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30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一個縮影。海南的今天和30年以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說明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策是非常正确的。我相信海南将以更大的開放力度，出台一些重要的措施，全力辦好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
海南鳳凰島
“他身在海南，卻放眼全國。他現在是學者，卻曾經是官員。他以研究經濟體制改革見長，每年主持多個改革熱點課題的研究，使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這個偏于一隅的學術機構放眼八方，蜚聲海内外，使這個位居天涯海角的‘學術重鎮’以巨大能量輻射全國，成為中國改革研究的重要基地。他，就是被稱為改革‘智囊’的遲福林。”十年前，有媒體曾這樣概括遲福林的前半生。如今他已近古稀之年，腳步卻從未停歇，依然走在中國改革的最前沿。2018年兩會前夕，遲福林在北京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2018年是海南建省暨設立經濟特區30周年。海南30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一個縮影。海南的今天和30年以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說明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策是非常正确的。我相信海南将以更大的開放力度，出台一些重要的措施，全力辦好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祖籍山東蓬萊的遲福林，在沈陽參軍入伍，在北京讀書工作。1987年底，一紙調令讓36歲的遲福林遠赴正在籌備建省的海南島，成為從中央第一個到海南報到的中央下派幹部，這也改變了他一生的軌迹。30年彈指一揮間，從軍人到官員再到學者，遲福林的身份有了不小的變化，但他一以貫之全身心投入到中國改革特别是海南的發展大業中，從“特别關稅區”到“自由貿易區”再到“國際旅遊島”，他參與了幾乎所有海南區域發展規劃的研究制訂，罕有地成為同時深度參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和海南特區建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遲福林圖／趙珺
因改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1987年底遲福林來到海南，當時他還是一位滿腔熱血的青年人，他之前一直生活在北方，想象中海南應該是一派美麗的南國風光。可當他下飛機後發現海南還那麼落後，海口馬路上見不到一個紅綠燈，滿街“小蹦蹦”，到處亂哄哄的，這和他想象中的海南反差很大。1987年，海南GDP僅有200多億元人民币，地方财政收入不到3個億。遲福林說，記得在建省籌備組的一次财政會議上，财政部門的同志彙報工作，當說到全省财政收入的時候，都算到幾角幾分了，這說明當時海南的經濟實力實在太弱了。海南30年來，發生了這樣幾個大的變化。遲福林對記者說：第一，海南從比較落後的地區，成為一個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地區，現在雖然GDP還不到五千億，并不算多，但和當時相比增加了70多倍，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第二，海南之前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島嶼，是國防前哨，現在成為我們國家改革開放最大的特區，是四通八達的國際旅遊島，人們常說的一句話：“要想身體好，常來海南島”；第三，海南發生最大的變化在百姓身上，過去海南自然環境好，但老百姓生活是比較窮的，平時隻有地瓜吃，連米都吃不上。當時海南的人均國民收入是全國人均收入的一半多一點，現在基本上跟全國平均水平接近。現在海南在教育、醫療、健康、生态環境、收入水平、城鄉建設等方面都得到了明顯的提高，特别是在老百姓的幸福感方面得到了明顯增強。海南還吸引了全國各地的人才來工作創業，過去哪有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回海南，現在我身邊幾個北大的學生讀完書就回來建設家鄉。遲福林認為，海南發生的曆史性變化完全得益于改革開放。如果沒有改革開放，這些曆史性變化是很難實現的。在改革開放之初，當時主政廣東的習仲勳就多次到海南島視察，說海南必須要開放。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講，海南有很多資源和台灣差不多，好好發展起來是很了不起的。1988年4月13号，全國人大七屆一次會議決定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當時的設想是辦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實行比其他特區更“特”的政策。現在回過頭來看，海南在特區的發展目标上取得了曆史性的成就，但是因為多種因素距離原來的設計方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實行比其他特區更“特”的政策，由于多種體制政策因素的限制，沒有完全實現；再比如說當初按照鄧小平設計把海南推向國際市場，再造一個香港，現在來看，因為多種因素的變化，目标還沒有完成。以大開放促進大改革，以大改革促進大開發，目前還是值得海南繼續做好的一篇大文章。海南目前重點做了産業開放，打造國際旅遊島，是以旅遊産業的開放帶動其他産業的開放。