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注意到，過去在一些行業發展中在“中國制造2025”實施過程中，确實出現了低水平的重複建設問題。”工信部部長苗圩在就推進實施《中國制造2025》相關問題答記者問時坦言。而其給出的方案就是集中支持優勢産業、優勢企業在其細分領域裡脫穎而出。
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相關表述，成為輿論關注的重點，從提出供給側改革至今的一年多時間裡，國内外需求疲軟，振興實體經濟成為改革的關鍵一役，創新是取得這一“戰役”勝利的“殺手锏”。
關鍵詞之一：供給側改革靠産品與模式創新推進供給側改革
“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這是一個化蛹成蝶的轉型升級過程，既充滿希望又伴随陣痛，既非常緊迫又艱巨複雜。”這是李克強總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
針對供給側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補”政策（即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兩會”代表、委員們結合自己企業的實際情況有了全新的思路及想法。
在全國人大代表、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看來，“新零售”不僅能夠拉動消費，也将帶來流通效率的變革。“實體零售如果獲得電商的成本和效率，就能進一步促進實體經濟流通領域效率的提升，幫助實體經濟實現‘去産能、去庫存’的目标，使中國制造進一步做到質高價優、貨真價實。”雷軍對《商學院》記者表示。
所謂“新零售”，是指通過線上線下互動融合的運營方式，将電商的經驗和優勢發揮到實體零售中，改善購物體驗，提升流通效率，将質高價優、貨真價實的産品賣到消費者手裡，以此實現消費升級的創新零售模式。
在雷軍看來，“新零售”的實現，并不是簡單地将互聯網和實體的零售渠道相融合，還包含了研發設計環節的創新、生産制造環節的優化、供應鍊的改造、基于大數據能力的消費需求分析等。
事實上，從2016年3月開始，小米進行了“新零售”的嘗試。以小米之家、小米專賣店為代表的小米實體零售體系，利用小米電商的成本和效率優勢，并輔以大數據風控、大數據選址等科技手段，使實體零售達到與電商銷售同等的運營效率，從而降低消費者的決策成本，提升消費與供給的匹配程度，促進消費者理性消費、放心消費，并帶動二次消費。
雷軍認為，“新零售”不是口号，而是當下中國經濟新常态下的零售模式創新，是傳統零售與電子商務競合的必然結果，是融合消費的升級版。
随着電商的普及，出現了一大批“海淘大軍”，無論是消費者出國旅遊還是請朋友代購，諸如電飯鍋、馬桶蓋、奶粉、皮具，中國人總是一搶而空。這側面反映出中國消費者對本土品牌沒有信心，“外國的月亮更圓”心态明顯。“讓用戶支持自己的産品，需要自己産品過硬，做到技術強于人，産品品質強于人，品質有保證。”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表示，“制造業是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制造強則國家強。”
2016年中國經濟總量僅次于美國，列世界第二，“中國制造”遍布世界各地。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制造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着大而不強的問題，大多數制造業整體素質和競争力不強，還處于價值鍊的中低端。在董明珠看來，從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曆史經驗來看，中國要想擺脫這種“雙重競争”的現狀，唯一的出路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鼓勵和支持企業走“自主創新”的發展之路，推動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向世界經濟價值鍊的高端攀升。
改變現狀，需要打破舊有的思路。海爾集團内部就一緻認為，發揮每個員工的能動性，讓創新盡快落地是硬道理。因此海爾在過去的12年裡嘗試轉變成一個“創業平台”，正如張瑞敏經常提到的：“我們的目标是讓每個人都成為他們自己的CEO。”
為此，海爾将自己轉變成許多個“小微企業”——在這些小型、高度自治的小微企業裡，團隊成員可以推選出他們自己的領導者。在海爾内部，這種組織和管理模式的轉變思路被稱為“人單合一”。這些“小微”，也在為供給側改革貢獻一份力：小微創業會促進了通過大企業的創業帶動全社會的創業，也帶動了社會的就業。由于海爾在模式轉型過程中堅持去中心化、去中介化，海爾的在冊員工比最高峰時減少了45%，但海爾平台為全社會提供的就業機會超過160萬個。
“我們和‘小微’之間的關系，一個方面是投資關系，同時，我們又提供了一個生态，他們可以在平台上很好地創業，減少成本。我們的平台上凝聚了很多的資源，包括了基金投資商、制造資源等等，我們把海爾的資源完全開放出來了。我相信未來幾年會有更多的企業在平台上成長起來。”海爾集團總裁周雲傑表示。
