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P供圖在明知下有對策的情況下，是否能夠以及如何設計出一套機制來實現政府、企業或社會的目标？這就是機制設計理論要回答的問題
埃裡克·馬斯金。CFP供圖埃裡克·馬斯金（EricMaskin）是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因“為機制設計理論奠定基礎”和“讓我們能将市場運行良好的情況與運行不佳區分開來，有助于經濟學家确定有效的貿易機制、規則模式和投票程序”，與萊昂尼德·赫維奇（LeonidHurwicz）和羅傑·邁爾森（RogerMyerson）分享了當年的諾獎。馬斯金現任哈佛大學經濟系講席教授。
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麼，在明知下有對策的情況下，是否能夠以及如何設計出一套機制來實現政府、企業或社會的目标？這就是機制設計理論要回答的問題。此前，機制設計隻是從中央計劃者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而馬斯金超越了這個觀點。他認為，并不需要一個中央計劃者命令人們做什麼以及如何做，而是隻需要設計好一個機制，人們都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情，但在機制引導下也實現了整體目标。
1977年，馬斯金完成論文“納什均衡和福利最優化”，該文在1999年正式發表，并成為機制設計理論的裡程碑。馬斯金最突出的貢獻是将博弈論引入了機制設計，他提出并證明了機制設計的充分和必要條件，也就是廣為流傳的“馬斯金定理”。
除了在經濟學理論的基礎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這位因機制設計理論而聞名全球的經濟學家，也不斷将自己的理論應用于更廣泛的公共事務，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全球化、降低不平等、反壟斷、投票權等。日前馬斯金接受了《中國經濟報告》記者的專訪，回答了機制設計理論及其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借鑒價值等熱點問題。
機制設計理論
中國經濟報告：機制設計理論的應用在很多領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你能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理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原因嗎？
埃裡克·馬斯金：機制設計理論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設計一套規則，使得在給定經濟或社會目标下，能夠得出均衡的結果。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特别關注我在1977年寫的論文《納什均衡和福利最優化》。機制設計者可能并不知道人們對于社會目标的偏好，但在這種情況下仍有可能找到一個機制來實現目标。我的研究發現了機制設計的充分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可以通過一定的條件來判定“機制能否設計”。
我通常将機制設計理論比作經濟學的工程分支。大部分經濟學理論緻力于解釋現存的經濟制度并預測這些經濟制度的結果。當然，這是經濟學中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我們稱之為實證經濟學或經濟學的可預測性。但機制設計的研究方向正好相反，我們從目的出發，明确預期的目标或結果，探讨是否可以設計合理的機制并通過機制運行達到目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們能建立這樣的機制。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規範經濟學，但可能隻有十分之一的經濟學家從事這類研究。
中國經濟報告：能舉幾個例子來解釋機制設計理論嗎？
埃裡克·馬斯金：舉一個每個家庭都會遇到的例子：兩個孩子分蛋糕，目标是盡量保證公平，但孩子可能并不認為平均一分為二是公平的，那麼如何進行分配可以令兩個孩子都滿意？在這個案例中，機制設計的核心問題是能否設計一個機制來實現公平分配，即使大家都不知道怎樣分是公平的。聰明的辦法是讓孩子自己來分，一個孩子獲得切蛋糕的權利，而另一個孩子有選擇蛋糕的優先權。這樣，第一個孩子為了确保自己所獲得的剩下的那塊蛋糕不會太差，必然盡量做到公平。為什麼這個機制能夠發揮作用呢？因為當一個孩子切蛋糕時，他有強烈的激勵使兩塊蛋糕更平均，即不管另一個孩子拿走哪一半，他對另一半都很滿意。優先選蛋糕的孩子也會滿意，因為他想拿走哪一半都可以。
