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成為世界一大奇迹，而深圳的突飛猛進好比這一奇迹的金字塔尖。1979年深圳建市時，全市GDP還不足2億元，僅是南方邊陲一座不起眼的小城；而到了2017年，這一數值已經高達2.2萬億元，猛增了上萬倍，位列全國第三。
這座橫空出世的城市曾經響起了改革開放的第一聲“開山炮”，創造了聞名全國的“深圳速度”，提出了新的口号——“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作為經濟特區，深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飛速崛起，發展出興旺的進出口貿易與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很快跻身中國一線城市之列。
不過，随着全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更多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國家級新區加入開放的行列，深圳特區不再獨享在降低稅率和簡化審批等方面的優惠，亦即“特區不特”。上世紀末，深圳面臨對骨幹企業和高端人才吸引力下降的緊迫問題，在逐漸失去特區光環的背景之下，如果墨守成規，把思路局限于繼續争取更多優惠和特殊政策，無疑會在與時代的賽跑中敗下陣來。
深圳用之後十幾年的發展成績消除了大家的懷疑。通過産業不斷躍升，曾處危機中的深圳找到了一條革新自強、再創輝煌的道路：從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創造，從制造業最低端的“三來一補”出發，深圳經濟走過了勞動力密集型的代工制造階段，終于踏入了位于價值鍊頂端的産品設計、技術研發領域。作為我國高新技術最繁榮的城市，創新成為了深圳經濟的主心骨和第一推動力量，深圳又一次向人們宣示了自己無可取代的優勢。
如果說上世紀後期深圳的快速發展得益于貿易增長和快速的工業化，那麼進入新世紀以來，其繁榮興盛則是由于高新技術産業與“深圳創新”的崛起。深圳的獨特優勢從“有特别政策”變成了“特别能創新”。
深圳是如何完成這一華麗轉身的？
“高交會”平台與珠三角完整産業鍊
深圳高新技術發展的成功與一個重要平台密切相關，很多國内外人士都是通過這個平台第一次關注到深圳卓越的科技創新能力。這就是創立于1999年的“高交會”（全稱“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
首屆高交會舉辦時，深圳科技力量還遠不如北京、上海那樣雄厚，于是籌辦者争取了幾個國家部委聯合舉辦。随着當時的“三部一院”——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科學技術部、信息産業部和中國科學院的加盟，原計劃的“高交會”的名稱之前就多了“中國”兩個字。首屆高交會的籌備時間非常緊張，而且籌辦者心中也對展會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很沒底。
經過籌辦者的努力，第一屆高交會就盛況空前。時任深圳市科技局局長的李連和對那次開幕式印象深刻。原先擔心沒人氣的高交會人滿為患，會場裡人員摩肩接踵，非常熱鬧。4000多個項目登上交易台，成交項目1459項，成交總額達65億美元，吸引了境内外各大新聞媒體1100多名記者前來采訪。二十年後，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還曾懷念這次盛會：“我們曾為湊出必需的營運資金而四處奔波、夜不能寐，甚至試圖賣掉我們的QQ軟件，幸運的是，借助深圳第一屆高交會這個平台，我們獲得了第一筆風險投資。”
從第一屆開始，每年一屆的高交會就顯示出了強大的資源聚集和調配能力，成為我國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科技盛會，同時也成為深圳的國際名片之一。這一“中國科技第一展”，在深圳高新技術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打通産品從研發到快速市場化的環節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除了“高交會”的優質平台，深圳周邊地區完整的電子産業鍊也給高新技術産業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環境。在電子産業界内，有着“廣深高速堵車，世界電腦缺貨”的說法，道出了這條高速所在的珠三角地區在世界電子産業中的重要地位。不隻是電腦，珠三角地區作為全球智能硬件中心和全球電子産業中心，擁有芯片、模組、方案商、材料、代工廠等全球最完整的産業鍊條，而深圳華強北則是全球最大的電子元器件的集散中心。這為孕育出世界一流的科技公司提供了配套硬件條件。從産品的構想到樣機再到規模化生産，深圳提供了最為便捷、速度最快的創新環境。
依托這一優勢，深圳得以在電子産業的硬件制造與創新上大放異彩。據深圳市原副市長唐傑估計，2016年，中國大概有10億部手機的生産能力，其中8億集中在深圳。除手機以外，深圳在機器人、可穿戴智能設備、新能源汽車電子等領域也都走在時代前列。
其中突出案例是大疆無人機。成本昂貴的無人機原本非常小衆，幾乎沒有價廉物美的普及型産品，而大疆利用深圳及周邊地區強大的碳纖維材料、航空鋁後加工、特種塑料、锂電池、磁性材料等配套産業，把無人機做成了大衆消費品，開創了一個百億級的大市場。而在全球消費級無人機的市場中,大疆長期保持着70%以上的市場占有率。其創始人及CEO汪滔曾感慨：“大疆離不開深圳，因為這裡大概有世界上最好的硬件創業環境。大疆創業成長的路上，深深打上了這個城市的烙印。我要感謝這個時代，更要感謝這座城市。”
作為經濟特區，深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飛速崛起，發展出興旺的進出口貿易與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很快跻身中國一線城市之列。政府引導和企業自主創新
