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李凱旋／文
2016年5月22日，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奧地利自由黨候選人諾貝特·霍費爾和前綠黨領導人亞曆山大·範德貝倫角逐下一屆奧地利總統。圖為2016年5月20日，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奧地利自由黨總統候選人諾貝特·霍費爾（左）與奧地利自由黨主席海因茨－克裡斯蒂安·施特拉赫參加競選活動。民粹主義是一個随着時代與社會環境變遷而不斷演化的概念，在當代政治中有不同的變種。但無論哪種形态，其核心且無法回避的問題都是人民與精英的關系問題。民粹主義将社會分裂為兩個同質的對抗性群體——即“純潔的人民”與“腐敗的精英”，其主張可粗略地概括為反精英、反建制和激進民族主義。
金融危機後的歐洲民粹主義風潮，最初發端于主流政治的邊緣，并沒有引起政界和學界的重視。2012年後，各類民粹主義政黨在選舉中異軍突起，對歐洲主流政黨構成了極大的挑戰，甚至撼動了部分國家的政局：如希臘激進左翼聯盟成為執政黨深化了歐元區的貨币危機；有種族主義“基因”的法國國民陣線改頭換面後強勢回歸并迫使主流政黨聯手對其進行阻擊；有排外脫歐傾向的英國獨立黨成為英國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的第一大黨；疑歐且反移民傾向突出的奧地利自由黨在2016年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中力壓主流政黨的表現令人震驚。此外，短期内迅速崛起的西班牙“我們能”黨，在2016年的議會選舉中成績斐然，穩居第三大黨之位；近幾年不斷擴大選民基礎的意大利五星運動黨，又在2016年地方選舉中斬獲羅馬、都靈等重鎮市長之職，大有将在2017年議會選舉中突出主流政黨合圍之勢。
當代歐洲民粹主義的主要類型
右翼民粹主義，是歐洲最為“顯赫”的民粹主義力量，主要分布在西歐和北歐。新自由民粹主義和民族民粹主義是右翼民粹主義的兩個亞類型。新自由民粹主義是新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堅稱個人的自由，無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私人領域都日漸被建制性力量所威脅。新自由民粹主義者的“人民”是辛勤工作的納稅人和受到政治與官僚“精英”壓制的企業家。新自由民粹主義者的目标是改良，甚至颠覆（如果可能的話）大政府和國家的幹預，同時保護“普通民衆”，反抗所謂“腐敗的精英”。民族民粹主義是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此處民族主義指的是一種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歐洲右翼民族主義觀念中，國家與民族是一體的，非本民族的元素（人和觀念）都是對本民族同質性的威脅。民族民粹主義者，一般并不會持有完全意義上的種族主義觀，而是認為各民族雖平等但完全不同，外族無法融入遷入地社會，以至于會成為當地民族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文化統一性的威脅。具有代表性的政黨有法國的國民陣線，奧地利自由黨、英國獨立黨等。
左翼民粹主義意味着民粹主義與新左翼意識形态、激進民主社會主義的結合。左翼民粹主義政黨一方面譴責“第三條道路”的妥協與共享權力的戰略抛棄了工人階級；一方面，他們自身也抛棄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放棄革命路徑，倡導改良。左翼民粹主義話語下的“人民”是被壓迫的勞動階級，精英是國際和國内的金融經濟寡頭。左翼民粹主義更具包容性，但在西歐影響力相對不如右翼民粹主義，金融危機後在南歐的号召力呈現爆發式增長。具有代表性的歐洲左翼民粹主義政黨有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西班牙的“我們能”黨等。
議題民粹主義金融危機後在意大利形成了強大的影響力。它拒絕接受任何強意識形态，無明确的價值觀，反建制，反政黨，反代議制民主，追求直接民主。議題民粹主義者，随時會根據有利原則在右翼與左翼之間搖擺，并利用民粹主義言論來吸引各階層選民，所以，很難把他們放在傳統的左右翼政治光譜中去衡量。議題民粹主義的“人民”是沒有加入任何政黨，利益沒有被任何政黨代表的人。而他們的“敵人”，主要是指現存主流政黨和“腐敗”的政客。
歐洲的民粹主義力量都聲稱代表人民的利益，但“人民”的内涵卻極為不同。也就是說，在歐洲民粹主義的核心地帶，一直在進行話語構造。這種構造背後所反映的，正是歐洲意識形态的碎片化以及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危機亂象。
