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随着市場經濟的愈發繁榮，社會群體在經濟地位上的差距逐漸擴大，中國階層間的界限愈發清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也是一次階級流動的過程。吉登斯的階級關系結構化理論在解釋這一過程中具有高度的解釋力。本文試圖用吉登斯的階級關系結構化理論觀察中國階層分化的現象，從地域差距和身份差異兩方面分析當今中國的階級關系結構化過程。
關鍵詞
社會分層；吉登斯階級理論；身份
問題的提出
計劃經濟時代，中國階層間差異相對較小，階層界限模糊。各個社會群體的經濟地位差距較小。改革開放後，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市場經濟發展迅速，社會群體間在經濟地位上的差距增大，階層間的界限逐漸清晰，且形成一定差距。如果以改革開放為起點，觀察中國社會分層狀況，我們可以将其視為在市場經濟背景下一次完整的社會分層過程。而這一過程，可以用吉登斯的階級關系結構化理論加以解釋。在吉登斯的階級關系結構化理論解釋中國實際時，本文關注地域和身份兩方面。首先，中國當前一線城市與二、三線城市間差距明顯，東西部城市間同樣存在較大差距。在吉登斯的社會分層理論下，如何理解地域差距下的社會分層狀況？其次，在強關系的中國，身份群體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吉登斯的社會分層理論該如何理解身份群體在階層分化中的作用？
階層的劃分标準
馬克思的階級結構是一種相對簡單的階級二分法。他在階級概念上強調對生産工具所有權的占有與不占有，即将生産資料的所有權作為标準來區分階級。然而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缺陷在于無力解釋“中間階級”的存在。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終将走向兩個方向：一部分人上升為資産階級，另一部分人下降為無産階級，所有處在中間位置的人也都将朝着這兩個方向運動。但是随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出現了新興的經理階層。他們不掌握生産資料，生産資料的所有權歸于公司股東，而經理層顯然不屬于無産階級的劃分标準。對于這一階層的解釋，吉登斯的社會分層理論則具有更高的解釋力。
吉登斯對階級結構相對于馬克思的階級二分法是一種複雜的階級結構。吉登斯不以生産資料的所有權作為劃分階級的标準，他引入了一個重要的概念——市場能力來解釋馬克思無法解釋的中間階級。吉登斯指出，所謂市場能力其含義是個人可以帶到市場上增強其讨價還價地位的各種形式的相關屬性，即隻要是處于市場競争中的個人，都具備一定的市場能力。馬克思強調無差别的勞動水平，把市場能力直接與生産資料的所有權相聯系。但事實上市場能力并不是直接來自于财産的所有權。市場能力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對生産資料的财産占有、對教育和技術資格的占有和對體力勞動力的占有。市場能力的競争不存在控制與被控制的問題，關鍵在于具備市場的能力的競争者誰處于稀缺地位。在市場能力的供求關系中，處于供不應求的一方在市場中處于競争優勢。
反觀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社會，吉登斯對階層的界定對于解釋中國變化則更具解釋力。在市場經濟中，處于交易雙方的競争者沒有絕對的優勢與劣勢，而是根據其占有的市場能力進行競争。例如，每年進入人才市場的高校應屆生其市場能力主要來源于通過接受高等教育而獲得的技術資格。如果以财産所有權作為階級劃分标準，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結果是相同的，即都不具備生産資料的所有權。而現實情況是獲得技術資格的高校應屆生具有專業技術與知識優勢，即具有更高的市場能力。
結構化的社會
吉登斯的階級關系結構化理論是其社會分層思想的重要内容。吉登斯在《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和《發達社會的階級結構》中對階級關系結構化的含義和起源做了詳細的解釋，并分析了發達社會的階級結構。
階級關系結構化就是指社會群體間形成相對穩定、明晰可辨的常規化結構和制度的過程。吉登斯區分了兩種階級關系結構化的類型：間接的結構化和直接的結構化。間接的結構化是從相對宏觀、形式的角度去概括階級形成的過程。它是以市場能力為起點，以中介因素作為中間環節，将階級的形成作為結果的過程。階級關系的直接結構化主要讨論的是生産企業内部的勞動分工。本文主要讨論階級關系的間接結構化。