1995年我國确立了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而深圳市是這一戰略最積極的踐行者。深圳市對政府角色有着清晰的自覺：在一些方面堅守“無為”，即在保證行政的廉潔高效以及社會的法治秩序的條件下，尊重“看不見的手”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市場經濟的思維解決問題；同時，在另一些方面又積極“有為”，運用“看得見的手”，着力降低企業研究開發的直接成本和制度成本，在關鍵領域給予企業引導和鼓勵，為深圳産業升級和突破提供了重要助力。
比如深圳産業從代工制造向自主創新轉型的關鍵時期，最大的瓶頸之一就是企業缺乏獨立研發創新能力，而且由于自主研發的投入較大、回報較慢，企業家大多對建立研究機構心存疑慮。深圳市政府為此煞費苦心，出台了一系列言出必行的引導鼓勵政策：
鼓勵企業申報自建研究機構，一家企業試着申報後，立刻獲得500萬元補貼；第二年更多企業前來申報時，政府又提出申報研究所不能隻有辦公室，還要有符合資質的研究人員，于是一批企業馬上去找學校等研究機構，請老師們來當研究人員；第三年申報要求又提高到要有具體的研究項目，于是企業家們又到學校去了解老師們的研究課題；第四年再提出要有項目的前景預測和市場調研分析……
如此一步步引導了五年之後，有一批企業嘗到自主研發創新的甜頭，進入産業創新的良性循環階段，同時也鼓勵了更多的企業加入到研發創新的隊伍中。
在政府的引導與鼓勵下，深圳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研發和創新方面極為活躍。深圳企業喜嘗“頭啖湯”，愛下“先手棋”，自力更生而又敢為人先。正是一批擁有蓬勃朝氣的企業，令深圳成為了創新的搖籃。而深圳市政府也尤為重視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地位。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曾指出，深圳創新有四個“90%”的現象：90%以上的研發機構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資金源于企業，90%以上的專利發明出自企業，“深圳的GDP成績好，并不是因為官員的本事大，而是因為深圳企業的貢獻多。”
今天深圳已初步形成以企業為主的自主創新體系，出現了一批具有較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争力的企業，培養造就了一批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和技術專家。以華為為例，2017年，華為研發人員約8萬名，占公司總人數的45%，研發費用支出為人民币897億元，約占總收入的15%，是唯一一家進入全球企業研發排名前十的中國公司。
“創新之都”的新使命
憑借以上幾點，今天的深圳已經成為我國産業升級最為成功，高新技術發展最有成效的城市。近十幾年來，“三來一補”企業逐漸銷聲匿迹或成功轉型，更具知識含量的高新技術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崛起。2017年，深圳的高新技術産業增加值為7359.69億元，占生産總值的33%，是第一大支柱産業，同時已有11230家深圳公司通過國家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全社會研發投入超過900億元，占GDP比重達到4.13%。深圳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和研發強度在國内僅次于北京，位于第二，而高新技術産業增加值則位于全國首位。
在電子信息産業裡，深圳有華為、中興、創維、大疆等一系列行業翹楚；在互聯網領域，騰訊控股以5000多億美元的市值領先阿裡巴巴、工商銀行等巨頭，占據中國上市公司市值排名榜首；在生物科技方面，華大基因先後完成了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部分、“炎黃一号”亞洲人基因組圖譜等重大項目，是中國第一、世界領先的基因組測序機構；而深圳的新能源、新材料産業同樣發展迅猛，在石墨烯、柔性顯示等領域已跻身世界前沿。
在科技創新能力的關鍵指标——PCT（專利合作協定）國際專利申請上，深圳表現得尤為突出。2017年，深圳的PCT申請量已經達到2.04萬件，以一城之力超過德國（1.89萬件）和韓國（1.57萬件）。在國内，深圳的表現遙遙領先于其他城市，幾乎占據全國的半壁江山（2017年占全國的43%），可以稱得上是我國的“創新之都”。
蓮花山下，南海岸邊。幾十年前的邊陲小鎮，已經蛻變成為一座欣欣向榮的現代化大城市，也是中國最具創新精神的熱土。然而今天的深圳也沒有松懈。“孔雀人才”計劃、科技型企業創業資助等多個項目都在繼續助力深圳創新的繁榮。為對接“中國制造2025”，深圳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深圳行動計劃》，力争到2025年成為國内智能制造、綠色制造、高端制造的排頭兵，跻身國際制造業強市之列。
在這座一直走在時代前列的青春之城裡，不斷改革創新已是共識，突破自我成為習慣，多元文化互相包容、互相溝通，激發着不盡的創意與鬥志。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全球技術競争日益白熱化的今天，深圳擔負着為我國建設國際科技産業創新中心的重要使命。科創領域的“深圳軍團”，将在如今的高起點上整頓行裝，繼續征程，努力讓“深圳創新”再創新高峰。
一切都隻是剛剛開始。
90%深圳90%以上的研發機構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資金源于企業，90%以上的專利發明出自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