當代歐洲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根源
金融危機後，左翼民粹主義在南歐的繁榮與右翼民粹主義在西歐與北歐的強勢回歸，幾乎在同一時間發生，這并非偶然現象。這是20世紀最著名的經濟史學家之一匈牙利人卡爾·波蘭尼所說的“雙向運動”的結果。所謂雙向運動，指一方面是市場不斷地擴張，另一方面是與之相反的，源自社會的、限制市場擴張的傾向。[1]如果當今歐洲高度發達的經濟一體化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擴張結果，那麼與其交織前行的福利國家建設，就是歐洲社會力量對自由市場力量擴張的反向限制。但是，目前歐洲國家的福利，都是基于成員資格的特權而非人人可得的自然權利，其覆蓋範圍是不可能任意無限擴大的。如今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在全球的快速與強勢擴張，已經深深威脅到了歐洲福利國家的财政基礎。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外流、經濟轉型導緻的社會保障稅收的減少；二是勞動力自由流動、勞動力市場競争加劇，失業人口增多帶來的社會保障支出的壓力。因此，民粹主義在福利歐洲表現更為突出的經濟根源在于，自由市場給福利國家的财政基礎帶來了嚴重的威脅。
但是，民粹主義在歐洲不同國家和地區，表現出了不同的意識形态傾向。堅持狹隘民族主義意識形态的右翼民粹主義力量，更容易在西歐和北歐獲得巨大影響力。因為，經濟全球化和歐洲經濟一體化無論是作為一種進程還是結果，都對歐洲勞動力市場産生了去邊界化影響，加劇了勞動者之間的競争，不斷瓦解和重塑勞動階層，給他們帶來了生計的不穩定和競争的壓力。于是，身處資本主義經濟中心位置且享有成熟福利體系保障的北歐和西歐勞動者，在面臨生計風險時，總有一種内在傾向去借助非階級的排他性界限，如國籍、民族、年齡、種族等，以作為他們要求保護避免陷入災難漩渦的基礎；從而将維護福利國家的邊界與自身享有的福利特權作為對抗自由市場擴張與歐洲經濟深度一體化的主要方式之一。前些日子結束的英國退歐公投，即為明證。此外，關注福利議題并持強硬疑歐立場的右翼民粹黨——奧地利自由黨，在2016年總統選舉中的搶眼表現，也令人警醒。該黨在第一輪選舉中力壓主流政黨領跑選舉，雖第二輪中以微弱差距敗選，但因其主要針對郵寄選票計票結果的申訴得到了憲法法院支持，而很有可能在重新舉行的第二輪投票中逆轉選情。毋庸置疑，英國的退歐公投結果以及奧地利自由黨的強勢興起，與近幾年愈演愈烈的歐洲難民危機不無直接關系。但這同時，也更為深刻地表明，相當大一部分西歐民衆傾向于采取強化民族福利國家邊界的方式，來應對威脅到其生計安全及福利特權的人員與資本的全球流動，即自由市場的全球擴張。
而在南歐如希臘、西班牙等國，左翼民粹主義更容易受到追捧。南歐各國無論是主動或被動地進入了核心國所主導的歐洲經濟一體化，都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加快了對福利國家的建設。但是，南歐在歐洲統一大市場中相對于中心國的劣勢競争地位，決定了它們構建福利體系資源的有限性和舉債提高社會保護水平的不可持續性。當下在希臘執行的“财政緊縮”與“福利瘦身”更多的是被代表核心國家自由市場的力量所“脅迫”的，即著名的“三駕馬車”——歐盟、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歐洲央行。在經濟困境未得到任何緩解，失業率攀升、勞動者生計危機迫在眉睫的情況下，此種激進的、源自外部壓力下的福利瘦身改革，成為大規模左翼民粹主義運動的導火索。而左翼民粹主義政黨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和西班牙的“我們能”黨，在近兩年議會選舉中獲得的高支持率，表明了相當一部分南歐民衆希望借助國家力量對歐盟中心國壟斷資本主義力量進行反抗的決心和尋求保護的願望。
當代歐洲民粹主義興起的政治根源
歐洲民粹主義，在政治上源于當前代議制民主的缺陷與主流政黨的代表性危機。民主，在現實實踐中可以有不同的制度設計。一種為直接民主，另一種是間接民主。間接民主意味着，“發号施令的政府可能來自人民的選擇，但是人民不制定和執行法律”[2]。歐洲民粹主義并不反對“民主本身”，而是産生于直接民主對間接民主的否定，以及對主流政黨的代表性的質疑之中。
代議制民主常常被視為在人口衆多、分工細緻的現代社會難以實施直接民主時的一種合理選擇。代議制民主，本以代表民意和表達民意為己任，但在實際的代議中，因民意需通過若幹中介組織和中間階段才能被表達，或被稀釋，或被延遲，甚或被扭曲。少數國家在制度設計中包含了公民表決權、公民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為彌補代議制的上述缺憾。但在實際操作中，卻不易行使。比如罷免權，瑞士在聯邦層面尚不可實施，僅個别州議會通過了罷免選舉法案，但因條件嚴苛，卻并不易實施。如在瑞士意大利語區的提契諾州至少所在選區30%的公民聯合簽名提出要求，才可舉行罷免投票。所以，即使民衆對代議者産生不滿，也很難收回賦予其的權力。因此，歐洲多國總是廣泛存在尋求直接民主的民粹主義力量。
