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昭奎／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所制定的對日工作總方針和總政策是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按照抗日戰争開始時就确定的、把廣大日本人民和少數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的指導方針，再結合戰後日本的新情況而制定的。這個總方針包括:發展中日兩國人民之間而不是政府間的友好關系，孤立美國，間接影響日本人民，給日本政府以壓力，迫使日本改變對華關系，逐步實現中日關系正常化。
1955年3月，經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建議和周恩來總理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這個文件再次肯定并表示今後要繼續執行新中國成立時所确定的對日工作總方針和對日政策五點基本原則：第一，反對美國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反對重新武裝日本和複活軍國主義；第二，根據平等互利原則，争取改善中日關系，逐步達到外交關系正常化；第三，争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第四，孤立美國，以迫使日本政府改變對中國的關系；第五，間接地影響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日本獨立、和平、民主的運動。
上述對日方針和文件是中共中央在對外戰略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一個範例。毛澤東曾明确指出：“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中共對日方針和文件的核心思想就是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日本，即要把廣大日本人民和少數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要把日本政府反華政策的決策者與我們可能争取和團結的政黨、政治家及政府官員區分開來；要把日本與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的美國區分開來。這三個“區分開來”原則成為我國對日戰略的銳利思想武器。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指出：“我們不應該因一個民族中有少數軍國主義分子發起侵略戰争就仇視這個民族，戰争罪責在少數軍國主義分子而不在人民”，“日本人民也是那場戰争的受害者”，并強調“中日關系前途掌握在兩國人民手裡”。習近平主席講話深刻而準确地體現了我國對日方針中一貫堅持的“區分開來”原則。正是依據“區分開來”原則，20世紀70年代在民間外交推動下中日關系實現正常化，改革開放之後日本則成為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最多、最有成效的國家，中日關系取得長足發展。
冷戰結束後中日關系的演進
1991年蘇聯解體，世界進入了後冷戰時代。由于失去了針對蘇聯的共同目标，日美同盟在20世紀90年代前期陷入了“漂移期”。日本國内出現了日美同盟還有沒有必要存在下去的聲音，美國則出現了所謂“日本威脅論”。與之相對，當時中日關系狀況仍相當好，比如日本重量級官員隻要在曆史問題上吐露錯誤言論，就立即遭到嚴厲批評甚至被迫辭職。關于曆史問題兩個最好的日本首相談話也分别出現在1993年和1995年，即細川護熙談話與村山富士談話，這兩次談話都坦承當年日本發動的戰争是侵略戰争。
日本是一個全國遍布着五十多座大多數尚未通過安全檢查的核電站以及再處理工廠、核廢料儲存池等核設施的“核不安全”國家。圖為2015年8月6日拍攝的廣島和平紀念公園，二戰期間美國曾在廣島投下原子彈。一心想利用日本并防止日本為中國所用的美國當然不會聽任這種狀态持續下去。為了繼續利用日本為自己的世界戰略服務，美國大力推動所謂“日美同盟再定義”，其實質就是通過尋找蘇聯之後的日美“共同威脅”，使一時有些疏離的日美同盟再度緊密化，并繼續保持“美主日從”的基本架構。
共同威脅是同盟的生命力之所在，共同威脅越明确越強大，同盟的生命力就越強。随着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加強以及蘇聯解體後日本國内政治日趨保守化，日美兩國逐步将它們主要的共同威脅從蘇聯置換為中國，日美同盟逐漸從“漂移期”進入“加強期”，中日關系則逐漸從“友好期”進入“摩擦期”，特别是在小泉首相執政期間，圍繞靖國神社問題，中日出現了激烈的摩擦，形成了所謂“政冷經熱”的局面。
