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掌握核心技術，并指出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而核心技術靠化緣是要不來的，隻有自力更生。結合科技創新高投入、長周期、高風險的特點，國有企業應該承擔更大的曆史使命。國企分類改革正在路上，有必要分析各類型的國企如何從事核心技術的研發，從而将技術突破嵌入到改革過程中，産生持久創新動力。
加強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發展态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也引發西方社會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嫉妒和恐懼，不斷抛出“中國威脅論”。
黨的十九大提出，中國進入了新時代，對内更加注重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對外則加大開放力度，主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這讓西方國家感覺非常不适。近期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展”“科技戰”就是遏制打壓中國崛起的縮影。
美國政府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銷售零部件、商品、軟件和技術一事，引起全球震動。短期看，中興事件引發國人反思。美國意在封鎖對中國的技術輸出，尤其是半導體、芯片、人工智能、5G等領域的核心技術，劍指“中國制造2025”。長期看，核心技術将是困擾中國轉型升級的重大課題。
中美相關談判仍在繼續，存在回旋餘地，但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戒心和阻撓是不會改變的，隻會随着雙方勢力的此消彼長而進一步演變。一方面，美國已在今年年初的《國家戰略報告》《國情咨文》等多個文件中明确将中國列為“競争對手”；另一方面，随着中國進入新時代，全面實現小康和偉大複興之路将會毫不動搖、披荊斬棘、勢如破竹地前行。因此，國内外環境都要求我國必須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制高點，打破核心技術的瓶頸制約。
國企在核心技術研發方面具有獨特優勢
國企從事科技創新具有比較優勢。第一，科研創新尤其是基礎性的重大科技研發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般的中小企業難以負擔，而國企往往資金和人才實力雄厚。
第二，是創新就有風險，越是重大創新風險則越大，在一定程度上講相當于是一項不計市場效益的投資，國企在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統領下可以做到；同時，優厚的财力、科研實力以及具備獨特的政府背景，使得國企的抗風險能力遠遠好于民企。
第三，重大技術攻關要有指向性，要為企業帶來實際收益，但當前基礎性産業往往投入大、收益小且回收期過長，民營企業一般不願意參與，而國企由于具備一定的公益性質，故絕大多數基礎性産業的參與主體隻能是國企，所以從産業角度上講，它們進行創新的必要性更強。
第四，核心技術的研發可能需要很長時間，而國企一方面可以“耗得起”時間，另一方面則可以通過其特殊身份而獲取政策便利（行政審批、借貸、人才引進、專利注冊、政府數據獲取、産學研對接）等加快研發進程。因此，國企在核心技術研發上具有天然的優勢。正因如此，美國、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國企介入其高科技行業的采購、并購等活動格外“小心翼翼”，美國總統特朗普甚至還聲稱可能組建5G方面的國企以對抗中國通訊行業的崛起。
不得不承認國企存在“政企不分”“預算軟約束”等弊端，但這些弊端恰恰是核心技術快速突破的強心劑。國企在經營上的種種弊端“毋庸置疑”，但其在燙平經濟周期、承擔社會事務等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國企是中國宏觀調控和落實改革的重要依靠力量，是各級政府實施産業政策、貿易政策和創新政策的抓手，尤其是在關鍵時期和關鍵領域。正基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理直氣壯做大做強國有企業。
當然要盡可能消除國企的弊端，實施國企分類改革和混改等一系列改革舉措，但也要盡可能地發揮國企的“特長”，要增強國企的政治意識并更好地服務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國企治理結構必須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個環節，一定程度上講國企更多地從事核心技術研發正是體現黨和國家意志的重要表現。
