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成
近三年來，或周轉，或救急，超過9成參與調查的中小微企業有向民間借貸融資的經曆。
民間借貸一直是不少小微企業融資的重要補充渠道，不過因為借貸利率不透明、資金來源複雜等問題，經常伴随着暴力催收、非法吸收存款等亂象。
《财經國家周刊》近期的調查問卷顯示，近三年來，或周轉，或救急，超過9成參與調查的中小微企業有向民間借貸融資的經曆。
實地走訪中，多位企業主、銀行人士和地方金融辦人士也表示，在金融去杠杠過程中，一些商業銀行為防風險應激過度，壓縮“輸血”規模，民間借貸重新起勢。
民間借貸一直是不少小微企業融資的重要補充渠道，不過因為借貸利率不透明、資金來源複雜等問題，經常伴随着暴力催收、非法吸收存款等亂象。
今年4月，銀保監會等四部門發布《關于規範民間借貸行為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嚴打非法集資資金發放貸款、
非法手段催收貸款、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再高利轉貸、面向在校學生非法發放貸款等民間借貸亂象。
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表示，《通知》的發布就是為了引導民間資金健康有序流動，防範金融風險，打擊金融違法犯罪活動，維護經濟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
區域差異
《财經國家周刊》在全國多省調研後發現，當前中小微企業融資需求巨大，樓市和股市低迷釋放閑散資金，加上互聯網金融遭遇強監管和銀行貸款逐步收緊，民間借貸近一年來重新擡頭。
本刊調查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僅約6%的受訪企業近三年内未涉民間融資。在小微企業的民間融資經曆中，親友借款占比最高，達28.62%；高利貸等其他民間借貸占比25.84%；小貸公司、擔保機構融資占比23.94%；互聯網金融渠道占比16.05%。
從具體調研情況來看，南北方的民間借貸還呈現出一定的差異。
南方地區的民間借貸以福建、浙江等為代表，體系成熟穩固，多為家長制、村長制、商會制，通常額度大、利息高、關聯複雜。
浙江肯萊特傳動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汪金芳告訴記者，南方地區民間借貸規模2015~2016年曾出現短暫低落，源于實體不振，企業主擴産信心不足，但2017年，因為商業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去杠杆、去風險，過度縮減貸款規模，一些民企的正規融資渠道不暢，隻得轉向民間借貸。
與此前的借貸相比，南方地區新一輪的借貸出現兩大新特點：一是催收手段逐漸“文明”，綁架、軟禁等非法手段大為減少，改為靜坐、跟蹤等“軟催收”；二是利率攀高，均值由2017年前的年化約50%提升至當前年化約80%，極個别情況下可超100%，即一年期借款利息超過本金。
同樣，不少北方地區的民間借貸2017年以來也重新活躍，但因為信用體系發展相對初級，暴力催收和非法集資等亂象相比南方地區更為集中。
以河北為例，據北京一家專職經濟糾紛案件的大型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統計，相較2017年之前，該律所接手的河北地區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增幅高達三倍，且涉案金額不斷攀升。
據《财經國家周刊》實地調查，當地民間借貸分兩類：一是5萬~150萬元的小額短期貸款，以個人信用為擔保，無抵押無協議，還款周期通常低于3個月，月息3%~5%（即年化利率36%~60%）；二是150萬元以上大額借貸，有的伴随非法集資和群體性事件。
分類整治
為引導企業向正規金融機構融資，各級政府均出台系列措施。有企業家反映，國家政策常因一些地方的基層政府理解不到位、執行不到位和風險反應過度，對企業的扶持效果打了折扣。
例如，在北方某省，部分政府性擔保機構設立一些阻礙性條款，比如需要企業提供公職人員的個人擔保證明，需要企業提供足值甚至超值的擔保物等等。
此外，記者在調研中了解到，為獲得融資，企業互保模式在北方地區再次盛行，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集體壞賬并影響局部地區的經濟發展。
一位銀行系融資租賃公司業務經理介紹，以山東地區兩大經濟支柱的輪胎制造和煉油行業為例，兩者均面臨轉型，産業鍊上下遊的互保關系十分複雜，已成為區域性的“灰犀牛”。全省範圍内，互保圈層層嵌套，地方監管層或商業銀行尚待全面梳理。
對此，國家相關部門近期及時下發《通知》，在一些行業專家看來，将有助于規範民間借貸行為，維護經濟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保障人民群衆合法權益，打擊金融違法犯罪活動。
在接受《财經國家周刊》調研采訪時，專家、銀行以及企業人士提出了一些分類施治的建議。
首先，分析不同地區情況，将民間信用根基與銀行風控相結合，重視鄉土人情的紐帶作用，逐漸将民間借貸規範化，加快推出放貸人條例，控制風險集聚。
其次，加強調查和統計，及時掌握民間借貸規模和地區差異，制定針對性化解計劃。尤其對重災區要抓住主要風險，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靈活度，并對銀行不良給予一定的容忍度。
再次，分清民間借貸的屬性，對于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給予一定的化解緩沖時間，謹防“速成”思維造成企業适應不及。對于非法集資等亂象，應嚴厲、迅速查處。
此外，随着個人創業者增多和經濟的轉型，建議增加個人經營性貸款額度，促進經濟發展向制造業、新型農業和服務業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