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币問題，是經濟學理論最核心的問題。曆史上存在的各種文明和國家政權，都經常因管理貨币問題而出現社會經濟波動，甚至導緻王朝崩潰、改朝換代、國家消亡。由于貨币是社會現象中乃至自經濟學這門學科誕生以來最難理解的問題，從而激發了無數的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曆史學家的研究興趣。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近年來專注于貨币思想史研究，近期，他就什麼是貨币，貨币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居于何種地位，以及該如何管理好貨币等問題，接受了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翁一以《中國經濟報告》特約作者身份所做的專訪。
貨币的本質是一種債
翁一：要讨論貨币，首先得回答貨币是什麼的問題。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把貨币當作一般等價物的一種特殊商品。比如，最近有新聞曝出美國監獄裡的貨币是方便面。對此，您如何理解？
韋森：這屬于金屬貨币時代的理解。從亞裡士多德、洛克、亞當·斯密、薩伊、約翰·穆勒到馬克思，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貨币理論認為，貨币是一件東西，是從衆多商品中挑選出來的一種商品，以此作為市場交易的媒介。
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貨币商品說，不僅影響了後來中央計劃經濟國家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影響了當代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大多數經濟學家把貨币理解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統一，并認為其具有五種職能：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貨币。
這種理論認為，在人類的遠古社會，人們用糧食、貝殼、牛、鳕魚、白銀、黃金、銅等各種各樣的商品做貨币，後來逐漸固定為以金銀做貨币，然後到鑄币和紙币。這種商品貨币觀還可以舉例說明，如到了近代，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俘營中，人們還用香煙做貨币；在晚清時期的江南，中國的商人們還一度用鴉片做貨币（在中國近代史上被稱為“蘇州制度”）。你剛才說的美國監獄囚犯把方便面作為貨币也屬于這種貨币觀。
這一流行的商品貨币理論還認為，貨币作為一種特殊商品，隻是一種一般等價物，是市場交易的媒介，主要“是用來協助貿易的”。由此，經濟學家們用理論分析的邏輯推出貨币在人類社會中産生的曆史邏輯是：物物交換→一種商品作為一般等價物→金銀→鑄币→紙币→信用貨币→電子數字貨币。
翁一：進入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的确是越來越多地通過電子數字貨币來實現了。
韋森：正如你所言，在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美元以及絕大多數國家的貨币都與黃金脫鈎了。到了20世紀80年代計算機網絡形成後，貨币越來越數字化了，紙币正在慢慢從人類社會退出，貨币越來越成為一種記賬貨币（moneyofaccounts）。也就是說，市場貿易的支付和債務清償也越來越多地通過銀行間的轉賬支付來完成，記賬貨币則越來越多地成為貨币的主要存在形式，乃至到目前為止，各國的貨币均已主要為“記賬貨币”所構成了。
翁一：那麼，商品貨币理論說清楚貨币的本質了嗎？
韋森：顯然沒有。2015年由中信出版社翻譯出版的英國财經作家菲利克斯·馬汀所著的《貨币野史》一書，為大家講述了雅浦島的貨币故事。“雅浦島的貨币不是‘費’，而是背後一套以信用記賬以及靠這種賬目而進行清算所構成的體系”。馬汀正确地認為：“硬币和通貨都是表征，是背後用來記錄信用賬目（creditaccounts）并背後進行結算過程的體系。……即使在經濟規模比雅浦島更大的地方，也需要信用賬目和清算體系。但通貨本身不是貨币，貨币是信用賬目及其清算所構成的體系，而通貨隻是這個體系的代表。”
實際上，硬币和通貨隻不過是貨币的表征，這說來已不是什麼久遠的曆史故事了，而是現代各國都在實行的現實貨币制度。按照馬汀的數據，到今天，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中，硬币和紙币隻是各國貨币總量中一個很小的部分，大多數國家的貨币不再具有實物形态了，更談不上是一種什麼“特殊商品”了。
