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以來，處在“限價＋搖号”調控中的一些地方樓市躁動不安。
據媒體報道，在成都，7萬人排隊搶1000套商品房，一手房出現房荒；在西安，以人為操作搖号結果方式違規銷售106套商品房，涉事區長已辭職，35名公職人員受到處分；在深圳，一個新開樓盤要先交500萬元“誠意金”才允許搖号……
此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分别約談了西安、成都、海口等12個城市，強調堅持調控力度不放松，同時要求各地有針對性地增加有效供給，抓緊調整土地和住房供應結構。
為何在“因城施策、持續調控”的政策基調下，一些地方的樓市仍然躁動不安？其背後究竟存在怎樣的樓市調控困局？
限價令之下
近期的樓市躁動緣于一道簡單的算術題。
5月下旬，杭州某樓盤開始搖号，預售證均價不到每平米1.9萬元，而周邊二手房的價格已經在每平米2.7萬-2.8萬元。如此巨額的價格剪刀差，吸引接近1.2萬人通過審核參與搶房大戰。
這樣的算術題不僅出現在杭州市衆多熱點樓盤所在區域，此前也曾在惠州、無錫、南京、西安等多個城市上演。
有媒體認為，正是這些城市對新房的限價令，使得市場上一、二手房價倒挂，從而誘發了人們的投資熱情，形成了某種“套利”。
盡管住建部一再強調中央對房地産市場“房住不炒”的定位，但一些地方的調控措施顯然與這個治理目标之間出現了不一緻。
一方面，限價令形成了事實上的房價“雙軌”：新房由政府限價，二手房卻是市場價。這既是對“買新房必賺”這種不合理的投資心态的變相鼓勵，由此所造成的“套利”也扭曲了供求關系。
另一方面，限價與限貸同時出現的副作用也很明顯。限價令使開發商隻能以快速回款來保現金流，本意在于穩定房價；但限貸卻客觀上提高了購房成本和資金量，因此而來的高首付甚至全款購房，使得能調動大量資金的人獲得先機，對剛需者造成事實上的歧視和擠壓。
這些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在于，面對中央的樓市調控要求，出于各種原因，一些地方開始試圖博弈。此前樓市調控的鐘擺式、運動式、治标不治本的弊病仍沒有完全消除。
可以說，樓市調控的深度困局在于，主動調控有時演化為被動調控，宏觀和中觀調控被迫成為微觀調控；調控的非市場化手段日盛，長效機制的出台任重道遠。
以杭州為例，城市房價上漲既得益于共性常規要素，如省會和著名旅遊城市的地位；也得益于個性突發利好，如成為G20峰會的舉辦地。而城市價值的成長勢必反映在地價和房價上，因此當下出現“搶房”的城市大都是長短利好兼備、補課效應明顯的城市，其最有力的判斷标準，就是新房周邊長期企穩的二手房價。
以“堵”為特色的地方限價令與此相悖。由于輿論基本很少承認中國城市房價上漲的正當性，而是對房價上漲“談虎色變”，也就缺乏适當的應對房價上漲的策略，甚至相對“正确”的說法。
對中國樓市，人們總有“高房價”是炒上來的印象，認為這是“政策市”和“貨币市”導緻；卻忽視了中國作為經濟發展速度和成就驚人的大國，其樓市同時也是“價值市”。
如果按某種方式排序，恐怕更有可能是，價值市第一，貨币市第二，政策市第三。但人們往往隻承認和強調後兩點，而忽視前一點，限價令的出台也多多少少與這種心理認知有關。
在強大的心理補償作用下，輿論既不承認房價上漲有一定的合理性，有時也以偏概全地将房價上漲看作是一個全局問題。實際上，從數據看十多年來房價真正實現大幅上漲的，更多是一線城市，少數二三線城市房價上漲，則是在最近幾年才有的現象。但在心理上，普遍漲價的印象容易被無限放大。
2018年5月5日，成都某樓盤一期項目發售1056套房源，吸引了6.4萬人在網上登記搖号，售樓處現場驗核資料時排起了長隊。多目标管理的樓市調控
中國房地産和城市成長之間，有一個“補課”原理。即住宅開發先行，城市配套一般後補。在項目之初，開發商難免借重概念擡高價格，但房價隻能托一時不能托一世，如果該城市沒有支撐房價的長期、實質利好，那房價會被打回原形。也就是說，這課有補得上的，也有補不上的。
其實，絕大多數中國城市，要麼房價多年不漲，如将通脹因素考慮在内，還可能是下跌的；要麼是試圖炒作上漲，但最終不成功；還有炒作之後，不成功打回原形，後來又有了實質支撐，又成功補漲者，如北京的通州，當然最典型的例子是鄭州的鄭東新城。
從開發商角度看，他們或是認為其他城市都可以複制在一線城市的成功經驗，或是認為一線城市房價太高，風險太大，于是下沉到全國其他城市。但如上所述，總體上是失敗的。隻不過失敗分兩種，一是“溫水煮青蛙”式的失敗，這也是大多數開發商的結局；二是“崩塌式失敗”。
