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BiMBA商學院聯席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管理學教授改革開放40年，走過了野蠻生長階段的中國企業家群體逐漸走向了精英化、學院化，中國企業也從初創時的草台班子向規範化、國際化發展。這些成長背後有一股力量來自商學院教育體系的發展。接受商學院教育從身份鍍金、圈子文化的标簽向“回爐再造”必修課轉變，被越來越多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們重視。
成立于1998年6月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BiMBA商學院（以下稱BiMBA），是由北京大學與美國國際教育聯盟正式簽約合作培養國際MBA項目，也是北京第一家合作辦學MBA項目。在2000年，第一批啟動了中國的EMBA教育。楊壯從項目起始階段參與BiMBA教學，2001年開始擔任美方院長，2009年擔任BiMBA商學院的聯席院長。談起BiMBA這20年來的發展和企業家學生群體的變化，他感慨到，時代不一樣，學生尋求的重點、學生的質量、所處文化和曆史環境都不一樣，商學院教育也必須與時俱進。
關于中國企業走向卓越的發展之路，他認為，有能力、有态度、有品質、有價值觀、有戰略視角、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經營領導者是必要條件，但充分條件是擁有良好的社會生态環境。在他看來，中國的企業家和中國企業，要成為影響世界的領軍者，還有多遠的路要走，取決于企業，更取決于社會生态。
優秀商學院要有清晰高遠的價值觀
“商學院辦學最關鍵是要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和核心理念。”在接受《商學院》記着采訪時，楊壯如是說。在BiMBA成立之初，“當時是‘拿來主義’，最早的學生更多隻知道自己有不足，需要學習，但學習什麼，怎麼學習并不是特别清晰，因此，當時我們提出了Mission、Passion、Vision的目标。”
2004年，BiMBA商學院與西點軍校建立關系，重點學習西點軍校對方士官生領導力品格的培養模式。同時，加入了西點軍校的文化中的Be——Know——Do，即強調知行合一。後續BiMBA提出了教學的三大目标，即培養企業家的能力、品格、承諾（Competence、Character、Commitment）。其中，還特别将西點文化中的誠信文化理念帶進了BiMBA，倡導企業家從“不撒謊、不欺騙、不剽竊，也不允許别人這樣做”的基本價值觀做起。在2002年左右，時任BiMBA商學院中方院長的胡大源教授，就制定了常規MBA學生登山、EMBA學生穿越沙漠的戶外拓展活動。這與西點軍校領導力培養中集合體力和精神的雙重磨練，不謀而合。
同時，BiMBA與西點軍校還進行實地互訪。每年BiMBA都會帶學生到紐約、華盛頓進行遊學，其中在紐約的重頭戲就是實地去西點軍校聽士官生們分享西點軍校是如何培養領軍人物，如何進行品格素質的教育。在與西點軍校合作五六年後，他們也會每年派軍官和教授來中國參訪一周到十天，看中國企業的創新發展，感受中國各地文化，在課堂上聽BiMBA的教授們講述中國曆史文化的傳承和精華，這些互動幫助西點軍校更好地了解中國，實現中西互補。
2011年，BiMBA最早16字辦學方針依據時代的變化做了一些調整，把原來的“北大傳統”變成了“北大精神”，“中國特色”變成“社會情懷”，“國際接軌、世界一流”，改為“國家發展、全球視野”。2016年，陳春花任職BiMBA商學院院長後，辦學理念進行簡化，改為“中西合璧，知行合一”，而16字方針仍然在。成立20年後，BiMBA商學院發展依然重視價值觀驅動，緻力于研究中國企業本土及國際化發展問題，助其成長。
辦學理念的變化，隻有一步步影響到學生的價值觀，才是真正知行合一。在接受《商學院》雜志采訪時，楊壯表示，在2001年、2002年，整個國内商業環境并沒有認識到價值觀的重要性，包括很多北大學生都隻是力圖把事情做好，做到極緻，但是更關鍵的是要做正确的事情。
在2001年，他曾經給EMBA的學生做羅克奇價值觀調查，在18條工具價值觀和終極價值觀中，誠信（Honesty）被學生排在第17位。但是，在過去五年裡，再做這項調查時，誠信基本上位于前三位。2012年，國家反腐力度加大後，大家都開始對價值觀重新認知。随着中國人文環境、商界、政界環境的變化，企業家們逐漸認識到，不僅要取得業績成就，更重要的是要明确發展背後的價值和意義。“BiMBA從開始就特别強調價值觀驅動。我們希望大家做一個誠信守時的企業家、經理人。個人能力有大小，态度是關鍵。價值觀并不是高深莫測的理想主義。”楊壯說。