譬如在美國，90%以上的貨币已經沒有實物形态了，在英國這一比例則為97%。而按照中國目前的M0和M2總量來計算，到2016年6月末，以149.1萬億元廣義貨币M2和隻有6.28萬億元流通中的現金M0來計算，作為各類銀行賬戶中各類存款的中國的“記賬貨币”，目前已高達95%以上了。由此，馬汀作為一名媒體經濟學家，從曆史人類學的角度提出，貨币并不是一種商品，而是由信用和清算所構成的一套體系的觀點，在理論上和事實上來看也是成立的。
雅浦島這樣的一個原始經濟體中，正如在當今的體制中一樣，通貨（currency）隻是暫時性的（ephemeral）和表面的（cosmetic）：貨币的本質是它背後的由信用賬目和清算體系所構成的機制。由此我們看到的是一幅與傳統的貨币理論所描繪的貨币的起源和本質完全不同的圖景。這種有關貨币的不同觀點——亦可稱為原初的貨币概念——的核心是信用（credit）。
貨币不是交換的一種商品媒介，而是由三種基本要素構成的一套社會技術（asocialtechnology）。第一，它是由貨币本身所表示的一種抽象價值單位；第二，它是一個記賬體系（asystemofaccount），它可以在個人和機構與他人進行貿易時用來跟蹤和記錄信用或債務餘額；第三，原始債權人可以将債務人的債務（obligation）轉移到第三方，用來清償一些不相關的債。
翁一：也就是說，貨币的本質可以理解為債？
韋森：對。把貨币的本質看成是一種可轉讓的債或可轉讓的信用，這是對貨币本身最深層的理解。事實上，貨币的本質就是一種債。
中國貨币演變史。本刊資料圖從曆史上來看，當世界各國曆朝曆代的官員、軍人、侍從、工匠從王室和政府拿到“貨币薪酬”，當商業銀行和錢莊從政府的司庫或央行借到“法币”或“基礎貨币”轉而借貸給其他商家和個人時，隻不過是把政府欠全社會的債和可轉讓信用，轉到下一個債務人那裡而已。而人類社會市場運行，從表層看來是商品的買賣、是産權的讓渡，而從貨币的債務和轉讓信用的本質來看，不過是通過記賬貨币、鑄币、紙币和電腦數字貨币來不斷地清償債務而已。
從大範圍的人類社會的貨币制度史來看貨币，就會發現人類社會經濟運行中的一些深層次的東西。把貨币看成一種債、一種可轉讓的信用、一種支付承諾，用現代制度經濟學的話來說是一種“債務支付契約”，就會發現許多之前看不清楚的人類社會經濟運行的基本法則。
當然，當貨币一旦投入經濟體，它最終的主要功能還是輔助市場的商品交換和勞務交易。近代以來，随着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崛起，實際上貨币的另一個職能就變成了人們虛拟财富的一種承擔者。但是，這仍然沒有改變貨币的可轉讓信用與債務的本質。并且，社會越現代化、貨币越虛拟化，貨币本身就越來越以“記賬貨币”的形式獨立存在，而金銀，乃至曆史鑄造的金銀鑄币以及收藏的曆朝曆代的印鈔則越來越脫離開貨币而變成一種獨立的收藏商品和财富的承擔者了，從而貨币也就天然不再是金銀了。
如果從貨币的可轉讓信用和債務的本質來看待貨币，我們會發現任何國家和朝代的政府不但從社會中征收各種各樣的稅和費，還通過鑄造、印制和通過互聯網投放基礎貨币來征一種鑄币稅，或者換個角度看，是政府欠全社會的一種不必歸還的債。
翁一：學術界視貨币為債經曆了怎樣的發展曆程？
韋森：事實上，不把貨币視為作為市場交換媒介的一種商品化的硬币，而是把貨币的本質視為一種債，一種可轉讓的信用，在19世紀的一位不大為人所重視的蘇格蘭經濟學家亨利·鄧甯·麥克勞德（HenryDunningMacLeod,1821—1902）那裡就開始了，而這一思想認識又可以再往前追溯到比亞當·斯密還要早100多年的英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巴本（NicolasBarbon，1640—1698）。巴本在17世紀就提出了貨币名目論（NominalTheoryofMoney)的一些思想，即否定貨币的商品性和價值性，認為貨币隻是一個象征，一種票證，是名目上的存在，是便利交換的一種工具。
到了20世紀，凱恩斯在1930年出版的上下兩卷的《貨币論》第一卷第一章開篇第一句，就說：“記賬貨币是表示債務、物價與一般購買力的貨币。這是貨币理論中的原始概念。”而熊彼特則在其出版于1939年的《商業周期循環論》中說：“貨币的‘本質’并不在于其可發現的任何外在形式，如一種商品、紙币或其他任何東西，而在于穩定地轉移支撐經濟交易的信用和債務。”
近代以來，已有如此多的經濟學家從可轉讓信用和債務清償的角度來認識貨币的本質，這一點可惜并沒有被主流經濟學家的理論分析所接受乃至注意。從支撐經濟交易的可轉讓信用和債務角度來認識貨币，也并非否定貨币是人類社會市場交易的一種媒介的作用，而隻是讓人們在更深層面上認識人類社會的經濟運行，尤其是認清國家與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翁一：記賬貨币這種形式是古已有之還是伴随着人類曆史逐漸演化而來？
韋森：也許我們今天還認為，人們在市場交易中越來越少用現金（包括紙币和鑄币），越來越多用銀行賬戶轉賬的支付和清算形式，隻是到銀行和現代金融機構出現後的一種現代和當代社會現象。但是，按照美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Graeber）所著的《債：第一個5000年》的研究，記賬貨币并不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産物，而是像凱恩斯在《貨币論》中所說的那樣，應該是貨币的“原始概念”。
