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是在2017年香港回歸20周年之際提出并開始準備的。這将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裡程碑，對在一國兩制大框架下大灣區的兩個特區、九個内地城市如何去除各自弱勢瓶頸、挖掘各自優勢潛力、引領大灣區和中國乃至世界經濟未來發展具有重要及深遠的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公布隻是“萬裡長征”的第一步，關鍵是規劃的執行，及其對未來世界經濟、金融、科技的長期與透徹的研究與把握。
香港的衆多好“基因”
在1997年前，中國香港的“大腦”不在香港，所有政策在倫敦決定，香港公務員隻需忠實嚴格執行。回歸以後，各類智庫層出不窮，但主要是疲于應對過去及當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而沒有精力與遠見去發掘香港的潛在優勢及研究将會影響香港、大灣區、中國及世界的長遠戰略性問題。
這非常可惜，因為香港擁有西方市場經濟體制成功的所有好的基因，中國最缺也最想要的市場經濟基本要素都可以在香港找到，包括香港廉政公署（全球反腐最成熟最成功的機制之一）、股票市場（香港交易所近年IPO集資額超過全美，也超過上海與深圳交易所之和）、銀行（以香港為基地的彙豐銀行是全球最穩定最可信賴的銀行）、法律與會計服務（香港的普通法及仲裁機制得到國際社會尊重及信賴）、貨币（港币與美元挂鈎穩如泰山，但更重要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實質上既無内債又無外債，更無财政赤字）、全球網絡（香港與歐洲、美國、亞洲、中國大陸都有根深蒂固的商業與文化聯系）。
大灣區發展的關鍵瓶頸
中國香港優勢無法發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發展瓶頸（即物理空間與外部市場的限制）自己無法破解。香港大學的畢業生目前的收入比25年前還稍低，可香港的房價25年間已經翻了3-4倍。香港的成功導緻了它的房價上漲，将香港一步一步推向了曼哈頓島式發展模式，而曼哈頓島背後有整個紐約灣區在支持。所以，曼哈頓島内的高房價才不會成為曼哈頓島及紐約灣區發展成世界頂級灣區的瓶頸。
曼哈頓島内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如果在曼哈頓找不到高工資的工作，就可以選擇1-2小時通勤距離之外的地方生活及工作，并維持一個“性價比”較高的小康生活水平。而曼哈頓的高收入人群也可以在紐約灣區内享受幸福穩定的家庭生活。這正是世界頂級灣區可以吸引并同時留住頂尖人才和一般工薪階層的原因，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必須破解的一個關鍵瓶頸。
對于深圳及灣區内的其他内地城市來說，主要的瓶頸是産業升級與技術創新所需要的國際人才、國際資本、國際技術、國際企業及國際通行的制度與機制。創新的風險極高，正因為風險高，回報必須相匹配。而應對風險的唯一選擇是合理地分散并分擔風險，這正是金融市場的作用，也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香港過去的成就表明，其資本市場可以從全球低成本高速度地融資，來幫助創造像騰訊這樣有發展潛力的上市公司。香港也吸引了全球高收入高淨值人群以其作為工作及生活的首選地，因為香港的教育、醫療、社區服務、治安、産權保護、法治等城市生活環境都是世界一流的。
大灣區的機遇與前途
展望未來，大灣區面臨的挑戰将有數量級的攀升，因為未來中國不僅需要微信、淘寶、高鐵、航母、無人機，還需要自主芯片、穩定公平的多邊貿易投資金融體系，等等。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最有活力、最市場化、最國際化的一個區域，理所當然地是未來中國走向國際舞台的一個重要基地與支點。通過這個支點，中國在過去40年實現了融入全球供應鍊（外貿、外商投資及制造業）、融入全球資本市場（紅籌股、H股、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融入全球法治體系（仲裁、會計、審計、金融監管）。
在未來，中國還需要香港特區及大灣區發揮更重要的支點作用，在兩個重要的領域為全球經濟、“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做出突出貢獻：一個是國際貨币金融體系，另一個是國際科技創新體系。
在國際貨币金融體系建設方面，一個重要的課題是如何将目前與美元挂鈎的港币逐漸轉變成與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創立的一攬子貨币（即SDR）挂鈎，從而促使港币成為實際上的超主權國際貨币，為未來大宗商品交易、“一帶一路”倡議的離岸融資、數字貨币創新打下基礎。當未來世界經濟中心東移到亞洲時，金融中心也必須在亞洲，國際貨币金融的監管及标準制定也必須相應配合。
在科技創新方面，未來最艱巨的競争在大數據領域。而中國香港作為全球最開放并同時與西方具有密切聯系的獨一無二的城市，有着無限創新、搭橋轉換及制定規則與标準的潛力。可惜的是，香港的房地産與社會問題瓶頸有可能嚴重約束其面對未來的引領創新能力。因此，在大灣區内部，有必要引入适當的區域間競争機制來激發創造力。
在未來，中國還需要香港特區及大灣區發揮更重要的支點作用。（作者為香港大學金融與公共政策教授、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