2006—2008年，在第一屆安倍晉三内閣以及其後的福田康夫内閣期間，中日領導人開啟了“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推動兩國關系明顯好轉。2007年4月12日溫家寶在日本國會發表題為《為了友誼與合作》的演講，他嚴肅地指出，“日本發動的侵華戰争，使中國人民遭受了深重災難，人員傷亡慘重，财産損失巨大，給中國人民心靈造成的創傷難以用語言來形容。”溫家寶表示，“中國老一輩領導人曾多次指出，那場侵略戰争的責任，應該由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承擔，廣大日本人民也是戰争受害者，中國人民要同日本人民友好相處。”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直面日本政府和人民闡述我國對日方針的“區分開來”原則。2008年胡錦濤訪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發表了精彩的演講，并與日本簽署聯合聲明，确認“兩國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對戰後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中方也給予了肯定。胡錦濤和溫家寶訪日所産生的積極效果顯示出20世紀50年代中國對日方針的高瞻遠矚和現實意義。
目前美軍分布在日本國内共計134個基地，而日本每年則要為美軍占領付出近60億美元的巨額費用。圖為2015年10月拍攝的位于日本沖繩宜野灣市的普天間基地。
“區分開來”原則能否适用當前的中日關系？
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同年9月中日之間發生了撞船事件。2012年9月日本政府“購島”激起了中方強烈反對，中日圍繞釣魚島的主權争端迅速升溫。2013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中日緊張關系進一步加劇，國際輿論甚至預判中日兩國“即使明天開戰也不奇怪”。2014年11月，習近平主席與安倍首相會見，開啟了中日關系走向緩和的進程。其後，習近平主席于2015年4月22日在雅加達再次應約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同年5月23日會見日本三千人訪問團等，對穩定中日關系發揮了重要作用。事實表明，中日關系一個重要特點是，對待日本這樣的國家，領袖個人的力量顯得特别巨大，習近平主席有關中日關系的二十多次講話，繼承與發展了新中國對日方針，逐漸構成了我黨新一代領導人的對日外交思想體系。
進入2016年以來，美國加強了對南海問題的幹預，美軍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多次派出艦機挑戰中國在建島礁的12海裡水域，加劇南海問題軍事化和地區緊張局勢。日本則積極配合美國行動，上蹿下跳，蓄意插手南海問題，以期幫助美國守住其海洋霸權的底線，減少在與中國存在争端的東海地區的壓力，維護被其稱之為“生命線”的、經由南海的海上運輸線，甚至設想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發生軍事沖突，将南海作為2016年3月底開始實施的新安保法案的“試驗田”。
2016年5月底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宣稱中國正在“構築一座自我孤立的長城”。其實，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主張赢得了越來越多的國家的理解和支持，并不存在所謂“自我孤立”的問題。卡特宣稱中國“自我孤立”，恰恰暴露了美國企圖構築針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圈以孤立中國的圖謀。
應對和破解美國領頭的對華軍事包圍圈，我們的一個重要思想武器仍然是中國對日方針中的“區分開來”原則。正如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所言：“實際上，中國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就來自美國一個國家。（除美國外）任何一個國家都威脅不了中國，這些小國隻是想利用美國向中國多争取一些利益。”面對這種新形勢，我們需要将真正能威脅我國國家安全的美國與企圖利用美國向中國多争取一些利益的國家“區分開來”，以利于減少組織起來對付我國的對手國家的數量和力量。當前，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将與美國緊緊地綁在一起的鐵杆同盟國日本同美國區分開來，區别對待？促使至今仍在不斷給我們找麻煩的日本接受繼續緩和乃至改善中日關系的前景？應該說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如下：