國際旅遊島建設以後，海南發展很快，但是因為總體上還是一個島嶼經濟體，和内地的經濟聯系度遠遠不足，某些具體政策的落實程度和北京上海差得遠，所以一個島嶼經濟體要發展，必須要走開放的模式。習近平主席2013年到海南考察調研的時候也指出，海南要以更大的力度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改革開放是海南與生俱來的基因，海南目前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期，正處在一個新的起點，大家關心海南下一步到底能不能以更大的開放來成為中國真正“最大”的特區。海南經驗說起海南30年來的經驗，遲福林認為有四點。第一，島嶼經濟的發展在于開放。海南既不是上海也不是北京，它作為一個島嶼經濟體，本身就有一定的惰性和封閉性，必須通過一個開放模式打破封閉性，内在的動力才能釋放出來，隻是給點政策、内部小刺激一下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沒有一個島嶼經濟體是單純靠政策發展起來的，這是島嶼經濟體的内在規律所決定的。開放至關重要，開放是島嶼經濟體的生命線，世界上成功的島嶼經濟體，包括台灣在内，都在于開放。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新背景下，一個島嶼經濟體的開放度就決定它的發展程度，應該說海南這些年的發展得益于開放。如果這些年發展還不夠，那也是因為開放這篇文章還沒有做夠。第二，體制改革必須要和開放模式相适應。海南作為一個島嶼經濟體和内地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給政策固然十分重要，但它的體制機制必須要和開放模式相适應，這也是改革的目的。遲福林認為，應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發揮海南最大經濟特區的優勢，在經濟體制、社會體制、行政體制、生态文明制度等改革創新上取得重大突破。海南在全國率先開展了“多規合一”改革，其核心是創新體制機制，重在按照“全島一個大城市”的思路，加快推進規劃管理體制、行政體制與行政區劃體制、資源價格體制、生态保護體制、服務業開放等體制機制創新，以激發企業、社會、個人等多方面的活力，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破除資源利用的行政分割和地區壁壘，聚集市縣協調發展的合力，形成海南可持續發展的新動力。第三，島嶼經濟體的發展，一定要有産業的選擇。島嶼經濟要在開放中選擇它的産業發展模式，絕不能走傳統工業化這條路，也絕不能走投資拉動。島嶼經濟體的比較優勢是什麼？作為國際旅遊島，旅遊絕對可以成為海南的支柱産業，問題是不能就旅遊談旅遊。到目前為止，海南旅遊的這篇文章應該說還做得不充分：首先是旅遊産品太單一，比如說健康旅遊領域的内涵還遠遠沒有挖掘出來。其次是國際化程度不夠，随着老百姓的消費結構升級，希望能享受到更國際化的旅遊産品。再次是島嶼旅遊一定要與服務貿易的發展相結合，比如說航空、遊輪、金融等。海南要以旅遊為重點實現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現代産業結構變革，現在還有挺多的問題等着去處理。另外海南全域旅遊這篇文章還沒有做起來，海南發展旅遊業一定要适合消費結構的變化，而不是做傳統旅遊的文章。第四，島嶼經濟體發展的核心在于戰略定位。島嶼經濟體不能僅從島嶼經濟本身着眼，一定跟随整個大趨勢來做文章。海南島如果就海南談海南，在全國來講形成不了多大的優勢，它的戰略定位極其重要。新機遇、新使命未來30年，遲福林指出，站在新起點上，海南發展面臨着三大新機遇、四大新使命。三大新機遇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新機遇；發展開放型經濟，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機遇；國内消費結構升級的新機遇。四大新使命是：“一帶一路”背景下海南擴大開放的新使命。從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要求出發，未來幾年，努力把海南打造成為泛南海合作開發開放的先導區，構建連接中國與泛南海國家和地區的自由貿易經濟大走廊；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使命。未來，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打造更具活力的體制機制；服務國家經略南海的新使命。海南的優勢來自南海，海南的戰略地位亦來自南海。未來，海南要充分發揮好自身優勢，切實擔當起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使命；實現綠色發展的新使命。生态是海南的最強優勢和最大本錢。按照中央要求，着力在“增綠”“護藍”上下功夫，以開放改革形成綠色發展與綠色生活的新模式、新體制、新機制，闖出一條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路。遲福林說，我們要争取到2049年，把海南建成高度國際化、現代化的美麗寶島。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标達到發達經濟體水平；實現高度國際化目标；綠色發展水平處于全球領先，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實踐範例，實現“美好新海南”的目标。隻要采取更大的開放模式，保持增長，再加上好的環境，再用30年的時間，他認為海南經濟發展水平趕上甚至超過新加坡這個目标也完全可以實現。這是遲福林還沒有做完的海南夢。他把最好的青春年華獻給了海南，他的根紮在了海南，情感也留在了海南，盡管早已年過花甲，但還是想再拼一拼。海南，有他喜歡的青山綠水，更有他願意為之奮鬥的事業，他對海南未來30年的發展滿懷信心。趙珺譚星宇王哲《中國報道》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