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本刊記者張洪
劉國威
台灣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畢業，哈佛大學梵文與印度研究學系（現已更名南亞研究）碩士、博士，曾任佛光大學宗教學系主任、佛教學系主任、佛教學院代理院長；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是印度後期大乘佛教、梵藏佛教文獻、西藏佛教文化等。
2016年8月2日，第六屆北京國際藏學研讨會在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開幕。研讨會吸引了包括109名海外代表在内的325位代表參加。作為來自台灣的代表之一，台北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劉國威主持了古代史組的小組發言和讨論。參會之餘，劉國威就藏學研究、兩岸故宮交流等話題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
藏學研究的早期儲備
“跟其他學科比，藏學研究的成長還是蠻快的。”談起當代藏學在國際上的關注度，劉國威深有感觸。作為藏學研究專家，在第六屆國際藏學研讨會上，劉國威提交的論文關注11世紀印度高僧阿底峽尊者至金洲求法的不同記載。
主業是藏學研究，但是在台灣政治大學讀本科時，劉國威的專業卻是數學。雖然每天在一堆公式中度日，但他的真正興趣點卻是藏學。1980年代中期，藏傳佛教悄然在台灣興起，陸續有印度、尼泊爾等地的高僧來台弘法。他們基本不會漢語，有些要英譯中，甚至藏譯英、英譯中當時的情形讓劉國威立誓要學習藏文。
當時藏文屬于冷門學科，修學者寥寥無幾。因為“政大”有邊疆政治研究所之故，所以有藏文課程可以選修。從大三起，劉國威便開始學習藏文。他還記得當年跟藏文主講老師蕭金松上課，第一年有5位學生，到了第二年就隻剩下他一人，開小竈一般跟老師一對一學習。兩年下來，打牢了藏文基礎，劉國威未來的求學線路也變得清晰起來。1992年，瞄準了自己喜歡的專業，他遠赴美國哈佛大學繼續深造。
當時能進哈佛也是因緣成就，梵文系雖有百年曆史，但過去哈佛僅着重于印度學領域，那時剛好開始發展西藏學研究領域，劉國威是系裡第一位台灣留學生，也是第一批西藏學領域的學生。此外，哈佛大學重視學生的邏輯與計量能力，應用數學系畢業的劉國威也占了些許優勢，再加上修讀過佛學與藏文課程，因此他得以順利入學，從碩士到博士，在哈佛求學9年。
2001年劉國威由哈佛學成回到台灣，就職于佛光大學宗教學系，在那裡教書10年，2012年底離開佛光大學就職于台北故宮博物院。
對于劉國威來說，當年用英文學習梵文是一段“蠻痛苦”的經曆。如今精通梵文、藏文的他，研究佛教文獻得心應手，要歸功于那一段時間的苦讀。因為獨有的語言條件，使他在後來的學術研究占盡優勢。
第六屆國際藏學研讨會上，劉國威和他的指導老師—哈佛大學教授範德康一起參會，成為一段師徒相伴共襄學術盛舉的佳話。1997年，範德康帶着5位博士生第一次來北京參加第二屆國際藏學研讨會，其中就有劉國威。随後的幾屆導師沒能成行，而劉國威卻一屆都沒落下。
兩岸故宮藏傳藏品特色
談及兩岸故宮在藏學方面的藏品特色，劉國威告訴記者，以藏傳文物來說，北京故宮的文物較多，尤其是佛像。台北漢語佛教文獻相對多一些，梵藏文類收藏相對較少，藏傳類文獻多是譯成漢文的版本。
台北故宮的藏傳佛教典藏在世界上可謂首屈一指，最著名的當屬康熙8年，費時兩年做成的甘珠爾經，也就是所謂的《龍藏經》。這套藏文《龍藏經》是現存寫造時間最早、卷帙最龐大、裝幀最富麗之藏傳佛教法寶。其總共108函，由170餘位僧人用泥金抄寫，算是台北故宮的鎮館之寶。
對于這套《龍藏經》，劉國威花費了頗多心思。2015年由他主持編寫了《殊勝因緣—内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探索》，對龍藏經進行了詳細研究。他告訴記者，“乾隆時又再造了108函，因為康熙的那套已經帶全，所以隻帶了12函，96函留在了北京。”
清宮舊藏主要有兩方面内容，一是清宮檔案，二是器物。劉國威介紹說，台北故宮收藏較多的是器物類藏品。“如法器以及達賴、班禅進貢的貢品等。”
那個年代，清宮文物從北京輾轉運到台北并非易事，當時，佛教文物不像現在那麼重要。“所以選擇的多是體積較小、方便攜帶的，真正的大尊佛像等都沒有帶來。”
劉國威表示，以數量來講，北京故宮的藏傳文物相對較多，唐卡基本都在這邊，台北故宮收藏的唐卡多是到台灣之後的購藏品或捐贈品。