以我的家鄉，一個三線半的東北工業老城為例。大約10年前，現今全國排名前三的房企就已進入，他們當初認為房價也是會上去的，所以開盤就奔每平米六七千元，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廂情願，後來不得不實質性降價。直到10年後的今天，房價才勉強達到他們當年的期望值。
但現在情況有了新變化。一方面，一線城市受到了嚴厲的調控，使得購房人的目标區域下移。另一方面，部分秉賦優異的二三線城市，其本身價值亦有了長足進步；也就是說，能基本成功複制北上廣深成功路徑，能撐得住每平米數萬元的房價。
從社會和經濟發展角度看，這是正常的，但卻很難做到“正确”，也給樓市調控出了更大的難題。
因為随着房價基準值不可避免地提高，調控也進入了多目标管理階段。不僅是經濟目标的管理，還是社會情緒的管理。調控目标之間出現了某種微妙關系：樓市不能大漲，亦不能大跌；銀行和大型企業需要去杠杆，但整體又不能出系統性金融風險；城市的價值不斷提升，應該用更高的房價反映，但又不符合中低收入群體的訴求；而中等收入群體的訴求也不僅是居者有其屋，更希望在資産升值的遊戲中分一杯羹，或者至少資産不貶值。
其中最明顯的矛盾，就是城市價值在提升，但對應的房價不能漲。這是限價令出台的直接原因。試想一下，按照這些城市提出的購房付款的相關規定，能掏出那麼高首付的，除了套利者，會是到現在還沒有買房的剛需人群嗎？
未來局面如何
各地樓市調控已然很難，未來會怎樣？
首先，限價令繼續使用的空間逼仄，急需調整。但其價值本身就在于控制房價，如何調整才能達到預期目标，這是個問題。
其次，房地産市場長效機制中，房地産稅依法征收的時機是否合适，以前不征而現在征收，是否會造成更棘手的局面，也是個問題。另外，保障房和租賃市場能否在資産大幅升值的預期中，形成對擁有産權住房的替代，能否做成不虧本的生意形成可持續發展，這也是問題。
再次，樓市調控政策的“監管從嚴”是主基調，不會輕易改變。但目前局部性的穩定價格、限制流動性的做法，可不可能全部鋪開，如果鋪開，會不會造成全國性的流動性枯竭和交易萎縮，從而引發整個市場塌方，這也是問題。
此外，中國各地發展不平衡的現狀決定了房價不大可能按年份平均上漲，也不大可能在所有區域同時上漲。所以樓市管理和調控措施也是一種結構性管理、流動性管理和總量管理。以前像時鐘鐘擺，幾年松，幾年緊；但現在像空間鐘擺，東邊日出，西邊雨。
正因如此，才有了現在的因城施策的差異化調控，相當于将住房購買力在全國再分配。目前的狀态是：一線城市嚴控，三、四、五線級城市加杠杆去庫存，二線城市則介乎兩者之間，從而達到某種均衡。但近期出現了變味的搖号搶房，上述均衡會不會被打破，這也是問題。
在這些問題沒有回答清楚之前，人們無法預測接下來會怎樣。
各地樓市調控已進行數年，但看上去市場交易熱點隻是轉移，并未消失。一線城市房價雖企穩，二三線城市房價卻有上漲趨勢，因此2018年調控的主基調是不會改變的。
不過，外部因素特别是貿易戰陰影，卻給調控帶來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一年前，政策還在穩房價、降杠杆和控污染三方面加碼重錘，因為之前兩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預期甚至超預期，其中外貿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今年以來外部環境出現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就經濟增長貢獻率來說，外貿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尚未可知。
如果宏觀經濟形勢出現不好的迹象，各地的樓市調控措施，諸如限價限貸等手段，是否還會一如既往嚴厲？這個不好預測。但一種“極樂觀”的推斷是，此輪地方樓市調控有可能在2018年下半年有所變化，房價則可能随之在次年出現報複性上漲。
之所以說“極樂觀”，一是因為外部環境不支持這種情況，美聯儲正處在加息縮表周期中，流動性收縮是大概率事件；二是其他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國内銀根放松的實際作用，會變相刺激房地産行業；三是目前房價調整的空間變小，起碼在一線城市，房價已脫離普通人群的承受值，再升高會觸碰到社會情緒的“紅線”。
綜上所述，當下樓市調控面臨不少待解之局。破解這些局面，主管部門和地方官員顯然需要發揮更高超的智慧，運用更豐富的手段，而不僅僅是限價和約談。
套利新房由政府限價，二手房卻是市場價。這既是對“買新房必賺”這種不合理的投資心态的變相鼓勵，由此所造成的“套利”也扭曲了供求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