截至2016年底，海爾平台上已經彙聚了1333家合作風險投資機構，120億元創投基金，與開放的創業服務組織合作共建了108家孵化器空間。200多個創業小微、3800多個節點小微和上百萬家微店，正在海爾平台上努力實現着資本和人力的社會化，有超過100個“小微”年營收過億元，41個“小微”引入風投，其中16個“小微”估值過億元。
供給側改革是一場硬仗，需要企業建立一批新的有競争力的産業，海爾與小米的例子為企業降低成本、去庫存、去産能提供了新思路。
關鍵詞之二：引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鼓勵再投資加強戰略新興産業發展
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曾一度成為制約中小企業蓬勃發展的瓶頸之一。随着互聯網金融的興起，這方面情況得以改善。然而，金融資本服務實體經濟方面，依然有不小的問題。TCL集團董事長兼總裁李東生在2017年“兩會”期間就提出了《關于對半導體顯示/芯片産業加大支持力度的建議》，建議推行優惠政策，為企業減負鼓勵再投資，加強戰略新興産業發展。
“2019年前後，中國在半導體顯示方面将會成為全球産量最大的國家。”李東生對《商學院》記者表示。
電子信息産業的兩個核心基礎産業一是半導體芯片，二是半導體顯示。這兩個産業具有投資金額大、技術門檻高、回報周期長、資本回報率偏低等特點。對于企業而言，巨大的資金壓力，往往導緻新投建項目社會融資面臨困難。
“這方面，我們作為實業界，希望國家一些産業政策能夠幫助企業比較快地度過這一階段。技術門檻需要企業持續努力去争取突破，需要時間投入，而資本門檻在前期将對企業構成威脅。”李東生表示。
在過去幾年，中國企業新投入進大量資本到半導體芯片和顯示産業中，我國的半導體芯片和顯示産業的競争力和規模正在快速趕上國際領先水平。但相對而言，這兩個産業的資金投入規模都十分巨大，比如兩個産業的單個項目總投資均超過500億元人民币，其中資本金約占50%。在經濟和産業市場較好的情況下，淨資本回報率很難超過10%。TCL集團旗下華星光電也曾經有過季度性虧損，平均資本利潤率隻有5%~6%。
“我們期待國家未來對技術壁壘、資本壁壘很高的高端制造行業能夠出台一些特殊的政策。2016年我們量子點等方面申請專利總量僅次于三星，這些都需要資金，這給當期的成本帶來很大的壓力，但是我們不做投入是不行的。”李東生表示。
在實體經濟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核心基礎工業的投資回報率比較低。因此，發展之路需要獲得更大的支持力度。2016年國家出台的“減稅降費”政策，為我國大部分企業帶來了實惠，也直接為2016年TCL增加收益6000多萬元人民币。
電子信息産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産業的主力軍，對調整産業結構、促進産業轉型、提升産業競争力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2016年下半年半導體芯片存儲器價格上漲非常快，這是我們主要投入的方向，也是大部分電子産業都需要的，将來對于智能電視、智能手機、電腦等智能終端的普及都是被大量需要的。”李東生表示。
事實上，以再投資的方式加強諸如芯片等新興産業的發展，除了政策的鼓勵之外，改善金融服務，引導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亦非常重要。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就建議，大力發展依托大企業的産業鍊金融；建立基于制造業核心企業數據的企業信用管理體制與信息平台；進一步拓寬企業發展直接融資服務的平台和通道，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
雷軍小米科技董事長
周雲傑海爾集團總裁
李東生TCL集團董事長兼總裁
董明珠格力電器董事長關鍵詞之三：防止“脫實向虛”擯棄“山寨”文化振興實體經濟
“中國經濟‘脫實向虛’的主要原因是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遠遠低于虛拟經濟。”楊元慶表示。然而實體經濟始終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所在。
數據顯示，過去十年，中國的金融附加值占GDP的比例正節節攀升，達9.5%，北京、上海等地更是高達17%，房價節節攀升，M1增速高于M2。有經濟學家就表示，這足以說明我國經濟“脫實向虛”的問題比較突出，振興實體經濟迫在眉睫。
在楊元慶看來，振興實體經濟要做“加法”：即通過創新實現轉型升級，調動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能動性，發展新技術、開發新産品，做大做強品牌，開拓新市場，提升競争力。
“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更要加強創新，擯棄‘山寨’文化，并加大知識産權保護力度。”楊元慶向記者表示，制造業不能隻靠低成本的優勢參與國際競争，企業要轉型升級，并加大技術創新和知識産權保護力度。隻有這樣，企業在‘走出去’時才能理直氣壯。”
