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中向好”是主基調
從各省的經濟總量來看，“穩中向好”是主基調。和2017年同期數據相比，總量前十名名單沒有變化，依舊是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湖南和上海。但排名略有變化，河北被四川和湖北趕超，排名下降。其中，多數省份經濟規模邁上新台階。廣東和江蘇突破四萬億大關。緊随其後的山東省上半年GDP為39658.06億元，接近四萬億。2017年有14個省份上半年GDP跻身“萬億俱樂部”，2018年又新增了陝西和江西。
從各省的經濟增速來看，變化明顯。增速跑赢全國平均速度的省份從高到低依次為貴州、西藏、雲南、江西、陝西、安徽、福建、四川、河南、湖北、湖南、甯夏、浙江、廣東、江蘇、上海，共16個。北京、山西增速與全國持平。其中，貴州一枝獨秀，上半年GDP增速達到10%，為全國最高。西藏以9.8%的增速位居第二，雲南以9.2%的增速位居第三。
從地區格局來看，一是東部和中部地區經濟穩中有進。這些省份整體表現穩健，基本都跑赢了6.8%的平均水平。二是西部地區表現突出。上半年GDP增速前三位都是西部省份，而且貴州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實現兩位數增長的省份。三是東北經濟趨穩回升。近幾年，東北一直是全國經濟增速最緩慢的區域，尤其是遼甯經濟一度出現負增長，但這一情況在2018年出現了改變。盡管東北三省的經濟增速依然靠後，但已經出現了趨穩回升的迹象。
從“三駕馬車”看地方經濟發展
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将經濟增長視為由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驅動。三者的結構比例、此消彼長以及内在構成決定了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結合上半年的全國和地方經濟數據，可以看出以下趨勢。
消費支出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截至2018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貢獻率上升至近9年以來的最高點78.5%。更值得注意的是，自2016年4月份以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連續28個月超過固定資産投資增速，表明投資和消費結構優化的态勢仍在延續，消費對宏觀經濟的“穩定器”作用将進一步發揮。地方消費數據充分反映了居民收入增長的提振作用。上半年，福建、安徽、四川、湖北和雲南等省的消費增長居于全國前列，增速均超過11%。與之對應的是，上述省份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也在全國領先，增速均超過9%，而同期全國平均增速為8.7%。從具體構成看，消費支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服務消費。比如，得益于一系列“提速降費”措施的實施，信息消費成為各地消費增長的熱點。上半年廣東移動互聯網期末用戶達1.5億戶，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同比增長178.6%；湖南電信業務總量同比增長162.2%，增速較上年同期高120.2個百分點。
出口曾經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因素，現在出口的作用依然重要，特别是在中國東部沿海和外向型經濟省份。2017年江蘇、浙江和廣東三省出口增速普遍由負轉正，分别較上年大幅提高19.6、10.2和10.9個百分點。雖然有2017年高基數的影響，但2018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速依然保持高位，穩中有升，其中江蘇和浙江兩省較2017年增速分别上行1.6、6.7個百分點，廣東省出口增速基本穩定。
2018年以來，各省按照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結構調整深入推進，新舊動能轉化持續加快且亮點紛呈，實現了質效并重的經濟發展。比如山東。2018年2月22日，也就是春節後上班第一天，山東省委、省政府召開山東省全面展開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動員大會，省委書記劉家義一篇主題為《山東終于意識到自己落後了》的講話還曾刷屏朋友圈。半年來，山東的工業機器人、集成電路、服務器、新能源汽車等新産品産量分别增長119.4%、100%、58.3%和37.7%。重點出清低端落後産能，發展高端優質産能；計劃關停的10處煤礦，7處已停産。與此同時，山東還将三大産業的構成優化調整為5.7∶44.7∶49.6。浙江的數字經濟尤為亮眼。上半年，浙江數字經濟核心産業增加值2348億元，同比增長16.4%，占其GDP的9.1%。
下一步發展的隐憂
首先，美國挑起的全球貿易戰，更增加了外部環境的不确定性，各省均面臨挑戰。貿易戰不僅會對中國的出口造成影響，也可能對某些尚不具備自主知識産權的高新技術行業産生影響，中興事件就是例證。在不少省份上半年的“成績單”中，都提到了“外部環境的不确定性上升”将對該地的經濟發展形成新的挑戰。例如，廣東、江蘇等出口大省。
其次，基建投資是主力，增長仍有隐憂。以GDP增速亮眼的貴州與雲南為例，基建投資的高增長是雲貴兩省經濟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當然，兩省基建高速增長有其内在原因——本身基礎設施短闆疊加貧困人口較多，使得基建投資成為振興西部、脫貧攻堅的重要抓手。根據中誠信國際的計算，若以顯性債務衡量，2017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負債率（債務/GDP）超過歐盟60%警戒線的是貴州省，其次為青海省、雲南省；其餘省份負債水平均處于40%以下。若加上隐性債務，2017年負債率超過歐盟60%警戒線的省份有14個。經濟體量有限，地方政府自身财力難以支撐投資的高速增長，不得不靠舉債維持。而一旦地方政府财政難以支撐資金投入，投資拉動增長的模式就将面臨挑戰。例如，重慶的經濟增速一度排在全國前列，但因為财政支出增速回落導緻固定資産投資增速大幅下滑，令重慶GDP同比增速足足降低4個百分點。
再次，當中國經濟已由過去的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而經濟統計和評價體系仍然沿用GDP的思維方式，這意味着統計和評價與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匹配，前者無法為後者提供決策參考。例如，GDP可用于核算環保産業的支出，但它并不能衡量空氣與水的幹淨程度；GDP可以核算教育事業花費的金額，但卻無法衡量擁有一技之長的人才增加了多少。因此，急需制定衡量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标體系、統計體系等，這既需要國家有關方面加快改革創新，也需要各地在經濟評價中不斷創新和探索。
總之，投資拉動增長的模式存在隐患，貿易摩擦的加劇也讓出口蒙上陰影，想要突破增長模式的瓶頸，未來的希望還是在于消費和創新。想要實現消費對經濟發展的長期拉動作用，就必須解決影響居民消費的一些問題。比如，房貸支出對消費支出的擠出效應不容忽視，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也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