另一個例子是無線電頻段私有化的問題。20多年前，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内的很多國家政府都傾向于認為，由政府來控制整個無線電頻段的效率太低，通訊公司可以更高效地利用這些無線電頻段。所以政府開始向通訊公司出售無線電頻段，并由此引發了通信革命。在這個私有化案例中，政府擁有無線電頻段的所有權，并希望向一些通訊公司出售無線電頻段的轉播權。許多公司對這個許可證感興趣，政府的目标是尋找對許可證估值最高的公司。問題是政府不知道每家公司對許可證的估值是多少，因此不知道如何實現該目标。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可以詢問每家公司的估值，但如果公司認為報價更高會加大獲得許可證的可能性，結果就是所有的公司都在誇大報價，政府無法保證找到實際估值最高的公司。這時，政府可以嘗試一個稍微複雜的機制，讓各家公司根據願意支付的價格競标，報價高者得标并按報價支付。這個機制的優點就是沒有公司再誇大報價，但缺點是公司會有降低報價的潛在意圖。維克裡（WillianVickrey）指出，隻要公司不用按照自己的報價成交，而是按照第二高的報價成交，這些公司就不會有出低價和出高價的動機，所有公司都會以自己的真實估值出價，對其估值最高的公司就可以獲得許可證。也就是說，盡管政府不知道哪家公司對許可證的估值最高，但政府的目的達到了。
中國經濟報告：機制設計理論适用于哪些政策領域？你認為政府現在充分利用好這一工具了嗎？
埃裡克·馬斯金：近年來機制設計理論應用最多的是政府分權時的私有化拍賣。很多國家的政府将之前擁有的資産出售給私人部門，以提高資源分配效率。政府出售時是采取拍賣的方式，這是機制設計理論發揮有效作用的一個典型案例。
在依法治國總目标下，中國積極推進依法理财。CFP供圖我認為當前機制設計理論還未被充分應用，比如在金融領域進行更好的監管就需要利用機制設計理論。再比如選舉制度的設計。通常的選舉方法即“少數服從多數”是有嚴重瑕疵的，這一原則适用于僅有兩名候選人的情況，但很多選舉不止兩名候選人。所以我們這幾年經常會看到匪夷所思的選舉結果。機制設計理論可以幫助改進選舉方法。
中國經濟報告：你認為有可能開發出一個在任何條件下都可以運行的通用機制嗎？
埃裡克·馬斯金：我不這麼認為。機制設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需要考慮實際情況中的不同環境和條件。所以不太可能找到一個通用的機制，除非能夠找到任何機制都要滿足的普遍适用性原則。
中國經濟報告：機制設計既然需要大量信息，那麼在轉軌經濟或計劃經濟國家，由于市場不完善，信息并不充分，機制設計是否仍然有效？
埃裡克·馬斯金：在機制設計理論中，信息是去中心化的。機制設計并不需要完整的信息，如果機制設計者擁有完整的信息，那就根本不需要進行機制設計，他完全知道該怎麼做可以達成最佳的結果。所以機制設計在轉軌經濟或計劃經濟國家仍是有效的。我們需要機制設計的原因就在于信息可能分散在不同人群中，機制設計的目的是彙集這些信息。
中國經濟報告：那麼機制設計的關鍵是什麼？
埃裡克·馬斯金：機制設計的關鍵之一就是設計者本身。設計者由于缺少關鍵信息，不知道怎樣才能達到最佳結果，所以隻能間接通過機制達到最佳結果。而機制的參與者在參與的過程中貢獻了必要的信息，從而最終達成最佳結果。
當然這裡有另外一個問題，即參與者不一定共同實現機制設計者的目标。所以機制必須要激勵相容，使設計者和參與者的目标達成一緻。
中國經濟報告：機制設計理論與其他經濟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機制設計更關注目标和結果。如果目标是多元的，目标之間可能存在沖突。比如中國的宏觀政策一直在穩增長、調結構和促改革三大目标之間進行權衡取舍。應該如何在機制設計中系統考慮不同的目标？
埃裡克·馬斯金：第一種情況是，兩個目标不同，但可以通過一些手段同時完成。比如中國促進經濟增長和實現強國夢這兩個目标，雖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所采取的戰略和機制是一樣的，在推動其中一個目标的同時必然會推動另一個目标。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不同目标所導緻的行為是相同的，也就不存在權衡取舍的問題。
第二種情況是，兩個目标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比如我們既希望促進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有時會導緻不平等問題的加劇，所以也要縮小貧富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在不同目标之間進行權衡，給各個目标賦予不同的權重。一旦确定了權重，就可以得出各個目标加權之後的總和，也就相當于單一目标。
中國經濟報告：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奧利弗·哈特(OliverHart)的理論認為，不可能設計出完美的機制或合約，因此必須對剩餘控制權進行控制。你能否介紹一下你和哈特的理論有哪些異同？
