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書的篇幅并不長，短短的一百多頁，可以很輕松地讀完，頗具法國寫作者那種力求輕盈的風範。然而作者對媒體業的觀察，卻又頗為細緻，或許至少比當下中國一些對媒體業的讨論更切中要害。當然，作為讀者，我們很能理解，這多半是由于語境的不同帶來的差距，但至少，讀一讀這樣的書，能幫助我們洞悉和理解媒體困境的來由，而不是情緒化地将危機歸結為“時代的謬誤”。
作者在這本書裡，通過統計數據，揭示了西方世界自20世紀90年代起記者在全部就業人口中的比重顯著下降的事實。這樣的研究角度，大概是讓中國媒體人有點意想不到的。全世界範圍内調查記者的減少，使得深度報道在今天愈發顯得“不合時宜”。其實并不是讀者不愛讀這類報道了，而是資本逐利的本性，驅使報紙減少了這類投入資金大、占用版面多、看似“落伍”的報道方式。可事實上，媒體作為公共産品的提供者，不僅承擔了為公民提供資訊的社會責任，還需要通過高質量的報道來赢得客戶。而現在，由于深度報道空間被擠占，特色盡失，讓讀者提不起興趣，訂戶随之減少，更多的人傾向于到報紙旗下的網站上浏覽免費信息。而因為網上廣告的賺錢效應遠不如紙媒廣告，原本能為媒體赢得大塊收入的廣告，需求量大幅減少。所以盡管網頁的點擊量很高，但其實一直是在虧本賺吆喝。這更促使報紙減少雇傭人數，由此導緻報道質量愈發下降，形成惡性循環。
其實在西方，針對報業的各種補貼措施還真不少。比如美國對媒體直接提供補貼，而且報業經營者還能享受大額稅收減免優惠；挪威、瑞典等國家，更是有針對性地為不同的報紙提供優惠政策。但所有這一切，與西方報業面臨的巨大困境相比，似乎是杯水車薪。對于利潤的渴望，讓報紙的所有者和經營者都不堪重負。為此，美國諸多知名媒體嘗試通過上市來籌集資金。看起來這一招會讓投資者猛賺，但報業公司上市的代價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必須對投資者負責，隻能盈利不能虧損，所以各家上市報業公司，都隻能壓縮成本來換取更多的利潤。例如，《芝加哥論壇報》在上市之後的5年内，利潤以年均23%的驚人速度在增長，但營業額的年均增長速度卻隻有9%。兩者的差額，肯定隻能依靠裁員和犧牲報道質量來實現了。
此外，由于近年來廣告的減少，報紙不得不提高售價來彌補利潤，導緻不少窮人買不起報紙。某些居民收入較低的社區，也不再是報紙或廣告商的目标群體，于是這些社區被媒體抛棄，成了名副其實的新聞真空地帶。
針對這種主要由資本引發的行業困境，作者提出的對策是，成立非營利性的媒體公司。近些年，西方各國的媒體業為了克服資金困難而嘗試不同的公司組織形式。例如，在德國，著名的貝塔斯曼公司就是用貝塔斯曼基金會提供的資金運作的。由基金會投資媒體的優勢在于：基金會一旦成立，所有資産均不得收回。這條規定确保了資本的穩定性，讓媒體少有後顧之憂。但缺點在于，這類基金會大多掌握在家族手中。比如，貝塔斯曼基金會前後六位掌門人都出自貝塔斯曼家族。作者擔心，長期掌握權力，很可能會導緻權力者把對自身權力的維護，看得比媒體的前途更重要，這也将給報紙的永續發展帶來隐患。
為此，作者設想了一種“非營利性的媒體公司”，作為介于基金會和股份公司之間的新模式，将克服前兩者的劣勢，又發揮出它們各自的優勢。一方面，公司将通過稅收優惠政策，為媒體引入新資本，同時規定投資不可撤回，保證報紙資金穩定。另一方面，作為股份公司，它明确了外部股東的決策權，還鼓勵報紙的讀者和員工參與投資。與此同時，為了避免報紙被大股東操控，公司章程規定，在超出一定的投資額之後，投票權與資本份額将不再挂鈎。這一規定的另一個目的，是鼓勵小股東為了增強決策影響力而追加投資。作者的期待是，這樣的一套公司章程，能保證權力和決策民主之間的動态平衡。其實這套模式中國并不陌生，它類似于前段時間被熱議的“社會企業”的組織形式。雖然僅僅是設想，但這類媒體公司如果能夠在未來誕生，将會使報紙成為更優質、高效的媒體。如此誘人的前景，想必會讓不少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新聞人動心吧。
（作者為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