來的就是經濟學中一直在讨論的“企業家精神”。
曆史地看，“企業家精神”的概念是近代西方的産物，與西方國家近代企業産生和發展的過程密切相關。法國早期經濟學家薩伊認為，企業家就是冒險家，是把土地、勞動、資本這三個生産要素結合在一起進行活動的第四個生産要素，企業家承擔着可能破産的巨大風險。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也認為，企業家是以自己的創新力、洞察力和領導力，發現并消除市場的不平衡性，給生産過程提出方向，使生産要素組織化的人。
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對“企業家”的定義最為經典。熊彼特認為，企業家是不斷在經濟結構内部進行“革命突變”，對舊的生産方式進行“毀滅性創新”，實現經濟要素創新組合的人。他歸納了實現經濟要素新組合（也就是創新）的五種情況：（1）采用一種新産品或一種産品的某種新的特性；（2）采用一種新的生産方法，這種方法是在經驗上尚未通過鑒定的；（3）開辟一個新市場；（4）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5）實現一種新的産業組織。
和熊彼特一樣，美國經濟學家德魯克也認為，企業家就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擔風險、有目的地尋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變化、并把變化作為可供開發利用機會的人。
企業家的本質特征
如果人們把社會對“商人”和對“企業家”的看法進行比較，就可以看出“企業家”的一些本質特征，即冒險家和創新者。因此，在經濟學裡面，企業家更多的是代表一種素質，而不是一種身份和職務。
在西方，誠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說，宗教革新所産生的“新教倫理”解釋了企業家賺錢的合理性。企業家不僅無需對賺錢有負罪感，更進一步具有了使命感。他們的使命是改變世界，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其他領域。企業家不以賺錢的多少來衡量自己的成敗；有了錢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錢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追求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
而當代人們頻繁讨論的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反而是次要的，主要是要企業家去照顧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家對社會的一種責任，但這種責任也是為了通過營造有利的社會環境，從而促進企業自身的發展。
當代中國的情況又如何呢？無疑，企業界也湧現出不少企業家。但和西方相比，中國企業家的局限性是顯然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大多企業側重于現有技術的應用，而非創造新的技術；另一方面，企業家側重于内部管理方式的創新和外部商業模式的創新。但所有這些的目标都是為了賺錢，賺更快、更多的錢。結果，中國原創性的技術少而又少。總體上，因為企業家沒有強烈的使命感，企業不能提升自己，尤其是沒有革命性的變化。同時，企業家自身也不能得到提升，仍然維持在“唯利是圖”的商人水平。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是質變還是量變？中國的經濟結構肯定是變化了，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商業社會、工業社會，甚至是後工業社會。但主導商人的文化有沒有變化？答案是顯然的：變化并不大；即使有變化，也是表面上的。直到今天，商人仍然是商人，企業家仍然鮮有。
這種“恒定不變”的狀态既有個體層面的因素，也有制度層面的因素。在個體層面，企業家及其企業的目标仍然是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他們沒有公共目标，沒有使命感，對社會和國家也缺乏使命感。簡單地說，企業家缺少格局。有人說，中國的有些商人賺再多的錢也仍然是“窮人”，這并非沒有任何道理。制度層面的因素似乎更為重要。産權（尤其是知識産權）保護、法治、有效的稅收等制度的缺失，遏制了企業家精神的産生。
不管如何，在企業家仍然鮮少的情況下，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強國面臨難以克服的瓶頸。如何在文化和制度層面為企業家群體的産生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仍然是中國改革所面臨的最大的難題之一。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