“所有希望企業長久發展的中國企業，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假冒僞劣以及各種侵權行為。”楊元慶說，“現在已經到了要從國家層面旗幟鮮明、大力度地保護品牌和知識産權的時候了，政府不僅要建立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讓侵權行為、‘山寨’行為付出它們承擔不起的代價；更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嚴厲打擊侵權行為。”
不僅是聯想集團，很多國際化的大企業都曾面臨知識産權的問題，根本原因在于企業的“侵權”成本較低，但知識版權的保護成本較高，因此董明珠就建議，将專利侵權的法定賠償額的上限提高到300萬元，提高商标侵權的賠償額度，降低商标侵權刑事責任立案的标準，如假冒産品貨值達到3萬元，即可追究造假者的刑事責任；對于拒絕配合調查的侵權人，法院在最後判罰時可以給出原賠償金額3倍甚至更高倍數的判罰；對專利無效審查設置期限,解決法官因為涉案專利的無效審查程序陷入持久戰而導緻案件審判時間長的問題，以此來提高侵權成本，讓“山寨”文化難以在中國實體經濟發展中立足。
實體經濟是國家經濟的基礎。從近幾年國際經濟發展趨勢看，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回歸實體經濟的趨勢更為明顯。“一帶一路”沿線的海外新興市場正成為當下企業發展的“藍海”，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楊元慶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
王鳳英長城汽車總裁
李書福浙江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關鍵詞之四：産業自主創新産業政策向自主創新傾斜
“國家制定的産業政策要向自主創新型企業傾斜，同時要符合鼓勵創新型企業的發展，推動實施‘市場管理’模式，減少或停止對終端需求的财政補貼，真正發揮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主體作用，為企業營造一個公平、有序、合理的競争環境，自然淘汰落後的企業和産品，讓創新型企業脫穎而出。同時财政補貼要用于公共民生和基礎設施建設。”這是董明珠在2017年“兩會”的建言内容之一。
2016年我國的新能源汽車高速發展的同時，“騙補”問題屢被曝出。清潔能源汽車發展是中國政府提出的堅定不移的大方向。然而産業發展至今，尚有許多不完善之處亟需改善，長城汽車總裁王鳳英認為，制約新能源汽車發展的痼疾就是地方保護。
“新能源汽車快速增長，但仍有巨大的市場潛力，為國家和地方的能源節約、環境改善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并且必将在未來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王鳳英認為，過度的行政幹預嚴重違背市場規律，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極大地損害了消費者利益，破壞了地方政府形象，也背離了國家發展健康、可持續的新能源産業的決心與初衷。
王鳳英通過調研發現，截至2017年2月底，至少有9個新能源汽車推廣試點城市仍以備案為名設立地方“小目錄”，私自保留了地方市場的準入限制，部分外地品牌的高标準、高質量産品難以進入地方市場，消費者購買新能源汽車的選擇權遭到剝奪。
為此王鳳英建言，進一步降低50%的地方補貼上限并适時取消，兩級補貼合并，均由中央财政集中統一發放；或取消地方補貼直接發放給廠商的現行辦法，改為将地方資金用于構建新能源汽車使用環境的良好保障，如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補貼電費、停車費等。
這些方式無疑都是要讓市場來檢驗新能源汽車。提起新能源汽車，大部分人都會将純電動汽車與新能源汽車劃等号，但201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将“新能源汽車”（主要指純電動汽車及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的提法改為“清潔能源汽車”，引發了衆多業内人士對于“新能源車”未來走向的廣泛猜想。
浙江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認為插電式混合動力、甲醇汽車、油電混合動力汽車都可視為新能源汽車，他的提案之一就是推廣甲醇燃料和甲醇汽車。李書福告訴記者，我國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對甲醇汽車進行研究，但時至今日，甲醇汽車依舊不溫不火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自信”。在其看來，曾經甲醇汽車沒有推廣開來的主要原因在于汽車本身質量不行，但如今技術上已非難題。當前中國的很多發展思路都在學習美國，目前美國鮮少采用甲醇作為汽車能源，就認為中國亦不适用。事實上，美國在能源方面價格極有競争力，沒有動力開發甲醇汽車與甲醇燃料。
顯然王鳳英與李書福的提案議案都是圍繞産業自主創新進行的。“當前我國科研計劃和實施存在‘兩張皮’現象，建議今後在制定國家科技和産業發展規劃時，更加廣泛地争求企業意見，進一步擴大企業在國家創新決策中的話語權，在科技創新的計劃中充分反映企業的實際需求。”楊元慶如此建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