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就是一個“陷阱”
“學者、作家們在提到拉美時，喜歡稱之為‘未來之地’。但在我們自己看來，這多少有些諷刺的味道。世界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地域上最集中且持續時間最長的，當屬拉美無疑。我們似乎總在準備起飛，但永遠也起飛不了。正如智利詩人聶魯達詩中所寫，‘我們總在等待繁榮，但繁榮似乎永遠也不會來臨’。我們陷入了一個迷宮，看清迷宮是走出它的第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本身就有“陷阱”。它往往落入經驗論，即僅僅是在描述一種情況、一種狀态，并沒有解釋為什麼會有“陷阱”、一些國家為什麼會陷入“陷阱”，沒有回答“陷阱”背後的原因。就像“不平等”一樣，很多人說拉美國家不平等問題嚴重，但沒有解釋為什麼會不平等。所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本身就有陷阱，我們首先應該避免掉進這個“陷阱中的陷阱”。如果把描述現象當作解釋原因，那麼就容易出現一種“把自己繞進去”的對話：
“你們現在為什麼沒發展起來呢？”
——“因為我們在‘中等收入陷阱’裡。”
“你們為什麼沒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因為我們陷進去了。”
這種描述性的概念解釋，也使得各國政府有了借口推诿卸責，把發展停滞歸結為“機會不好”、“大勢使然”、“階段性特點”等原因，用簡單的一句“這是沒辦法的事”就給搪塞過去，而無需為自身治理能力不足承擔責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從概念上超越它。各國政府不能将之作為消極懈怠的理由，更不能因此下意識地給發展道路“自我設限”，而應該積極思考，從戰略、策略上想辦法去避免它、超越它。
再者，“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中關于“發展”的線條過于簡單，有很強的誤導性，容易使人們認為發展的道路隻有一條。事實上，“發展”是立體的、多維度、多層次的。中國在闡釋自身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時，經常用到的一個詞是“中國特色”。這表明中國認為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止一條。人們可以不喜歡中國的道路和發展模式，甚至因為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曲解中國發展道路，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道路的确是建立在中國國情之上，綜合考慮了中國曆史與現實，且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
國際社會對“中等收入陷阱”的過分強調和突出，使遭遇這一困境的國家變得有些“臉譜化”了。一些拉美國家甚至因此産生一種錯覺：發展道路是單一的，我們都一樣，都會經曆這樣的發展階段、走這樣的發展道路，甚至跟世界其他地區那些曾陷入或正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也沒什麼不同。然而，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特點，實際情況更是千差萬别，陷入“陷阱”的原因各不相同，走出“陷阱”的辦法也不可能一樣。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簡單化理解會制約各國客觀分析本國實際和特點，從而削弱和降低其制定針對性發展策略的意願和能力。2016年11月24日，拉美社會科學理事會執行秘書長巴勃羅·亨蒂利在“萬壽論壇”發表主旨演講。認識“中等收入陷阱”，要有正确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視角
認識“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脫離對資本主義的分析。盡管拉美曾一度被視為世界左翼的中堅力量，盡管委内瑞拉的“21世紀社會主義”風靡一時，但拉美國家的現實遠非“21世紀社會主義”所描述的場景。事實上，目前大多數拉美國家仍處于資本主義控制之下。資本主義全球化造就赢家也造就輸家，資本主義發展在一國國内也會出現“有人歡喜有人愁”。分析“中等收入陷阱”應深入到對各個國家本質的分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給了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角，我們應該從本質上去認識“中等收入陷阱”。
同時，看待“中等收入陷阱”也不能脫離對曆史的長線分析。20世紀初期，拉美一些國家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成就都很不錯，比如烏拉圭最早提出八小時工作制，智利早于歐洲推行社會福利政策。但過高的福利難免給國家帶來财政負擔和發展壓力。從曆史的發展脈絡來看，威權政體在經濟方面取得了成效，這也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發展迅速的原因之一。但同時，由于拉美的快速發展對美國構成了競争壓力，所以美國采取了一些行動介入各國政局，支持針對進步政府的軍事政變，打斷了拉美發展進程。拉美國家陷入當前的“中等收入陷阱”，誠然有各國内部的原因，但複雜的外部因素也不可忽視。