鼓勵企業科研投入，并不是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計劃經濟”做法，是符合企業長期發展趨勢的。事實上，國企不是創新太多而是太少了。手握大量資源卻用于低端重複再生産，有悖于轉型升級的戰略導向，更不利于高質量發展。相比同規模的民企，甚至規模小得多的民企，國企創新活動明顯偏少。一方面是因為有的國企處在壟斷行業，或者産業鍊的上遊，賺錢相對容易，創新的激勵不足，不能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即便低效甚至瀕臨破産也會有政府兜底，導緻處于逆境的國企往往很少主動用創新打開出路，不能“窮則變，變則通”。當前中美貿易戰、科技戰的外部壓力，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内部動力，都亟須“引爆”國企科技創新的導火線。可以說，這也是“補短闆”的應有之意，補上國企長期應該從事但未能有效進行的科技創新活動，釋放出巨大的創新能量。
十九大報告對國企改革發展作出重大部署，明确提出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争力的世界一流企業。近期，國資委官員表示，形成一批在國際資源配置中占主導地位的領軍企業、形成一批引領全球行業技術發展的領軍企業、形成一批在全球産業發展中具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領軍企業。
以國企改革為契機突破核心技術瓶頸
2018年國企改革将向縱深推進，各類國企改革的路徑更加明确，重點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分批次有序展開，一些試點也為國企國資的全面深化改革積累了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起到了示範帶動作用。同時，國企作為國家科技創新的主力軍，應緊緊牽住自主創新這個“牛鼻子”，抓緊突破前沿技術和關鍵核心技術，努力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中發揮主力軍作用。
如何将國企的技術研發有條不紊地嵌入到改革中？或者說，如何在國企改革的同時增強企業的技術創新意識和行動？這不能“一刀切”，可以結合國企分類改革的相關分類，對不同類型國企針對性地提出不同要求。
第一，競争性的商業類國企，完全放開市場，讓民企帶動國企及整個行業的創新積極性。一般而言，由于民企的機制比較靈活，所謂“船小好調頭”，無論是在市場策略還是管理機制上更能适應多變的商業環境，對利潤的追求更是使得其捕捉市場創新需求的敏感度也更高，總體來講，民企創新意識比國企要強烈，成本效益要高，例如民營企業中的傑出代表華為、BAT、聯想、海爾等，以科技創新為導向，加大研發投入，掌握行業核心技術，跻身國際市場前列，所以民企的介入可以提高行業的整體研發水平。需要注意的是，鑒于國企自身改革的緊迫性和現實性，要從民企參與的意願上多做考慮，在一些競争性領域發揮民企的比較優勢，實現雙赢。
第二，對于自然壟斷性的商業類國企，應該區分上下遊産業鍊條，實施不同的創新戰略。上遊不能放開的環節，要鼓勵國企加大研發投入，對頁岩氣、大數據改造傳統能源勘探及利用、芯片、5G、高鐵等重大核心技術要聯合中科院、工程院、高校及智庫力量，以國企為主體，整合各類研發團隊進行攻關。國家為此提供制度便利及稅收減免優惠條件，着力突破戰略性前瞻性領域關鍵核心技術。中下遊可以放開的環節，則通過混改引入外資、民資等戰略投資者，融合戰略投資者原有的技術專利。需要注意的是，混改時應将民資真正嵌入企業框架，改善國企治理結構。國企混改涉及多元産權主體，應該強化各方的契約意識，履行現代企業制度，例如以建立規範有效的董事會為重點進行公司制改革，規範法人治理結構，允許民資派代表進入董事會。
第三，對于關系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商業類國企，要重點建立容錯機制，鼓勵高管加大企業研發投入。這類企業一般沒有民企競争對手，本身的創新意識不強，收益對企業來說也不是全部目的，所以關鍵就在于合理引導高管去創新。創新需要高投入，高投入随之而來必然是高風險，從“風險規避”來說，需要盡快推進落實容錯機制，制定創新容錯的負面清單，形成保護和鼓勵創新的良好氛圍，使國企高管放下包袱，解放思想，大膽嘗試。創新活動有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不可避免，不能因研發失敗而問責。國企高管隻要是堅持創新驅動戰略以及未來科技發展方向，并按照法定決策程序實施的研發投入，都應該依法保護。
第四，對于公益類國有企業，技術和制度創新并舉。根據不同程度的公益性質，完善治理結構中的主要問題，包括委托代理關系、信息披露和風險管理，解決制約企業創新的體制機制問題。一些公益類國企重在服務質量的提高，更多需要制度創新。而另一些企業，如軍工類企業，則更重視技術創新。而對于此類企業的技術創新，主要由政府直接承擔，并向國企、民企及其他行業進行技術擴散。除此之外，逐步建立技術創新的投資機制與運行機制，打造善于創新、敢于創新的企業家隊伍，通過股份制改造及管理制度創新等強化技術創新的多方面支持，提高這類企業的創新管理能力，以制度創新推動企業的技術創新，培育出新型的企業創新文化，激發企業不斷創新。
（作者張定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劉誠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财經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