改革開放後，經濟地位逐漸成為社會分層的主要劃分标準，從改革開放前的結果公平逐漸向改革開放後的機會公平靠攏。“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生産、經營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改革開放後的政策是在鼓勵、激發社會成員提升和運用自身的市場能力參與市場競争。股份制改革、知識經濟的興起加強了不同市場能力在市場競争中的重要性，與之興起的是中國的經理層與白領階層。在現有的社會分層狀下，再沿襲馬克思的階級二分法似乎已不能充分解釋中國現實的分層，而這一過程恰恰是在以市場能力為核心的結構化理論的解釋框架之内。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結構化過程将不同市場能力的個人輸送到了相對穩定的社會層級之中，并且顯示出了一系列新特點。21世紀以後，中國社會階層逐漸定型，低社會階層流入高社會階層的比率相比改革初期低，流動率下降。
身份與地域
吉登斯間接結構化的核心要素是與流動性相聯系的市場能力。在間接結構化的過程中，主要的社會機制是流動機會的分布。社會流動機會調整、制約社會結構的最終形成。而社會流動又分為開放型流動與封閉式流動。流動的強封閉性塑造了階層成員之間的内部的高度一緻性。這一過程最突出表現在代際流動中。家庭成員之間共享相同的生活經驗和價值是一種階級的再生産。如果其家庭共享一種封閉性的市場能力，那麼其代際流動則具有高度的封閉性。
改革開放前，身份制度是中國社會分層的重要特征，表現為城鄉戶籍身份制度、幹部身份制度和單位身份制度。戶籍身份的先賦性極高，是難以改變且高度封閉的。幹部與工人的劃分表現為薪資與福利的差異。而單位的劃分實際上限制了社會成員的流動，加強了分層體系。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的經濟成分逐漸多元化，計劃經濟讓位于市場經濟，政府将原本屬于市場的事務放手歸于市場，參與市場競争的企業以效益為标準，幹部制與單位制在控制社會流動上的作用愈發減少。身份的限制更多的轉向市場中的契約關系，即交易雙方的市場能力的稀缺關系。不論單位的體制與幹部身份，在市場競争中，一切以控制稀缺的市場能力為主。在市場能力的稀缺性競争中，個人沖破了身份約束而走向結構性的分化，最終在市場能力的不斷傳遞中形成穩定的分層結構。
戶籍制度在改革開放之後逐漸松動，但其慣性卻依然存在。20世紀80年代城市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農村經濟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不同步，農村戶籍改革滞後，限制了正常發展過程中的社會流動。與城鄉差距相比，市場能力受地域因素影響更突出的表現在特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差距當中。對比特大城市與中小城市職業收入差距可以看出，具備相同市場能力但在特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中的收益是截然不同的，資源的集聚反過來又加劇了市場能力的集中。以金融業的集聚為例，金融企業把公司設于上海的陸家嘴，一來獲得了規模效應，二來減少了交易成本。資本本身作為一種強市場能力，在特大城市不斷集聚，加劇了地區不平衡。而作為身份制度慣性的戶籍制度，在特大城市中起着強屏蔽作用，幹預了正常的市場能力交易過程，進而使中國的階層分化受到了身份與地域的雙重影響。所以中國的階級關系結構化是身份與地域下的結構化。
結論
吉登斯的階級關系結構化理論在讨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分層中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過程中，可以看做是市場能力的新一輪塑造與競争，是新一輪的結構化。但中國的階級關系結構化是在身份與地域雙重制約下的結構化。地域差異表現在城市——農村、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和東部——西部之間。優勢地區在結構中具有整體優勢，表現為不同的強市場能力的集中（資本、技術），加劇了地區間的不平衡。雖然身份制對社會流動的制約作用逐漸減弱，但仍具有制度慣性。戶籍制度在優勢地區中，特别是特大城市中仍具有屏蔽作用，制約着正常階級關系的結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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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師哲（1992年—），男，漢族，河北石家莊人，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