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由于城鎮居民中高收入階層和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逐漸擴大，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預期不斷下。減稅清費仍需加碼，把政府拿走的稅收比例減下去，讓居民家庭拿到的收入比例提升，并且讓全體居民家庭感覺到這個增長不是暫時的，而有一個長久的預期，這樣整體的消費能力就出來了。大規模減稅會讓老百姓高興，一邊是國民高興，另一邊又讓中小企業發展起來，政府的稅收也随之上升了。
最近三年居民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開始上升，但是三年的上升相對過去20年的下降，遠遠不夠。政府如果非常關心長遠的經濟增長，就需要更大幅度的減稅清費，而且重要的是對中小企業的減稅，比如給從事服務業的中小企業減稅免稅，讓企業普遍恢複活力。
2017年以來民間投資下滑特别嚴重，原因就是前面講的内需不足，因為嚴重産能過剩。當市場上嚴重産能過剩的時候，民企面對的是硬預算約束，民企需要生存，如果亂投資造成資不抵債，要破産的。所以當整個市場内需不足，市場上沒有需求的時候，那麼面對硬預算約束的民企就會很謹慎，不敢投資。
另一面，如果還要用刺激方式頂住經濟增長，民企很難參與其中。其結果就是變成了你提到的，讓國企為主力投資，而國企靠的是借債，這個債往往是要變成壞債。當整個市場狀态不好的時候，就更容易導緻國進民退。人們講國進民退已經很多年了。國企改革、内需不足這兩個問題沒有解決，民企更沒有興趣去投資，更沒有機會去投資。
産能過剩與杠杆率猛增。這兩個并行的問題都是軟預算約束問題驅動的。國企、國有部門面對軟預算約束，導緻投資過多，由于不需要顧忌後果，也不怕破産，國有部門的過度投資必然導緻産能過剩，當出現嚴重産能過剩的時候，就把經濟增長的下一步可能性給搞掉了。所以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其他的措施都不可能解決問題，比如說刺激一下投資，用什麼辦法刺激一點消費，都是“補丁式”的。
中國經濟面對兩大問題：一個問題是經濟增長，另一個是穩定問題。剛才基本上集中讨論的是經濟增長。其實穩定性問題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搞不好可能很危險。實際上去年的股災就是一個典型的穩定性問題。去年的股災由于爆發快速，所以泡沫沒有那麼大，如果股災沒有很快爆發，假定決策者用各種各樣的辦法維持股市泡沫繼續膨脹，漲到了今年再破的話，那很可能引發全面的災難，就不僅僅是金融市場層面了。
大家一直在談國企改革再出發，但是混合所有制如果作為過渡的一步沒有錯誤，但關鍵在于控制權，無論是從《公司法》的角度，還是從憲法的角度，都強調保護産權，無論誰的産權都要保護，當民間資本進入國企的時候，民間資本一定關心的是自己的産權怎麼保護，民企有沒有控制權，如果控制權由政府或者國企掌握，讓民間資産進來，這是不可能的，這一定會失敗，最後的結果可能是民營企業不信任這些國企，它不願意再進來。
因此，國企改革必須在所有制上放開，這才叫改革，而且這才和公司法是一緻的，否則根本上違反了公司法，《公司法》制定中就強調産權保護，作為股東是有權利的，股東有權利來任命經理，股東在大事情上有投票權，所以混改後，所有的股東權利都是平等的，國有股和私人股的權利都是一樣的，如果國有股占10%，民間股占90%，那一定是民間控股；民間如果占51%，國有占49%，也是民間控股，而且真正的決定權在最後的投票，投票的時候也不能簡單地說誰控股，而是集體投票的結果。所以國企改革需要服從《公司法》，違反了《公司法》談不上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