埃裡克·馬斯金：我和哈特的理論并不是兩個完全相反的理論。哈特提出的不完全契約理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機制設計，隻不過設計者的工具是控制權。在Grossman-Hart-Moore模型（即GHM模型）中，機制設計者将其擁有的控制權分配給不同的群體，這些控制權的分配方式決定了參與者能否高效地實現目标。所以不應該認為兩個理論是沖突的，不完全契約理論是機制設計理論一個特别的例子。
全球化與不平等
中國經濟報告：2016年全球經濟黑天鵝事件頻發，從英國公投退出歐盟到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有人說當前的全球化體系和民主體系面臨諸多問題。從機制設計的角度看，你認為全球化體系和民主體系應如何改進？
埃裡克·馬斯金：我不認為當前的民主進程有問題，但現在或多或少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全球化以及2008-2009年的大衰退導緻很多人生活困難。盡管一些人從全球化中受益，但其他人沒有獲得好處甚至受到損害。由于我們沒有對這部分群體的生活狀況和地位給予足夠關注，因而他們在英國公投和美國選舉中表現出了失望和焦慮。我認為應該做一些努力去解決這些人的問題。這不僅僅是民主的問題。
中國經濟報告：你怎麼看當前全球化退潮及其未來前景？
埃裡克·馬斯金：全球化是一個強大的機制，産品和服務都在國際範圍流動，全球化已經并将繼續成為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強有力的工具。它的問題是導緻了不平等，因此要想讓全球化進程不中斷，必須為那些在全球化過程中受損的人提供保護并彌補損失。
中國經濟報告：為什麼說全球化導緻了不平等的加劇？
埃裡克·馬斯金：工人與技能之間的匹配，是理解為什麼全球化生産導緻不平等加劇的關鍵。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升級，商品跨境生産實現了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者之間更高效的交叉匹配，導緻處于勞動能力底層的勞動者們不得不進行同質匹配，從而使其勞動能力未能提高，獲得的勞動報酬不能增加甚至更低，這是導緻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所在。
此外，工人與技能的匹配發生在國内還是不同國家也對不平等程度有影響。從全球範圍看，不平等的問題有所好轉，但是從一國内部看，不平等程度越來越大。所以不平等問題更多是一個國内問題而不是國際問題。我們要做的不是阻止全球化發展，而是由勞動者與生産商之外的第三方出面，加大對底層工人的技能培訓。解決不平等問題，教育和培訓是最有效的方式。
中國經濟報告：你如何評價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華盛頓共識”？
埃裡克·馬斯金：“華盛頓共識”最大的問題是過于關注經濟增長，對分配沒有給予足夠重視。他們并不擔心可能或已經産生的不平等問題，但分配顯然是一個很重要的維度。
2008年10月10日，倫敦，行人經過報攤。《旗幟晚報》頭條顯示為“黑色星期五崩盤”。由于人們對市場的擔憂，全球股市都遭遇了黑色的一周。CFP供圖金融危機成因和對策
中國經濟報告：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人們逐漸認識到目前的金融體系并不完善。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是如何形成的？你認為現在是改革金融體系的時間窗口嗎？
埃裡克·馬斯金：金融體系的問題主要是銀行追逐高風險和金融體系需要降低風險之間的矛盾。銀行通過借出高風險貸款、提高杠杆率賺取利潤，但問題是銀行為了貸款而從其他部門借錢，如果一家銀行出現問題，整個銀行系統都會引發連鎖反應，導緻系統性風險。這正是2008-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深層次的機制原因。在過去的曆次危機中，這個機制并沒有太多差異，不同的主要是具體的誘因和表現，例如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中，金融衍生産品和全球化就是新出現的因素。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加強監管，設置杠杆率上限或資本充足率要求。此外我還建議設置貸款的最低标準、限制衍生工具交易、完善對銀行高管的獎懲、限制銀行規模等。這些機制設計可能無法防範所有的金融風險，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8年前就這樣做了的話，情況會好很多。
中國經濟報告：那麼在危機爆發後政府應該如何開展救助？
埃裡克·馬斯金：政府的救助方案一般是為銀行注入資本，使其能夠繼續運營。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救助的原因并不是簡單為了救這家銀行，而是為了保護其他可能受到波及的銀行。