此外，分析“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僅僅聚焦在“錢”上，這容易讓民衆誤以為“隻要我每天多掙點錢，國家總有一天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陷阱”并不隻是體現在貨币收入上，“貧困”也不僅僅是指沒有錢，而是體現在生産結構、貧困結構、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方方面面。從宏觀層面來看，拉美大部分國家在國際分工體系内主要靠“輸出原材料和進口制成品”，這一不利地位至今未得到根本改變。從微觀層面來看，拉美兒童、婦女、非裔、原住民等群體的弱勢地位也沒有得到顯著改善。拉美兒童的貧困幾率甚至比成人的貧困幾率還大。我們的“美好生活”不能隻是革命口号，而要真正讓人民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對拉美國家而言，思考“中等收入陷阱”回避不了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不平等”。部分拉美國家曆來被當作“不平等”的代表，甚至成為其他國家極力規避的“負面典型”。因此，拉美國家在談論“不平等”問題時，也自覺或不自覺地将其視為自身的一個錯誤或缺失。我們應該正視“不平等”問題，“不平等”本身并不可恥，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不是阻礙國家發展的因素，反而恰恰是經濟活力的體現。不平等不是拉美特有的問題，但當不平等成為阻礙發展的主因、嚴重影響部分群體的生活水平時，我們就不得不采取行動加以應對了。我們仍然要承認，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之一。我們在不平等問題上有沉痛的教訓，同時也要借此積累經驗。在研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不能僅僅關注貨币收入，深入探讨如何解決不平等問題同樣重要。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政府不可“缺位”
亨蒂利介紹說，學界對“中等收入陷阱”進行了大量思考和讨論，也從各個角度來幫助政府思考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但要跨越或規避“陷阱”，僅有學術思考是不夠的，還應該有實際戰略和策略方面的思考。
在面對伴随“中等收入陷阱”出現的種種經濟社會問題時，拉美國家的政治家，有時甚至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傾向于把責任推向教育——說這是“老師沒教好，學生沒學好”。連種族問題、性别歧視問題等也歸咎于教育問題。當然，人力資源的教育和培訓的确重要，但這不是僅僅靠教育就能解決的問題。當前拉美國家普遍陷入一個“怪圈”——失業率高企的同時，就業人員的工資也在下降。那些高呼要“加強教育”的人，沒有深入研究造成失業問題和勞動力市場失衡問題的根源。教育不是“萬靈藥”，改變社會中特别是就業機會中的不平等同樣重要。比如，一個黑人女性，如果能去聖保羅大學學醫，那簡直可以算是奇迹。她肯定非常優秀，不僅天資聰穎，而且還具備勤奮、堅毅等可貴品質，才能沖破重重阻力，經過重重篩選，為自己赢得一個在頂級大學最好專業學習的機會。但即便如此，問題是她畢業以後真能找到工作嗎？
勞動力市場可不像勵志故事那麼純潔、天真。企業可能僅僅因為你是黑人、胖子、長得不好看而拒絕錄用你。拉美國家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很多時候并不是因為市場僵化，反而是因為缺乏政府對市場的調控和管理。企業不會自主地去解決這些問題。面對市場中的機會不平等，政府“看得見的手”就能夠放任不管、什麼都不做嗎？社會自身難以應對種種複雜情況和問題，政府必須有所作為，主動制定政策，對市場進行調控。
在主動作為、積極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時，政府也要注意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在很多拉美國家，法律是非常脆弱的，這有其曆史、文化原因。一些左翼政黨對法律有偏見，認為法律是屬于資本主義、官僚主義的東西。的确，法律制定之初必然是服務于制定者的利益。但政府應該通過法律手段來改變法律、完善法律，而不能通過踐踏法律來“便宜行事”。蔑視法律不僅無益于解決問題，反而會帶來新的麻煩。不少拉美國家都在這個問題上吃過虧，裙帶關系、個人權力超越法律行事，“變通”、“潛規則”、“人情網絡”充斥社會，不僅損害了政府施政、執法的嚴肅性，極易導緻民衆通過非正常途徑宣洩情緒，也大大提高了市場“交易成本”，阻礙本國經濟發展和國際經濟合作。法律的嚴肅性，關系到政府權威的嚴肅性，政府必須慎重對待這一問題。
政府治理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從拉美國家實際來看，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當務之急，尤其要重視三方面的改革：一是進行政治變革，着力解決腐敗問題和公民政治參與問題。腐敗已成為大多數拉美國家的痼疾，一些國家的政治制度不僅無法根除腐敗，反而成為滋生腐敗的誘因。同時，要适度擴大公民政治參與。塑造民主的方式有很多種，但“為了反對而反對”式的競争隻會導緻更多政治冷漠。政府應該把民衆的意見融入民主進程中，引導民衆珍惜民主投票權，提升民衆的參與感。二是要對财稅政策進行調整。拉美國家總是在“國家主導還是市場主導”這兩種選擇間搖擺不定。國家與市場的關系并不是對立的，要認真研究二者的作用，制定能夠發揮實效的經濟政策。一些國家的财稅政策本應緻力于提升企業的競争力、推動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但在實際操作中正好相反，财稅政策遠未發揮應有的效用。三是要完善普惠性公共服務。如果公共服務水平低下，中産階級和中下層民衆就難以從公共服務中真正受益，他們也不會支持政府的政策。“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更依賴公共服務的中下層民衆，我們要彌合民衆之間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不能讓窮人一直窮下去”。
中國肯定也很關心“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亨蒂利笑稱，“我今天談‘中等收入陷阱’，肯定不是為了‘現身說法’，更不是為了‘危言聳聽’。我隻是希望拉美的教訓能夠給其他國家提供一點借鑒，啟發其他國家思考。我相信中國有條件、有能力、也有機會去克服發展中的挑戰，也能創造性地去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各種困難。期待各國均能以開放心态相互交流、互學互鑒，共同迎接更好的發展前景”。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
（責任編輯：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