在他看來，到BiMBA商學院來學習的人，主要有兩類人。一類是想成為具有國際視野又懂中國市場運營的職業經理人，還有一類是想成為企業家中的創新者和領軍人物，他們希望帶領企業登上世界舞台。第一類更加重視專業主義能力的訓練，第二類更加重視價值觀、世界觀等方面的升華。從這個角度看，商學院教育的道和術都重要。
那麼，BiMBA希望培養出怎樣的領導者呢？楊壯根據自己多年在領導力領域的研究，提出了領導力三元論理論，即領導者需要具備格局、專業主義能力和品格魅力三大特質。
第一條特質需要領導者能夠海闊天空去想。要能站在事業格局的戰略制高點看待問題，同時要有獨特的視角、理念。在BiMBA，北大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為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可以培養領導人以多元視角看問題，有包容的心态，同時有思辨能力。第二大特質需要腳踏實地地去做。具備工匠主義精神，對問題有執着性，在戰略執行過程中有聚焦點，落實在組織文化、組織架構以及組織運營。第三個特質則要求領導者有清晰的價值觀，有品格。BiMBA經常通過西點軍校的誠信教育，同時結合戶外競技類運動來磨練學
這些基本價值觀問題，不但重要又很容易被忽視。在楊壯看來，在原則上、重大問題上必須遵守承諾，這一點特别值得中國企業認真研究。西方企業接受商業規則教育多年，中國仍然經驗教訓不足。中國企業在中國的生态環境中，如果誠信上自我要求不高，沒有達到國際準則，或許也能獲得成功。但是，如果中國企業要走向國際舞台，必須要按照國際方式方法行事，而不能僅僅照搬“三十六計”。中國的标杆企業，需要把自我要求提到世界标準之上。
商學院鏡頭裡的學生變化與成長
在這20年中，來BiMBA學習的學生由于自身狀況以及時代的不同，來此學習的目的，也在發生變化。他們都希望能在商學院教育中，尋求轉變和成長。楊壯向《商學院》記者總結了以下不同階段學生的特點：
1998年-2004年：1998年，BiMBA剛成立時，學生主要訴求是求知識。作為最早的中外合資商學院項目，很多人希望到北大學習來自西方的商業管理知識和理念，特别是年輕的MBA學生，在學習西方的市場營銷、金融、運營管理、财務管理等。
2004年－2008年：EMBA項目剛開始時，學生們一個重要的訴求是尋找商業機會，找到合作夥伴。同時，伴随着互聯網、汽車、房地産、金融産業的崛起，他們更希望企業能在激烈的競争中，通過學習企業經營戰略之道，成為行業獨角獸，甚至領軍者。因為這些行業崛起特别快。
2008年-2012年：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很多企業家發現企業的戰略、文化發生問題，他們希望找到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開始關注領導力的培養。正是在那段時間，楊壯開始講授領導力課程。
2012年-2016年：中國反腐力度加大，高官落馬，很多行業出現問題，企業家開始對自己的行為舉止進行反思，更加關注自我認知。他們來學校學習更多是希望重新進行人生定位，自我調整，而不是像之前瘋狂去找項目。比如，2015年的博士項目中，很多企業家開始想當老師。
到了今天，以楊壯在5月份率隊去美國遊學的2016級的EMBA為例，這批即将畢業的學生，主要是70後、80後。他們對國際社會更加關注，希望了解在國際市場中，中國企業應該如何真正把中西方文化融合。同樣是對西方知識很希求，但是與1998年時“拿來主義”不同，當下的學生更注重反思。
這些商學院學生需求的變化也反映出中國企業在發展曆程中，從開始模仿國外，追趕機遇，粗放式發展，逐漸轉變為追根溯源找本元問題，自我反思，批判式思維，希望找到屬于中國的創新發展之路。
楊壯認為，整體來看，中國企業的軟實力仍相對比較弱。與世界級企業的區别不是表面上能不能進入世界财富500強，而是企業能否基業長青，是否有健康的價值觀和企業文化，能否在保證硬實力強大的同時，增強軟實力。
以聯想、華為、海爾為例，這些優秀企業有很多值得其它企業借鑒的地方，但是與一些跨國企業特别是國際化标杆企業相比還是有距離。企業不僅能在中國生态環境下發展，更需要在全世界生态環境下，保持發展勢頭，在價值觀上有更深遠的影響力。
北大國發院BiMBA商學院所在地北京大學朗潤園偉大企業的誕生離不開社會生态的改善