政府救助是有成本的。一些銀行如果預料到政府會出手救助的話，他們會傾向于冒更大的風險，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存在道德風險。另外，銀行在冒風險的同時并沒有把這些風險可能對其他銀行帶來的影響計入自己的成本，也就是說風險的外部性沒有内生化。在這種情況下，事實上政府事後救助會使得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增加。正因為如此，如果政府要開展事後救助的話，事前也必須進行嚴格的監管。
中國經濟報告：但監管是不是往往滞後于金融創新？
埃裡克·馬斯金：監管的關鍵是要區分金融市場哪裡需要監管、哪裡不需要監管。在大多數市場，政府幹預往往會使事情變得更糟，但金融市場有些例外。金融監管的重點并不是金融創新，而應該指向有可能波及整個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
中國改革設計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在推進改革進程和建設法治社會的過程中，應該如何進行機制設計？
埃裡克·馬斯金：機制設計是一個思考如何完善現有制度的系統設計。在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是一位非常有遠見的改革設計師，他認識到中國最需要的是更少的中央控制和集權，所以推動了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事實證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這項改革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關于建設法治社會，我認為這是中國需要進一步推進的。中國應該繼續加強法院系統的獨立審判，并加強對企業家财産權的保護力度。我一直強調的一點是，獨立的司法制度比執法更重要，這樣可以避免政府因為執法不當而導緻的公權力受損。
中國經濟報告：你認為當前中國改革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在機制設計上有何應對方案？
埃裡克·馬斯金：中國繼續推進市場化改革，需要關注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在設計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方案（比如民營化）時最好加入減輕不平等程度的機制。例如向缺乏技能和教育的人群提供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機會，讓他們能夠分享經濟發展的紅利。
中國經濟報告：在中國，我們希望通過改革的機制設計解決市場低效或者失靈問題。但改革有時會陷入一個怪圈，即推動一項改革提高了某一領域的效率，但又在其他領域導緻了新的低效率問題。你怎麼看長期動态的改革設計？
埃裡克·馬斯金：在某種程度上，未來可能會出現的低效率是可以預判的（至少可以預判出概率）。可以将未來可能出現的低效率問題提前設計到當前的改革機制中，從而跳出你所說的怪圈。
中國經濟報告：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政府是機制設計者。但在中國，不同層級的政府可能施政目标并不相同。比如地方政府更關注推動經濟增長，而中央政府還要關注經濟轉型。當一項改革内部存在多層級的機制設計時，應如何避免它們之間的沖突？
埃裡克·馬斯金：你說的問題确實存在。不妨把國家憲法視為最根本的層級，憲法本身就是一個機制，明确規定了不同層級的政府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以及其他部門如何對它進行約束。當不同層級的政府在機制設計中發生沖突時，應該以憲法為根本。
中國經濟報告：你認為中國政府在市場中應扮演怎樣的角色？
埃裡克·馬斯金：我認為政府主要應該扮演兩個重要角色：一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有些公共物品，市場是無法提供的，比如清潔的空氣或基礎設施，因此需要通過其他一些機制來提供，其中就有政府的參與。政府負有提供這些公共物品的責任。二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比如政府制定的規則對于防範金融風險而言尤為重要。
馬斯金從目的出發，明确預期的目标或結果，探讨是否可以設計合理的機制并通過機制運行達到目的
要想讓全球化進程不中斷，就必須為那些在全球化過程中受損的人提供保護并彌補損失
在大多數市場，政府幹預往往會使事情變得更糟，但金融市場有些例外。金融監管的重點并不是金融創新，而應該指向有可能波及整個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