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影響最為關切的還在于大國關系，大國關系也是決定“一帶一路”倡議成敗和走向的關鍵。
■丁新／文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後，相關的研究非常多，單邊視角多集中于中國的外交理念，而雙邊和多邊的視角則集中于經濟領域的合作前景，卻很少有基于地緣政治和大國關系這兩大傳統視角的相關研究。人們似乎在避免将“一帶一路”倡議政治化、戰略化和中國化。事實上，“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基于地緣概念提出的倡議，其影響也必将超越經濟領域而延伸入政治、文化、安全、國計民生等幾乎所有領域。相比經濟上合作共赢的不言而喻，人們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實踐影響最為關切的還在于大國關系，大國關系也是決定“一帶一路”倡議成敗和走向的關鍵。本文試圖從地緣政治視角來分析“一帶一路”與大國關系之間的相互影響，人們會發現，即使在地緣政治和大國關系這兩個強現實主義視角下，“一帶一路”倡議同樣展示出“開放、包容、共赢”的美好願景，更是地緣政治變遷中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英國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成立是“一帶一路”從倡議走向建設的第一步。某種意義上，申請加入亞投行代表了該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決心。歐洲主要國家的集體加入是亞投行邁出區域性機構而具有全球意義的第一步，英國加入亞投行則開啟了西方國家加入亞投行的閘門。
英國作為西方國家為什麼會第一個申請加入亞投行？這使我們聯想到當年英國也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大國。這兩者之間的共同根源首先來自于英國在亞洲有傳統的利益，這是現實的根源。作為昔日的“世界霸主”，一個老牌的帝國，英國的外交視野永遠不會隻局限在歐洲。雖然戰後民族獨立運動使大英帝國解體了，今天很多亞洲國家卻仍然保持着與英國非常特殊的密切聯系。可以說亞洲要重建，英國絕不會把自己看成局外人，相反英國會緊緊抓住這一曆史性機遇，為其無論重返或者加強在亞洲的地位創造條件。同時搭上亞洲經濟快速發展的快車，幫助本國恢複經濟。英國外交是一個務實主義的典範，其行為具有非常顯著的示範效應。當英國宣布申請加入亞投行之後，西方世界仿佛一下子晃過神來。
英國搶在德法之前宣布加入亞投行應該說是一個值得擊掌慶祝的外交勝利。因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重新打通歐亞大動脈的曆史性創舉，這個倡議再次觸發了英國與歐陸國家長久以來的競争關系。貫穿整個英國外交的一個大原則就是不允許歐洲大陸出現一個能與英國抗衡的大國或者大國集團。當歐亞大陸面臨着不可阻擋的複興趨勢時，它要審時度勢。陸路的貫通要經過歐洲大陸才能抵達不列颠海峽，海路也可能要先穿過地中海、波羅的海。作為歐亞大陸西端的重要國家，英國既有被德法意等老對頭擋在身後的劣勢，同樣也有把持“一帶一路”西端橋頭堡的優勢。“一帶一路”關系到未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英國與歐陸國家競争關系，因此，英國之重視“一帶一路”遠甚于一般沿線國家。英國會以當年重視大英帝國海上生命線一樣重視“一帶一路”建設。
當英國宣布申請加入亞投行的消息傳出，許多人驚愕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國這次沒有與美國保持同步。在綁定美國的布萊爾政府下台以後，時任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就明确表示，英國的外交定位已經不再局限于“橋梁”，而要做“全球中心”（globalhub）。橋梁，當然指的是英美特殊關系，反映出的還是一種冷戰時期的東西方地緣觀，英國要站在以美國為杠杆力臂端點的一方，越靠近美國，它能夠撬動歐亞大陸平衡的能力就越強大。但是，伊拉克戰争以後，英國發現，這種思維已經過時了，歐亞大陸乃至整個世界東西方的界限日趨模糊，歐亞大陸兩端的關系日趨回暖，帶動整個歐亞大陸走向團結與融合，繼續抱着冷戰思維，與美國搞特殊關系，将面臨會被孤立的危險，也會拖累正在脆弱複蘇中的國内經濟。而英國自身有一個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難以比拟的優勢，那就是這個國家幾乎與今天全球每個地區的主要國家都存在着淵源關系，這是大英帝國留下的一筆豐厚遺産，它可以充分利用這些“世交”關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發揮“全球中心”的作用。英國首相卡梅倫說：“擔任英國首相六個月期間，我看到的是英國所處在所有重要全球性對話的中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