格雷伯說：“事實上，虛拟貨币正是貨币的原始形式。信貸系統、賬款，甚至花費賬目，要比現金（case）出現早得多。它們與人類文明本身一樣古老。誠然，曆史上存在過金銀塊貨币（bullion）占統治地位的時期——這裡假設金銀就是貨币，也存在貨币被認為是一種抽象的虛拟計量單位的時期。我們發現，在曆史上，這兩類不同的時期交替往返。但是，根據史實，是信用貨币率先出現，而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實際上是一種複古。在中世紀，甚至在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這一事實都被認為是常識。”
由于“記賬貨币”完全是一種信用貨币，在當代的貨币制度中，這種記賬貨币既不需要貴重的金銀實物（盡管在曆史上要以金銀或商品實物來支持），也不需要金屬鑄币（金、銀、銅、鐵、鋁、鎳、鎂、鋅等）的生産及其鑄造成本，甚至到了不需要為制造精美的造币紙而付出印制成本，貨币完全可以從央行和商業銀行的電腦軟件中“無中生有”任意創造了。這樣一來，如何管理貨币以及貨币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就成了現代經濟運行管理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理解貨币以及貨币在經濟增長和商業周期中的作用，也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問題。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過程中的貨币
翁一：貨币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過程中居于何種地位？
韋森：從管錢管物的角度來看，現代國家治理制度的核心有兩個方面：一是建立起國家的憲法民主制度和相關法律來管住政府任意征稅和花錢；一是建立一個獨立或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系統來管住政府如何“造錢”和“發錢”，即“法治的”貨币的發行和創造制度。從這個視角來看，盡管當今世界各國的社會現代化進程有早有晚，路徑也各異，但是到了當代，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在控制政府财政預算收支和建立獨立的中央銀行體系兩個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的維度上大緻正在趨同。
實際上，這兩個方面的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過程也是連在一起的。一個國家的政府如何征稅和花錢，與這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如何“發錢”，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因而，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過程，也應該有管住政府财政預算收支和管住政府及其有關機構濫發貨币兩個方面的内容。換言之，建立起既受法律約束又能獨立運作的現代中央銀行體系，應該是一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部分。
翁一：紙币發行實行金本位制，是否就含有限制政府任意“征貨币發行稅”的制度安排的意思？
韋森：是。從曆史上來看，在古代和近代早期的金屬貨币時代，政府征稅和“花錢”，一方面通過征收實物（如糧食、鹽、鐵、絹絲、布帛和其他實物）、徭役以及錢币、銀兩來實現，實際上也包含着通過官鑄金屬貨币“投放”到社會來征收一種鑄币稅。在19世紀之後，世界各國陸續進入了紙币時代。為了怕亂發貨币引發通貨膨脹和造成社會動亂，在英國和美國這些經濟起飛較早的工業化國家，差不多全都實行了金本位制的紙币制度。而這種金本位的貨币制度，從表層上看，是一個國家的政府為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而設置的一個穩定币值的金屬錨，實質上也内含着政府不能随便通過增印鈔票來向全社會征收“通脹稅”的一種制度安排。
盡管實行金本位制的紙币制度本身就有含有盡可能避免政府濫征“貨币發行稅”的制度約束的含義，但是在世界各國陸續進入紙币制度或言“法币”的時代之後，在各國近現代乃至當代曆史中，總有一些不負責任的政府利用“不獨立的”貨币發行銀行而濫印鈔票，向全社會居民征收各種“貨币發行稅”，尤其是“通貨膨脹稅”。因而，幾乎在所有實行紙币的國家和社會中，均存在政府不僅隻向社會和市場征收賦稅或“徭役”的一隻“攫掠之手”，還存在另一隻“攫掠之手”，就是通過“印發鈔票”來從民間、市場和私人那裡攫取資源和财富。尤其是當一國政府的征稅之手征不夠政府官僚階層的鋪張和奢侈之用，乃至到了政府“還不起所欠負債”的時侯，幾乎所有這類政府最後總是通過增印鈔票來“賴賬”，來進一步“搜刮”民間的财富。這種政府濫發鈔票的結果，也必然是一個國家的惡性通貨膨脹。在人類社會漫長的曆史上，這種例子可謂不勝枚舉。