第一，如上所述，美國是能真正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國家，而日本一國（雖然不算“小國”）顯然威脅不了中國，它主要是想利用美國向中國多争取一些利益，這是日美兩國最大的區别。當然，日本拉上美國，顯然能對我國構成威脅，這是它現在正在做或想要做的事情。
在南海問題上，美國不僅保持遏制中國的戰略攻勢，而且近年來親自出馬，在戰術上也發起攻勢。日本雖在東海問題上發起了局部性戰術攻勢，但其對華戰略整體旨在防範中國軍事力量增強，屬于守勢。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是實實在在的，比如近來美國派遣航空母艦赴西太平洋，就顯示出美國對南海危機迫在眉睫的預判，因為如果等到與中國發生沖突時再來派遣航母，則需要幾個月的準備時間。此外，假如中美在南海發生沖突甚至戰争，日本很可能趁火打劫，它制定安保法案的一個意義就是為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發生軍事沖突而做的準備。
第二，當今日美同盟所要針對的最大目标就是所謂“中國威脅”，特别是日本對中國的崛起非常敏感，對中國軍力的增強非常敏感，而緩和中日關系可起到削弱“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弱化日美同盟所針對的主要“假想敵”，減輕日美同盟對我們的威脅。就當前而言，繼續中日關系的緩和進程，應該也是安倍政府的真實希望，其短期原因在于擔心中日關系持續緊張下去會影響日本在2020年舉辦東京奧運會，其長期原因在于日本是一個“高度對外依賴的國家”。無論日本從世界上哪個國家或地區進口谷物、能源或礦産，關乎日本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海上運輸線的“最後一海裡”必然位于日本周邊海域。換句話說，日本的糧食安全保障、能源安全保障、資源安全保障等各種生存條件都可能因為日本與周邊國家特别是與中國的緊張關系升溫，在周邊海域擦槍走火乃至爆發戰争而喪失殆盡，這是日本不願看到中日緊張關系升溫的又一個真實原因。
第三，美國對日本的“軍事占領”是當今日美矛盾的一個焦點。目前美軍分布在日本國内共計134個基地，不僅占領着日本一千多平方公裡的領土，而且占領着自新潟縣延伸至東京西部、伊豆半島、長野縣，橫跨一都八縣，高度位于地面上空3700米至7000米的日本領空，日本民用飛機必須避開這一巨大空域，繞道飛行。與此同時，駐日美軍肇事不斷，引起日本公衆的極大不滿和憤慨。不少日本學者認為，日本表面上雖然保持着獨立國家的門面，實質上仍然被美國占領，而且還要每年為美軍占領付出近60億美元的巨額費用，而日本忍受“被外國占領”和不平等的日美同盟關系的最大理由是為了對付“中國威脅”。
美國堅持對日本的“軍事占領”，其實也有防範日本的一面，因為在人類曆史上，隻有日美兩國曾運用大規模航空母艦機動部隊進行過全面交戰，美國堅持對日“軍事占領”也有防備日本這個海洋強國卷土重來的用意蘊含其中。當然，目前美國堅持對日“軍事占領”和日本“情願”接受“被占領”，主要是為了防備中國。因此，通過緩和中日關系來削弱“中國威脅論”的影響，有助于弱化美國對日本軍事占領的必要性，有可能對日本民間反對美軍基地運動起到支持作用，擴大日美在基地問題上的矛盾。
第四，作為同盟國，日美兩國都對對方走近中國高度敏感甚至不信任。阻止日本走近中國是美國的長期戰略，而日本則擔憂美國再次搞“越頂外交”，導緻日本被邊緣化。因此，改善中國對日關系或對美關系或同時改善中國的對日對美關系，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分化或弱化以中國為假想敵的日美同盟的作用。近年來日益凸顯的南海問題，對美國來說是守住其海洋霸權底線的問題，對中國來說是守住領土領海主權底線的問題，所以雙方都不可能在底線問題上退讓和示弱。加之美國正在進行大選，美國遏制中國的政策很可能更趨強硬，因此近期在實質上緩和中美在南海問題上軍事對峙的難度很大。與之相比，中日兩國地理上接近，在經濟上互有所求的強度大于中美，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已開展了九輪談判，安倍首相一再表示期待與習近平主席會見。依據這些事實及中國對日方針的基本思想，我們或可以判斷中日關系可望延續習近平主席于2014年11月底開啟的緩和進程，以實現中日首腦G20會見為契機，進一步改善中日關系，以此作為破解美國主導的對華包圍圈的突破口。當然，改善中日關系的必要條件是日本不再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特别是不能繼續插手南海問題，不能利用台灣政局變化同台灣發展暧昧關系，首相及内閣最主要成員不參拜靖國神社。