這些年，針對藏傳佛教這一主題，台北故宮博物院舉辦過幾次大型展覽。上世紀70年代舉辦了清宮藏傳法器展，那時劉國威還在讀小學。20世紀80年代舉辦過金銅佛像展，附帶有清宮藏傳文物展。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佛像主要是2004年旅日華僑彭楷棟先生私人收藏的捐贈，總共有400多尊，目前在台北故宮長期展覽。2016年5月-11月，“唵嘛呢叭咪吽—院藏藏傳佛教文物”特展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展出。該展覽以藏文《龍藏經》為主要展品，搭配其他典籍、書畫、法器、金銅佛等120組藏品。
劉國威介紹說，以佛學來講，兩岸之間的學術研究、往來已經非常豐富了。相對來說，在台灣做藏學研究的學者與大陸比數量要少很多。大陸藏學研讨會較多，而台灣相對較少，因為台灣并沒有稍具規模的藏學機構，都是散在各個學術單位。他表示，台灣的一個特色是信仰藏傳佛教的人不少，但是真正有學術素養、專門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者并不多。一些對藏傳佛教感興趣的台灣青年到藏傳寺院學習，走的是傳統寺院的教育路線。他們有良好的藏文訓練，口筆譯熟練，但卻遠于學界。不過，劉國威表示，現在懂藏文能做翻譯的年輕人比他當年念書時的數量增加了很多。
劉國威透露，在台灣從事藏學研究的不見得都是佛教徒。但是在台灣做佛教研究的學者，大部分的背景都跟他的經曆差不多，“多半是因為信仰慢慢培養出了學術興趣，一方面做學術研究，一方面有個人的信仰和修行。”
藏學研究成長迅速
談及兩岸在藏學或佛學方面進行合作的空間，劉國威說，他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長期以來一直保持着學術往來，彼此也進行過學術互訪。
關于大陸藏學研究，劉國威認為，大陸這邊單位多、人才多。除了藏研中心，中央民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都有跟藏學相關的系室，加上西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等西藏學者隊伍，在藏學研究方面，大陸有一個很龐大的學術圈。
進行了多年的藏學研究，劉國威深感文獻研究首先要掌握語言才能深入。西藏學研究是一個綜合學科，史學、文獻學、人類學、田野調查人們會從不同的學術角度切入。如今在國際上，藏學研究已經成為一門顯學。全世界對西藏和藏族地區的關注，對藏族曆史文化與現狀的關注與日俱增。國外著名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對中國的研究除了漢學之外，藏學是最為重要的闆塊。在西方學術界，很多學者把藏學看成是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外許多漢學家（比如伯希和、勞費爾等等），也是國際上赫赫有名的藏學家。
劉國威表示，20世紀70年代末最早在英國牛津大學成立的國際藏學研究協會，每隔幾年都會舉辦一次會議。開始隻有20-30篇論文，現在已經到了第14屆，前幾年在德國辦的那一屆，論文就有600多篇。從當年的20-30篇到幾年前的600多篇，這是一個大幅度的飛躍。
劉國威介紹說，在國際佛學研究領域，藏傳佛教的研究也算是顯學。國際佛教研究學者中做西藏研究的最多。他表示，佛學傳到歐美，漢傳、南傳、藏傳各分支都有，但是在歐美各國，藏傳佛教還是最為主流，也是佛教中西方人信仰最多的一支。很多人做過分析、比較和探讨，語言可能是一個主要的切入點，藏傳佛教的法師在歐美都精通英語，相比之下，漢傳法師語言方面的溝通會弱一些，“這是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
針對西藏正在進行的貝葉經（寫在貝樹葉上的經文，素有“佛教熊貓”之稱）保護，去過6次拉薩的劉國威認為，這幾年西藏社科院做出了不菲的貢獻。開始隻是做調查，未來可能會針對具體經典文獻進行深入研究。
從2006年起，中國政府啟動了迄今最大規模的西藏梵文貝葉經普查。西藏已普查出近6萬葉、約12萬面、1000多函（種）的貝葉經存世，主要成書于公元8世紀至14世紀之間，絕大部分為梵文寫本。
“過去一些經典一直沒被發現，隻有藏文和漢文本，現在西藏發現了重要的梵文本，這對未來的研究會有很大的影響。”劉國威說，近期公布的幾部都是重要的大乘經典，目前還隻是初期的研究階段。這些經典以前已經失傳，現在重新整理出來，從中有很多課題可以開發。
西藏是當今世界保存貝葉經最多、最豐富的地方，有數萬葉貝葉經保存在寺廟、博物館甚至農家。前不久，中國成立了首家貝葉經研究所，專門從事對貝葉經的挖掘、搶救、整理和翻譯。
劉國威表示，國際藏學界非常關注這些文獻，這次研讨會的藏文文獻組，有學者探讨的也是此類主題，關于梵文貝葉經的研究，劉國威期待未來會有更多的成果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