雖然幾乎任何國家的統治者都懂得惡性通貨膨脹隻會破壞自己的執政根基，甚至會導緻自己政權的垮台乃至王朝的覆滅，因而也都會在貨币鑄造和貨币發行上有一定的自我約束和收斂。但是，由于在前現代化的社會中，幾乎任何皇帝和政府都常常會因财政虧空或戰争頻繁而難能在貨币鑄造和發行上真正做到自我約束，最後都會鑄造分量不足的金屬貨币。到了紙币時代，一些皇室或政府更發現“印鈔和發錢”幾乎可以便宜到不計印制“成本”的程度，也自然會使一些不負責任的政府幾乎同時認識到“印鈔票”是比強制征稅更容易、更便捷攫取社會财富的一種方法和手段，結果是幾乎所有開始實行紙币制度的國家，無不例外地都經曆過一段“通貨膨脹”的曆史。由此看來，要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制度，或言達到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除了制定出一定憲章性法律制度（如英國的《大憲章》和世界各國憲法）來管住王室和政府如何征稅、如何花錢外，一國現代化進程的另一主軸就是要建立一個獨立的且有制衡的貨币發行制度體系，來管住政府随意“印發鈔票”。換言之，一個國家要建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一方面要建立起能夠管住政府财政收入和花錢的國家基本預算制度，另一個就是要建立起能約束政府任意印錢和發錢的貨币管理制度。
翁一：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除了“稅收法定”還有“貨币法定”？
韋森：是。自1971年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币體系崩潰後，美元與黃金脫鈎了，随即世界各國紛紛結束了貨币的金本位制，結果到目前，世界各國的貨币基本上都是一種“無錨的電子貨币”了。在紙币或電腦數字貨币與黃金完全脫鈎而變成了徹底的“無錨貨币”的時代，貨币本身就變成了一個無任何黃金和實物保證的“純信用債”，精确地說是用國家或政府信用所擔保的“純信用債”。現在“發币銀行”增發貨币，既不是征“鑄币稅”，也不是征“印币稅”，而是征一種幾乎無成本或成本甚小的“純發币稅”，已經到了每發一元基礎貨币，就是多征一元“貨币稅”的程度。政府如何征稅和如何花錢，又與作為一個政府機構的中央銀行如何“發錢”更加難以辨識地交織在一起。
因此，現在我們講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問題，就不僅僅隻有一個“稅收法定”——即如何管住政府任意征稅和如何花錢的問題，實際上也牽涉到這個國家如何管住“印錢”和“發錢”的問題，即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和“貨币法定”的問題。
由于世界各國的紙币與黃金脫鈎才隻有40多年的曆史，“貨币法定”所面向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過程不僅還不怎麼為國人所注意，甚至也還沒有進入國際、國内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和轉型經濟學家的視野和思考問題的範圍。
本刊資料圖貨币事關一個國家和社會的興衰更替
翁一：中國的貨币制度是如何演化至今的？
韋森：從曆史上看，中國奉行“貨币王室專鑄”的思想和制度。這影響了之後兩千多年中國的貨币制度和經濟社會發展。秦始皇統一貨币，也是一種貨币形制的改革和定型，即把中國原始形态的刀币、布币、貝币、圜币、蟻鼻錢，統一于方孔圓形的半兩錢銅鑄币之下。
中國古代曆代王朝并沒有鑄造用于市場商品交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金币和銀币。秦半兩、漢五铢錢和從唐代之後到晚清的通寶錢基本上都是用銅鑄造。這與中國獨特的社會制度有關。因為，盡管貨币同樣是用于市場商品和勞務交換的一個工具，但因為從秦漢開始，中國就形成了一個皇權專制一體的大一統的國家制度。在這種傳統中國社會中，個人的私有産權制度沒有完全形成，人們的個人權利意識也沒有生成。加上從秦漢王朝到晚清，中國曆朝曆代皇帝基本上都實行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中國數千來基本上是一個市場貿易相對較少的自然經濟。
這反映在中國曆朝曆代的貨币制度上，雖然可以認為貨币源于商品交易和債務支付，但一旦作為一個國家的貨币制度，實際上成了皇帝和政府為了有限地發展經濟、富強國家的一個工具和手段。故從春秋各國鑄銅币，到秦始皇統一中國貨币秦半兩，再到西漢時期的五铢錢制和唐帝國開始的通寶鑄币，貨币的鑄币權全被壟斷在國家手中，屢屢通過處極刑和殺戮來禁止民間私鑄貨币。這是中國古代經濟學思想中的“貨币國定論”的起因。
