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232”調查、“301”調查為代表，美國特朗普政府頻頻揮舞單邊主義大棒，向各國征收關稅。與此同時，自1995年建立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盡管面臨挑戰，仍然在促進全球貿易環境可預期、形成通行規則方面發揮着雙邊協定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在吸引新成員的加入（如南蘇丹）。
多邊體制對全球經濟複蘇的重要作用
2017年是全球貿易自2011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貿易對經濟複蘇、創造就業的貢獻顯著。WTO總幹事羅伯特·阿澤維多（RobertoAzevêdo）在2017年9月開啟第二個任期，繼續與各成員推動多邊貿易體制向前發展。WTO的主要貢獻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
1.推動重點領域貿易談判。WTO推動在第11次部長級會議（MC11）舉行之前就農業、漁業補貼、服務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别化待遇等議題進行談判和磋商。在MC11會議舉行期間，5位WTO成員方的貿易部長分别就農業、漁業補貼、電子商務、服務領域國内規制、非農（業）市場準入透明度等問題成立工作組牽頭磋商，以減少各方分歧。盡管未能達成一緻，但WTO各方同意繼續在所有談判領域予以推動，特别提到在2019年第12次部長級會議（MC12）之前繼續就漁業補貼進行磋商，并決定在電子商務、小經濟體工作計劃，以及知識産權訴訟和環境等議題磋商方面達成共識。
2.落實WTO談判協定成果。經過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批準，WTO兩項新的貿易協定正式生效。2017年1月23日，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産權協定（TRIPS）修訂後正式生效。根據該項協定，較貧窮的世貿組織成員可以獲得藥品。協定允許通過強制許可生産專利藥品仿制藥，出口到無法自行生産藥品的國家。2017年2月22日，WTO的貿易便利化協定（TFA）正式生效。TFA通過加快貨物跨境流動，預計将使全球貿易成本平均降低14%以上。TFA委員會首任主席已經上任并推動協定實施。
3.通過裁定解決貿易争端。WTO的貿易争端數量在2017年顯著增加。過去2-3年，為應對争端數量的增加，WTO将29個職位轉移至法律部門。2017年，WTO成員共發起了17個貿易争端，美國、加拿大和卡塔爾發起的争端數量最多，各3項。當年共完成了6個争端審議報告并提交WTO成員審閱。盡管目前WTO大法官存在空缺（7位大法官空缺3位），但美國仍阻撓新的大法官人選産生進程，對争端解決機制本身功能的正常發揮造成較大挑戰。
4.支持發展中國家能力建設。WTO将增強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能力作為2017年的核心關注點。2017年7月，WTO舉行全球促貿援助審議，2016年的促貿援助支出達到388億美元，2006年以來的支出合計超過3420億美元。WTO參與的多機構框架整合正進一步加速，批準了23個新項目以幫助最不發達國家（LDC）增強貿易能力。僅2017年，WTO就舉辦了350項技術支持活動，參與者達到18500人。除此之外，WTO還啟動了青年專家項目。
5.對外協作促進貿易發展。WTO注重與商業、社會、學術各界和公衆的互動。2017年7月，WTO舉行了兩場商業領袖對話。12月，在MC11會議期間舉行商業論壇。在與二十國集團（G20）、世界銀行、經濟合作組織（OECD）、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等多邊機構或機制的合作中，WTO也發揮着積極作用。以網站、出版物和視頻等方式，WTO在擴大多邊體制影響的同時，也為學術研究提供更多素材。
日歐貿易協定并非跨時代雙邊協定
2018年7月17日，在歐盟-日本峰會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歐盟委員會主席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Juncker）、歐洲理事會主席唐納德·塔斯克（DonaldTusk）共同簽署了歐日自貿協定（EPA），涉及高達千億美元的商品進出口和服務貿易。