在這次美國遊學中，學生們參訪了微軟、谷歌、星巴克、特斯拉、Airbnb等企業，楊壯感觸頗深。以特斯拉為例，雖然現在深陷困局，先是産能不足，又因質量問題内部召回，但是，特斯拉仍然堅持不懈，把很多事情做到精益求精。“馬斯克所做的事情，不僅僅是一個領導者的願景，他的專注，對問題的執着和永遠不放棄的精神和意志力，值得中國企業家學習。”
反觀中國企業，楊壯指出，目前遇到的主要問題就是這山望着那山高。“很少有人踏下心來做事情，需要向日本人的工匠精神、德國人的專注精神，以及美國人的創新精神去學習。”他認為，這種浮躁現象并非是中國人出問題了，根本原因是社會生态環境不健全。
談到未來中國是否會誕生像亞馬遜、谷歌這樣影響世界的卓越企業？是否還遙遠？楊壯表示，“遙遠不遙遠取決于中國的生态環境。整體并不是一家公司能否産生的問題。”他指出，産生好的企業必要因素是企業家個人的領導力的提升，素質品格洞察力、專業主義能力和工匠精神等，一定要達到國際标杆水準。“這樣的企業家我看到不少。但是，中國企業是否能變成亞馬遜、谷歌這類企業的充分因素，要看中國的社會生态環境能否得到進一步的完善。”楊壯認為應從以下四個方面做起：
1、法律生态環境。在完善的法律環境中創新創業，有完備的知識産權體系保護企業，法律面前真正人人平等，遇到任何問題，法律可以解決。目前中國的法律生态環境仍比較差。
2、市場生态環境：市場的運營規則既保證市場的自由，又有所必須遵循的制度原則等。
3、金融生态環境：構建完善的信用體系，加強外部的監管力量同時提高了信貸資産質量。在公平公正的信用評價體系下，為優質有潛力的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而不是更多束縛和限制。
4、教育生态環境：這是所有生态環境中最重要的。高中到大學的教育是培養學生品德品格、批判性思維能力的關鍵時期，目前，中國這方面還有很多地方值得改進。教育制度要允許不同的聲音，老師在教育淨土上有獨立思考的空間，學生能夠敢于大膽地向老師挑戰。教育生态的改變有待于國家政治改革的進一步的深入，社會生态的改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梳理，以及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落地。
确實，商業離不開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環境的支撐。“生态環境裡要靠企業，生态環境的建立關鍵靠政府。”楊壯補充到。
同時，企業家不僅要做自己的事情，更應該關注整個中國社會的走向，為中國社會的生态環境變成真正公正公平，陽光透明，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因為不這樣做，自己的企業獨斷專行，也不可能成為偉大的企業。”楊壯指出，有些民營企業家已經走在國有企業，甚至政府前面，發展綠色經濟，提倡社會公益，邊區扶貧等。
中國式勤奮好學值得世界尊重和借鑒
關于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有沒有能夠成為國際範式，反哺國際管理學的經驗問題。針對這點，楊壯指出，中國企業也有很多要素值得國外企業學習。
首先是，中國文化中的應變能力，這與易經等曆史傳承中的辯證思維有很大的關聯；第二，中國人的勤勞，以及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第三，認真學習的能力，特别是模仿能力，這種品質也是學習力的重要體現；第四、不怕吃苦；第五，中國政府所發揮的作用。雖然管控的力度和方式有一些争議，但是沒有政府支撐推動，經濟很難實現高速發展；第六，中國人有一種内心向上的需求。中國文化很務實，這種内在的驅動力值得西方人學習。
“現在很多西方國家年輕人對很多事情沒有激情，沒有動力。中國将來富裕後，是不是也會這樣？可能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态是未來的中國。”楊壯不無擔心地說。
優勢與不足兼具，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在走向卓越，甚至偉大的路上仍任重道遠。面對日益變化的環境，商學院也不能閉門造車。楊壯表示，遊學不能隻看美國企業，也要看到日本、德國、英國、以色列、瑞士等國家的企業，以及中國優秀的企業。學習回來要進行反思、複盤，不能妄自尊大，也無需妄自菲薄。
改革開放40年，中國企業仍然在追趕或者接近世界舞台上那些持續發展的标杆企業。商學院教育也将跟随中國企業不斷探索，從培養德才和雄才兼備的領導者開始，助推中國企業在軟實力上不斷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