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央行同時收到了WORLDFIRST支付業務許可和美國三大征信公司之一的益博睿公司Experian的申請，标志着我國支付市場和征信市場打開了對外開放的大門。
我國金融開放的進程中，不僅是“引進來”，還有“走出去”。第三方支付便是中國金融業“走出去”的一個先頭部隊。
2017年11月，央行副行長範一飛在第六屆中國支付清算論壇上曾表示，支付産業将在金融業對外開放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國支付産業“走出去”快速發展，服務、技術、标準和網點輸出正全面推進。
跨境支付在為支付産業走出國門搭建基礎。2017年6月，央行原行長周小川在“2017陸家嘴論壇”上表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統（CIPS）二期将落戶上海，提高人民币跨境和離岸資金的清算、結算效率，更好地實現人民币國際化，為“一帶一路”倡議服務。
當前，無論技術水準或交易規模，中國的支付行業已走在世界前列。中國銀聯5月22日發布的《中國銀行卡産業發展報告(2018)》顯示，去年銀聯網絡轉接交易金額93.9萬億元，占全球銀行卡清算市場份額保持第一，且銀聯卡全球受理網絡已延伸到168個國家和地區。
而移動支付更是站在了潮頭。作為中國“國産”二維碼——漢信碼的開發者之一，北京意銳新創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CEO王越體會頗深。大量東南亞支付公司找上門來，希望與他進行移動支付終端的軟硬件技術合作。“移動支付普及全球大潮來襲，而中國是引領者。”
支付向外“輻射”
2016年以來，中國遊客們就開始扮演交流使者的角色，以需求拉動供給，助力支付産業的“中國模式”向外輻射。而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兩大巨頭則是中國支付業向外輸出的主力軍。
今年初，支付寶宣布進入以色列、迪拜。至此，支付寶已覆蓋全世界近40個國家和地區，在境外擁有9個本地錢包夥伴，遍布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另一移動支付巨頭也不甘示弱，截至今年1月，微信支付接入的國家和地區也已增加至25個。
兩大巨頭的境外版圖中，東南亞是重中之重。受訪人士普遍認為，東南亞地區移動支付的需求旺盛，金融基礎設施已經有一定的發展，且正處于人口紅利期，年輕人多、善于接受新鮮事物，為當地市場接受中國支付模式提供了條件。
以孟加拉國為例，據媒體報道，孟加拉國1.6億人口中，約一半是24歲以下的年輕人，超過95%的支付交易還在使用現金。但同時，手機滲透率超八成，4G智能手機的覆蓋率預計将于今年底超過功能手機。
4月底，螞蟻金服在孟加拉國與該國最大的移動支付公司bKash達成戰略合作。雙方宣布，螞蟻金服将通過技術和經驗分享，打造“孟加拉國版支付寶”。而在3月的全國兩會上，馬化騰也宣布微信支付在海外本地化落地的第一個國家确定為馬來西亞，在該國的“第三方支付牌照已拿到手”。
不僅是東南亞，移動支付在整個亞洲地區漸成潮流，這也是中國業者的機會。
在日本，三大銀行三菱東京UFJ、三井住友和瑞穗不久前宣布，将成立一家合資公司聯合開發二維碼支付系統，統一二維碼支付技術标準，共同推動無現金支付。該系統預計在2019年投入使用。
在印度，大街小巷的收付款方式正慢慢變得和中國一樣，用手機掃二維碼打車、在餐館買單、在加油站加油，街頭的飛餅攤都開始挂上二維碼。
“支付能衍生出大量創新性服務，不久将成為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和基礎設施。”王越說。
一些歐美、西方國家亦是兩大巨頭必争之地。例如，芬蘭、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出租車也逐步開始接入支付寶。在莫斯科街頭，盡管還沒有真正普及的移動支付品牌，但支付寶、微信支付等Logo已然出現在了各色小店的櫃台上，且店員操作的熟練程度讓人驚歎。
“當歐美市場逐漸适應了互聯網生活方式在方方面面的滲透，就為支付提供了無限可能。”中國支付清算協會副秘書長王素珍說。
出海背後
支付出海的背後，中國相關模式、資本和行業标準也在不斷走出去。
在東南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習中國互聯網産業尤其移動支付業發展的創業浪潮正在橫掃當地，出現了一批界面、功能、推廣方式都明顯模仿中國企業的本地版支付寶、美團、滴滴打車甚至今日頭條。
在馬來西亞，TouchNGo的用戶可以用手機支付高速公路過路費；在印度尼西亞，DANA用戶能在手機上完成社保繳費；在巴基斯坦，Easypaisa被沒有銀行賬戶的人用作電子“工資卡”，雖然當地的移動通訊設備還處于功能機而非智能手機時代。