由此看來，在兩三千年的曆史上，與其說作為中國曆朝曆代的銅鑄币主要是用作商品和貿易的交易媒介和支付手段，以及債務清償手段，不如說是皇帝和官府維持王朝運作的一個工具。
翁一：既然作為國定和國鑄的貨币本質上是皇帝和政府從民間汲取生存物質和财富的一種工具、一種手段，那為什麼他們還要用被認為具有稀缺價值的貴金屬來做鑄币呢？中國古代社會的貨币制度與西方和其他地區實行金銀鑄币的國家的貨币制度又有何本質區别？
韋森：鑄币成本與貨币标量值之間的差額越大，用今天的話語來說，朝廷和官府從中攫取的“鑄币稅”就越多。這應該是中國曆朝曆代皇權不受約束，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采取銅鑄币的主要原因。歸根結底，用銅鑄币是一種必然的制度選擇後果。
反過來看，在西方和世界其他社會和文明中，盡管皇帝、君王和軍事首領表面上看也與傳統中國社會一樣要用金屬鑄币來支持皇室開銷、宮殿城堡營建以及官員的俸祿和軍饷，但是，因為一開始皇帝君王們就用有“真實内在價值”的黃金和白銀貴金屬鑄造貨币，他們對民間和商人的攫取和掠奪實際上是有限的(而不像是在中國皇權專制政府中，這種攫取和掠奪完全取決于皇帝和官府的意志，幾乎是不受限制的)，甚至可以在一定時期看成是一種“交易”和交換：我為你服務，你換取我的商品和财物，要給我足值的貨币。這本身就意味着皇帝和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也存在真正意義的财産和個人勞動能力的私有。這就是中國古代社會的貨币制度與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區實行金銀鑄币的國家的貨币制度的本質區别。
翁一：總結起來，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或者其他地方，貨币都事關一個國家的興衰更替。
韋森：是的。貨币本身不僅僅是一種市場商品交易的一般等價物和流通手段，而且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國王和政府與民間市場進行“交易”的一種工具和手段，是皇帝與臣民、國家與社會博弈的一種産物、一種工具。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明代中後期在中國實行用白銀做貨币，以銅鑄币做輔币，實際上是民間富商、百姓與皇室政府進行貨币選擇博弈以對抗朝廷官府不受限制的權力和任意攫取掠奪社會财富的一種制度均衡。
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貨币的本質，貨币的債務起源說，貨币的物物交換自發産生說，似乎都不是太重要的問題了。貨币是在人類到了有市場交易的社會階段的一種商品和勞務交換的媒介、一種支付信用和手段，實際上是完成人類經濟社會運作的一種制度構建。
到了20世紀，世界各國的貨币制度和貨币創造機制正在趨同。人類諸社會正在從近代的金本位制、金銀複本位制的紙币制度向無任何錨的電子數字貨币制度演進，而這種無錨的電子貨币也正在向貨币本身作為債務清償和完成物品和勞務交易比例的一種記賬貨币的本質回歸。
但要命的是，在任何社會中，作為記賬數字比例的貨币都不是一個常量，而是由皇室、政府、造币局、央行、商業銀行乃至個人所能創造的一個變動不居的量。這種貨币量的變動不居，又在社會經濟運作中以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物價漲跌乃至經濟繁榮和蕭條等外在形式反映出來。沒有貨币，人類就沒有市場交易、經濟運行、科技進步和社會的組織和運作；有了貨币，也成為世界各國曆朝曆代國家經濟繁榮與蕭條乃至社會動亂和王朝興替的一個原因。
（作者分别為複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到今天，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中，硬币和紙币隻是各國貨币總量中一個很小的部分，大多數國家的貨币不再具有實物形态了，更談不上是一種什麼“特殊商品”了
貨币的本質是它背後的由信用賬目和清算體系所構成的機制
一個國家的政府如何征稅和花錢，與這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如何“發錢”，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現在我們講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問題，就不僅僅隻有一個“稅收法定”，實際上也牽涉到這個國家如何管住“印錢”和“發錢”的問題，即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和“貨币法定”的問題
鑄币成本與貨币标量值之間的差額越大，用今天的話語來說，朝廷和官府從中攫取的“鑄币稅”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