該談判始于2013年4月19日，曆經四年多18輪談判，在2017年12月8日結束。歐日協定在貨物貿易領域的減稅力度較大，歐盟将最終取消99%的從日本進口的商品關稅，日本将最終取消94%的從歐盟進口的商品關稅，這一比例未來數年内也将上升到99%。在協定開始實施時，歐日對彼此産品的零關稅比重就超過了90%。與已有的自由貿易協定相比，歐日EPA确實有所創新，除傳統議題外，歐日EPA還包括國有企業、知識産權、監管合作等所謂21世紀高标準自貿協定通常包含的内容。但也需要看到，歐日EPA并非那麼具有跨時代的意義。與傳統的自貿協定不同，歐日EPA并不包括投資保護和投資者-國家争端解決機制（ISDS）等内容，從而限制了未來雙方出現相關問題時的解決路徑，使得協定各項承諾的有效性大幅減弱。
1994年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之所以具有裡程碑式的意義，不僅是因為其簽署方的多元性（既包括發達經濟體，也有發展中經濟體，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在自願基礎上并不對等），而且，更重要的是，NAFTA對後續國際規則與經貿協定模式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包括WTO及其他後續各方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都受其框架結構、規則模式和做法的影響。與之相比，歐日EPA的内容則并未跳出NAFTA的基本框架。
盡管歐日EPA并未就市場整合帶來突破性的利好支撐，歐盟企業參與日本經濟仍可能獲得不少機會，同時歐盟所堅持的經貿理念也以協定方式影響日本的國内規制和企業行為。按照歐盟的報告，歐日EPA帶來的利好主要包括關稅減免、85%的農産品通過最長15年過渡期免稅進入日本市場。協定專門約定為歐盟價值10億美元左右的紅酒出口到日本創造條件。歐日就地理标志、禁止鲸類産品和非法伐木品進入歐盟達成共識。雙方在服務貿易領域關注郵政和快遞服務、電信服務、國際海運服務、公司員工的臨時入境等。
2018年7月27日，特朗普在與容克會晤後宣布，美歐就“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達成一緻，并就廣泛貿易協定開啟談判。美日歐三邊貿易協定背後困難重重
2018年7月27日，特朗普在與容克會晤後宣布，美歐就“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達成一緻，并就廣泛貿易協定開啟談判。8月9日，美國與日本啟動首次雙邊貿易談判，這成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之後美日雙方的又一次直接對話。但是，美、歐、日三方通過兩兩協定形成巨大的自貿區的難度卻并不小。
早在2013年，在奧巴馬政府主導TPP的談判中，作為後加入者的日本與美國的談判并不順利。鑒于美國與日本之間的雙邊貿易額占TPP成員間貿易額的比重較大，美日之間是否能夠達成一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TPP的進程。美日之間在農産品和工業品方面的矛盾就曾成為TPP協定的嚴重威脅。日本堅持将大米、小麥、牛豬肉、乳制品和砂糖等5項農産品列為不納入降稅的“聖域”，同時認為美國在汽車等領域的零關稅應立即實施。盡管日本後來以下調牛肉和豬肉關稅做出讓步，并同意增加從美國進口大米的額度，但美日之間經貿矛盾依舊難以彌合。
因美方退出，既無法依賴TPP為兩國提供擴大開放的動力，也未見雙方（尤其是日本）有啟動美日自貿協定的意願。特朗普在2017年11月訪問日本時稱，日本對美貿易“既不公平也不開放”，要求日本縮小每年700億美元的對美順差。美日在開啟雙邊談判中的興趣點存在明顯差異。美國要求日本開放市場，擴大從美國購買農産品；日本則希望美國将其對美出口的鋼鋁産品的“232關稅”取消，同時邀請美國重返全面和進步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在20世紀對日貿易談判中曾發揮重要作用的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的主持下，美國希望以較小的開放代價甚至不付出代價就使得日本讓步。與20世紀本土工業力量雄厚期相比，自20世紀90年代“廣場協議”後經濟停滞近30年的日本經濟面臨人口老齡化和産業空心化的巨大挑戰，做出巨大的利益調整難度較大。
美歐之間發布的共同聲明的約束力和實質性意義也值得推敲。即便完成協定也需要經歐洲議會審議，各成員國仍舊有機會對協定内容發表意見。歐洲和美國在對外談判中方式不同、重點目标差異大，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在談判中就曾出現難以逾越的困難。歐盟成員的經貿情況較為複雜，盡管歐盟被授權代表其成員對外進行經貿問題談判，但各成員國基于本國利益對談判進程也有不同影響，利益訴求的差異使得經貿談判推動進程可能相當複雜。