代議制在歐盟層面，還存在嚴重的民主赤字問題。由政治和經濟精英所推動的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也是成員國不斷向歐盟讓渡經濟主權的過程。歐盟龐大經濟權能與政治責任的背離，即在經濟領域獲得的大量權能與成員國民衆對其十分有限的監督與約束形成的鮮明對照，是其民主赤字的主要表現。随着歐盟民主赤字的擴大，疑歐情緒也日益高漲，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激進主義疑歐政黨的席位增多就是明證。
民粹主義的興起還與歐洲主流政黨的代表性危機，以及左翼的衰落有很大關系。一般而言，政黨是特定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由各階級的政治中堅分子為奪取和鞏固國家政治權力而組成的政治組織，也是代議制民主最為重要的中介組織。但在歐洲，無論是構成歐洲議會社會黨黨團的各主流中左翼黨，還是構成歐洲議會人民黨黨團的各大中右翼黨，為在政治博弈中提升支持率赢得選舉，愈來愈傾向于實施和制定讨好中間選民的綱領政策，嬗變為所謂的“全方位黨”。而與此同時，随着蘇東劇變後西歐原共産主義政黨的衰落，法共、意共等左翼政黨的選民失去了利益代表和“護民官”。于是，持有民生議題的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政治主流與邊緣之間的空白處興起。它們反映的往往是主流政黨議題之外的普通民衆的關切，反對的并不是議會政治，而是主流政黨及其強勢的政治安排。[3]如在金融危機爆發後的西班牙，為反對獲得了本國主要政黨強力支持的緊縮政策，爆發了大規模具有民粹主義性質的占領運動，其中“憤怒者”運動已經發展為左翼民粹主義政黨——“我們能”黨。主流政黨長期把持政壇而滋生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也引起了民衆的不滿。如意大利的諸多民粹主義運動，就是起因于抗議民主黨、力量黨、北方聯盟等大黨的腐敗問題，進而擴大到反對所有政黨和左與右的意識形态。
代議制民主的缺陷，歐盟的民主赤字，主流政黨代表性危機，催生了一種對政治異常反感的情緒，包括排斥政治活動、排斥政治人物，反主流政黨——在其中，民粹主義得以發酵，彌漫在整個歐洲上空。
結語
不應簡單地認為民粹主義是反動的，愚蠢的和膚淺的。它在歐洲的盛行，一方面反映了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在全球的擴張與民族福利國家社會保護之邊界的沖突；另一方面反映了深度參與開放的自由市場的精英與被邊緣化的底層民衆之間的利益沖突。民粹主義之所以成為一種對普通民衆難以抵禦的“誘惑”，恐怕并非因為其實際主張多麼地令人信服，而在于主流政黨在民主績效上的糟糕表現——其所代表利益的局限性，以及兌現競選承諾和解決經濟與社會危機的能力愈來愈弱。
當然，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在全球範圍内的擴張，所帶來的不同階層間利益沖突的加劇，以及社會與政治秩序的調整壓力，不僅在歐洲存在，在所有被卷入全球化進程的國家和地區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民粹主義，或将成為經濟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皆須警惕的問題，但需在具體的、特定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中尋求解決之道。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責任編輯：徐海娜）
[1][英]卡爾·波蘭尼：《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黃樹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38頁。
[2][美]C.科恩：《論民主》，聶崇信、朱秀賢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7頁。
[3]PaulTaggart,Populism,Berkshire:OpenUniversityPress,2000,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