“東南亞目前是全球第三大的互聯網用戶市場，人口占到了全球約8%而且年輕人居多。這是複制‘中國模式’的基礎，二維碼支付或許在不久的某一天就遍布大街小巷了。”意銳新創科技有限公司首席運營官關恒預計。
中國支付産業的出海，也帶動了一些投資者走出去，從而在生态上影響了東南亞的創業浪潮。
“阿裡系、騰訊系的投資方以及其他投資機構，為中國的支付服務商和當地的創業者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新加坡金融科技公司Silot創始人李博晨說。他在創立Silot之前曾擔任百度全球支付業務的副總經理，在東南亞生活了近20年。
“一些國家對于外來支付機構會抱有天然的戒心，不輕易讓支付寶、微信支付等巨頭入場。”李博晨說，這使得中國的風投盯上了一批執行力強、有熱情的大學生創業者。風投們将其中的成功者收歸己有，期待未來能在當地市場掌握更強的話語權。
拓展重點放在歐美的支付機構的做法不太一樣。例如，寶付支付從2017年2月拿到跨境牌照起，目前每月已有10億元人民币的購結彙交易量。
“寶付的跨境業務現階段聚焦在美國和歐洲。首先，這些地區是中國制造、中國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場；其次，美國和歐洲的金融市場相對成熟，基礎設施完善，支付作為新興的服務産品能填補空白，快速切入市場。”寶付跨境業務負責人林勇說，歐美國家的貨物貿易平台與企業對跨境支付的需求較為強烈，也随之帶來了産業鍊上下遊的各色需求，比如倉儲、物流等相關行業的聯動，“這都是不可多得的機遇。”
受訪人士認為，2017年底，央行出台《條碼支付業務規範(試行)》，使得此前一些遊走于灰色地帶的做法得到規範和正名，這也為全球的移動支付監管提供了範例。
合作或成主流
在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金融所所長助理楊濤看來，中國支付業的出海，強項是服務于中國居民或企業走出去以及當地華人，但面向當地居民推廣尚有欠缺，其原因有四點：
第一，各國的支付監管差異較大，普遍比較嚴格，支付企業走出去不易适應；
第二，缺少相關基礎條件保障。中國第三方支付行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政策的鼓勵與銀行的支持，尤其是銀行業低成本、大規模發卡，為第三方支付的早期快速擴張提供了支撐，而在國外這些條件尚難以具備；
第三，在價格競争策略上受到約束。在國外市場中，支付服務價格普遍較高，支付公司出海之後受到種種規則限制，補貼紅利等價格戰手段可能難以開展；
第四，金融體系差異造成的支付需求有所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金融基礎相對薄弱，原有金融體系提供的零售支付服務普遍不足，而且對“支付+”的接受程度較高，因此第三方支付容易獲得市場認可，但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已經相對成熟，居民依托銀行卡、支票等支付方式的習慣已經形成，短期内不容易改變。
溝壑客觀存在，轉變也在一步步發生。“中國支付清算協會和歐美、澳大利亞的相關機構都建立了相應的聯系，并組織交流平台，為支付機構更多地提供了解、接觸海外環境的機會，幫助支付機構出海時少走彎路。”王素珍說，“對于支付機構來說，與當地銀行和支付機構合作這一出海方式，可能相對便捷。”
支付寶就是其中的代表。2016年，支付寶戰略投資泰國支付企業AscendMoney，以期打造泰國版“支付寶”。這隻是支付寶合作式出海的一個案例，2017年這家公司在東南亞延續了這種模式。無論是注資菲律賓電信運營商Globe旗下數字金融平台Mynt，為當地消費者和小微企業提供普惠金融服務；還是将其控股的東南亞電商網站Lazada旗下在線支付平台helloPay合并，helloPay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等國将以Alipay的名義繼續運營。
這也可能引領中國同業的風潮，比如京東金融也采用了合作戰術。2017年9月，京東金融宣布與泰國尚泰集團成立合資公司，以“支付先行”策略進入泰國市場。合資公司初期将以支付業務為核心，未來或将業務拓展至消費金融、供應鍊金融、保險、理财等多個領域。
“支付在中國發展迅速，使用人口多，體系已經相對完善和成熟。”王越認為，正走向全球的中國支付業，是中國式彎道超車的又一例。
93.9萬億去年銀聯網絡轉接交易金額93.9萬億元，占全球銀行卡清算市場份額保持第一，且銀聯卡全球受理網絡已延伸到168個國家和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