就在特朗普宣布美歐達成一緻之後的兩天，歐盟委員會女發言人米娜·安德瑞娃（MinaAndreeva）就表示，農業不是美歐共識的一部分。而法國總統馬克龍在2018年7月26日表示不贊成歐盟與美國再次展開大型的新的貿易協定談判。與此同時，英國脫歐談判已經進入到關鍵時期，雙方是否能夠達成共識将影響到英國脫歐的方式，對雙方經濟社會和市場的沖擊巨大，對歐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難以将大量的談判資源放到與美國開啟貿易協定談判的情況下，歐盟開啟對美經貿協定談判無疑将自身置于明顯不利的位置。在特朗普上任之後啟動的北美自貿協定和韓美自貿協定（KORUS）談判中，美國均以強力施壓讓對手做出讓步而基本不做新的出價方式推動，此類做法對歐盟恐怕難以行之有效。在轉基因食品等問題上歐盟不會輕易調整。
怎樣才能符合各方利益
盡管多邊經貿體系正面臨巨大挑戰，但維護多邊體系不僅符合多數成員的根本利益，而且是全球經濟走出衰退的重要保障。
2001年啟動的多哈發展回合貿易談判是各方推動形成多邊貿易規則和環境的重要努力。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盡管由于各種原因并未取得根本性突破成果，但多邊經貿體系本身所奉行的平等、開放和對發展中成員提供支持和差别化待遇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以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透明度原則等基本理念為支撐的全球經貿體系有利于各方克制采取單方舉措的沖動。
建立在上述準則基礎上的協定為跨國公司的全球經貿活動提供了基本環境，也成為全球産業鍊順利配合與銜接的重要基礎。發達經濟體成員通過多邊體系保證其發展優勢并獲得源源不斷的發展支撐，發展中經濟體成員通過多邊體系增強了自身的工業化水平。多邊體系使得發展階段、經濟要素禀賦、産業發展階段差異巨大的各方得以有相互溝通的共同需求，使得貿易環境可預期。
美歐之間發布的共同聲明的約束力和實質性意義值得推敲
但是，認識多邊經貿體系的重要性并不等于維持現狀。應該承認，多邊經貿體系建立于20多年前，生産力與技術發展早已呈現出加速态勢，原有的規則體系對國際經貿活動的支持和配合逐漸減弱。多邊經貿體系本身的機制性安排也是新的經貿協定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各方需要采取積極的行動，推動多邊經貿體系進化發展，增強WTO對全球經貿活動的支撐與促進。在這一點上，包括中國、美國、歐盟等在内的主要經濟體也有共識，存在可以探索和推動的廣泛空間。
經貿關系雙邊化将給全球帶來威脅
特朗普政府重視雙邊關系，上任以來連續推動NAFTA、美韓自貿協定，并與歐盟和日本等啟動磋商，希望在雙邊經貿談判中充分發揮其談判優勢，獲得最大化利益。但是，雙邊化的經貿關系卻并不一定對各方有利。雙邊化的經貿關系将導緻經貿規則的碎片化，也會增加全球經貿活動的系統性風險。
按照當前的經貿實力對比，美國對各方都有着較大優勢。減稅、美聯儲升息等政策舉措使得美國經濟短期内呈現出明顯的政策推動效應。在雙邊談判中，美國強勢施壓對手做出調整和讓步的概率較高。作為相對方，由于被迫做出市場開放和讓步，其國内市場的競争格局可能發生變化，不僅經濟産業将面臨更為激烈的競争，國内的政策管理體系也可能受到較大沖擊。較為極端的情況下，經濟發展可能出現停滞。20世紀“廣場協議”後，日元被迫升值對日本經濟造成的影響就是典型的前車之鑒。
美國經濟也并不一定因為此類協定而獲益。基于市場發展的企業，甚至有可能走到特朗普政府所宣稱能夠實現的目标的對立面。美韓自貿協定簽署時，美國預計将獲得大幅的出口增長，但事實并非如此。盡管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說法，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協定“不公平”，其實不然。長期來看，國際經貿活動的決定因素在各方的資源禀賦、産業結構、市場容量，邊境措施和邊境後措施調整産生影響的時間相對較短。在市場準入門檻降低、成本減少的情況下，企業将會根據成本優化資源配置，在生産成本更低的地方完成生産環節是企業在競争市場中的理性選擇。NAFTA簽署後，大量制造業轉移至墨西哥，關稅的改變很難改變這一進程。更何況發展中國家市場增長空間廣泛，美國企業在發揮技術優勢、擴大全球市場占有率的動力推動下，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
雙邊化的經貿關系将導緻經貿規則的碎片化，也會增加全球經貿活動的系統性風險。（作者為商務部研究院美洲與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