第五，美日正在策劃和編織日美澳、日美菲、日美越、日美印乃至日美台等對華包圍圈片段，在每個片段中日本都是關鍵角色。如果中國能争取日本不對中國采取對抗立場，則有助于弱化與分化上述一連串正在形成的對華包圍圈片段，防止這些片段連成完整的對華包圍圈。可以預計，我們将依據國家實力界定核心利益的不同級别和戰略目标的優先順序，在南海地區争端升溫的背景下，促使東海地區争端趨于緩和，以防止我國兩面受“敵”，避免“兩個拳頭出手還擊”，分化和減少國際上遏制我國崛起的力量。
第六，在緩和與改善中日關系的同時，中國會繼續加強中美戰略對話，不因南海問題而影響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大局。近來美國軍方高官連續宣揚美中對抗，并且将之類比成當年的美蘇“冷戰”。基辛格曾表示，如果冷戰變成了熱戰，西方國家就會有失敗的危險，朝鮮戰争就是一個證明。為此，絕對不能讓冷戰變成熱戰，而保持冷戰狀态，“西方”就會獲勝，“東方”就會失敗。看來，美國就是要把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的博弈變成一場能夠讓西方獲勝而中方失敗的新冷戰，而廣義“冷戰”的一個基本内涵就是相互消耗，看誰耗得過誰。美國挑起所謂“新冷戰”的一個重要目标就是期待中國像當年蘇聯那樣，被一場與擁有諸多盟國幫助美國分擔“資源消耗”的軍備競賽，極大地消耗經濟、政治、外交、特别是環境資源，從内部“耗垮”中國。
然而，當今現實是，與當年微不足道的美蘇經貿關系相比，美國自身以及包括日韓澳三個盟國在内的亞太地區幾乎所有國家都與中國存在着廣泛而密切的經貿關系。與此同時，美國在包括朝核問題在内的多個全球或地區事務和多個非傳統安全問題上都需要與中國合作。因此，我們有信心确保中美關系不至于演變成冷戰時期美蘇關系的那種對抗狀态。
中日關系是戰略競争關系
2016年3月，王毅外長曾說：“對中日關系而言，病根就在于日本當政者的對華認知出了問題。面對中國的發展，究竟是把中國當作朋友還是敵人？當作夥伴還是對手？”日本“一方面不斷聲稱要改善日中關系，一方面又不斷到處給中國找麻煩。這實際上是一種典型的‘雙面人’的做法。”
那麼，當今日本對華認知究竟是一個什麼狀态呢？在政府層面，日本顯然認為中國是越來越強大的競争對手，因此必須聯合美國加以牽制，但在中國“是敵是友”問題上，尚無明确認知，仍然定位于“非敵非友”，視中國的動向不排除将來成為日本敵國的可能性。日本外務省官員小原博雅認為，“日本周邊沒有敵國”不僅是日本的“核心利益”之一，而且是日本的“核心利益”之首。這種看法是把對本國弱點的深刻認識作為界定國家核心利益優先順序的依據，這種方法論在日本比較理性的政治家和官僚當中相當普遍。
在民間層面，近年來很多日本人對中國GDP超過日本産生“失衡感”，對中國軍事力量崛起抱有“恐懼感”，對中國在現代化方面仍落後于日本則存在着“優越感”，這“三感”導緻日本民衆對中國持好感的人數占比跌至複交以來最低，但與此同時認為兩國關系“重要”的日本人的比例卻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七八十的高位。比如，2014年8月日本廣播協會民調顯示，認為有必要盡快舉行日中首腦會談的人數達55%，說明大多數日本民衆擔心兩國關系走向對抗，希望中日兩國政府采取穩健的外交政策，而且首先将這種希望寄托在兩國領導人身上。
近年來中國民衆的對日認知應該說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一方面對安倍政府在曆史和領土問題上的錯誤政策和立場依然表示極度不滿，另一方面即使在中日政治關系很不好的情況下，2014年中國赴日本旅行仍達220萬人次，比上一年增加82%，2015年更是達到500萬人次，再翻一番，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國人都去過日本兩次以上，俗稱“回頭客”。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去了日本的中國遊客回國後，都在講同一個故事：日本挺好、印象不錯、東西也不貴……中國學者王文認為，“除了經濟總量的超越之外，中國對日本的社會發展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如何冷靜地察覺到中國本身的不足，發現‘對手’日本的某些優點與長處，相當考驗智庫學者的智慧與責任。中國繼續學習與鑽研日本，與對日鬥争博弈顯得一樣重要。中國人應該擁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這種敬重恐怕應該與對日本扭曲曆史觀的憎惡、對其外交‘兩面人’方式的批判并行不悖。”
然而，當今日本雖有某些優點和長處，顯然存在更多的問題與不足，最大的問題是當今日本領導人的對外戰略思想嚴重背離和平發展時代潮流，嚴重脫離本國基本國情，在中國“是敵是友”問題上越來越朝着“與中國為敵”的方向傾斜，緻使兩國相互猜疑達到了複交以來的最高點，相互信任降到了複交以來的最低點。當前，日本領導人必須對自己有一個清醒的認知：日本是一個曾在“年輕時代”創造過經濟高速增長“奇迹”，而如今已成為一個人口超老齡化、超少子化的衰老國家；是一個在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與礦産以及谷物等食品方面嚴重依賴進口的高度對外依賴型的國家；是一個地震等自然災害頻發、福島核事故災難至今仍未能消除、全國遍布着五十多座大多數尚未通過安全檢查的核電站以及再處理工廠、核廢料儲存池等核設施的“核不安全”國家；是一個缺少戰略縱深、産業布局高度集中于關東關西地區的狹窄島國，安倍面對如此國情，居然還想修改那部曾經賜予戰後日本數十年的和平發展的和平憲法，轉而做一個“能夠進行戰争”的所謂“正常國家”。為了讓國民相信“修憲”是為了應對日本面臨的威脅，安倍政權不惜與一個人口規模相當于其10倍以上、國土面積相當于其25倍以上、經濟總量已達到其2.5倍的“一衣帶水”的鄰邦中國為對手，進而可能人為地“制造”出一個地處卧榻之側的敵國。現在，盡管日本在經濟、科技與社會發展方面有很多優點，但在整體上不能不說它的基本生存能力十分脆弱，很難想象一個基本生存能力如此脆弱的日本能夠承受與中國為敵之重。
從中國方面來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特别是空氣、水和土壤的環境污染等已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有專家指出中國的“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此外，貧富差距擴大、腐敗、國民素質不高等問題也令人憂慮。在産業技術發展方面，中國在很多産業領域，核心技術的對外依存度很高，預計要到2030年才能基本實現工業化，達到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的水平。中國在軍事技術方面雖然發展很快，但是有美、日、英、俄等40個成員國參加的“瓦森納國家群”對我國的軍事技術封鎖，考驗着我國軍事技術創新和推動軍民技術相互促進和融合的能力。
從戰略角度而言，中日關系在本質上是一對具有中日特色的戰略競争關系，這種競争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外部的相互競争，其二是雙方通過變革克服各自國内發展難題的競賽。依據辯證法關于“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和“内因在事物發展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原理，其實中日兩國最大的對手都是自身，雙方都需要各自展開通過克服内部的改革阻力，解決本國的發展難題，增強各自的軟硬實力的競賽，這是中日戰略競争更本質更具有決定意義的側面。
在外部的相互競争方面，總覽當今世界，21世紀版的合縱連橫大博弈正在從太平洋至歐亞大陸的廣闊舞台上波瀾壯闊、内外交織地全面展開，中日競争将是看誰在國際格局中占據對自身發展更有利的戰略位置，誰在實現國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穩”、不犯颠覆性錯誤的競賽，與此同時，既然中日關系是戰略競争關系，我們就必須對戰略層面的競争與戰術層面的競争加以區分，要經常保持戰略層面競争高于戰術層面競争、競争與合作并行不悖的态勢。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中日兩國長期交往的曆史證明，互利合作符合雙方根本利益，長期友好是唯一正确選擇。”可以相信，在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周邊外交理念的指引下，中日關系的前途與其說是“中日必有一戰”，更大的可能是通過不折不撓地克服當今的曆史認知與領土争端等難題和困境，超越“你輸我赢”的獨木橋，走上“互利共赢”的陽關道。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日本研究所研究員）（責任編輯：張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