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鄭東超／文
近一段時間，土耳其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先是在2016年6月底連續與以色列、俄羅斯外交修好，顯示出外交調整的迹象；之後于7月15日突發軍事政變，震驚世界。正值外交轉型之際，土耳其國内政局出現變動，未遂政變将對轉型中的土耳其外交造成多大影響是本文的研究重點。
政變前土耳其所處的外交态勢
自2002年至今，土耳其正義與發展（下稱“正發黨”）已連續執政14年，其間土耳其外交并非一成不變，曾經曆過調整轉換。整體看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2年正發黨上台執政至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土耳其采取全方位的務實外交政策，在保持與美西方國家基軸的戰略方向下，土耳其外交“向東看”，提高了東方國家在其外交布局中的分量，并提出了“與鄰國零問題”的外交政策。
在上述政策指引下，土耳其外交收獲頗豐，在國際和中東地區的形象和地位出現雙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叙利亞危機前，土耳其與叙利亞外交關系處于“熱戀期”，甚至時任總理埃爾多安對叙利亞總統巴沙爾以兄弟相稱。土耳其與俄羅斯關系也比較好，兩國在能源、旅遊、經貿等方面的合作風生水起。回顧2002—2010年正發黨治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可謂有聲有色，成效明顯。
第二個階段是從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至2016年6月底，土耳其外交政策做出較大調整，并沒有延續“阿拉伯之春”前的溫和外交，逐漸偏離“與鄰國零問題”的政策，轉而采取了較為冒進的外交政策，過多地介入地區事務。自叙利亞爆發危機後，土耳其經過短暫斡旋未果後公開支持推翻巴沙爾政權，直接站在叙利亞政府的對立面，與叙利亞關系經曆了“斷崖式”跌落。
在埃及問題上，土耳其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者，但無奈穆兄會短命政權的命運，很快被埃及軍方發動的二次革命推翻，土耳其的外交投資在埃及化為泡影。這一階段外交政策的高潮事件發生在2015年11月，土耳其出乎意料地擊落了俄羅斯的戰機，土俄關系瞬間跌入低谷，引起世界一片嘩然。擊機事件發生後，土耳其高調與俄羅斯展開外交對壘。伴随而來的是俄羅斯的制裁，土耳其外交環境惡化，在地區局勢中陷入孤立。
在周邊地區陷入困局之時，土耳其與美歐等傳統盟國關系也不溫不火。由于難民問題，土耳其與歐盟争得面紅耳赤，僅土耳其公民赴歐免簽問題就引起很大的外交風波。從這一事件可以透視，在歐盟眼中，土耳其不過是歐洲和中東地區之間的“守門人”和緩沖帶，并未将其視為“自己人”。土耳其和美國為北約盟國，但兩國在中東地區的反恐目标存在錯位，土耳其将庫爾德武裝作為頭号敵人，而美國将“伊斯蘭國”列為優先打擊對象。因此在庫爾德問題上，土美兩國龃龉不斷。
自2016年6月底以來，土耳其開始調整2010年開啟的外交政策，務實外交逐漸回歸土耳其外交舞台，與以色列、俄羅斯關系修好，成為此次外交政策調整的标志性事件。土耳其政府外交政策呈現新變化、新氣象。然而，就在外交政策剛開啟調整進程之時，7月15日，土耳其突發軍事政變。政變雖然未遂，但将不可避免地影響轉型中的土耳其外交。土耳其政變後續效應持續發酵，内部整頓，勢必影響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調整。
突發政變成為影響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變量
政變平息後，土耳其政府在國内發起了大規模的清算運動。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不加掩飾地指出，“政變是主賜予的最好禮物，可以對土耳其軍隊進行一次清理”。截至目前，土耳其很多機構已有六萬餘人或被停職，或遭逮捕，行業不僅涉及軍隊、警察和司法部門，教育部門也成為此次清算的重點對象。此次政變及政變後土耳其政府的行動，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關切。此次未遂政變及其後續反應或将對土耳其外交政策産生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美國對政變的态度及引渡居倫考驗土美關系。政變後，美國的立場是土耳其國内關注的焦點之一。美國國務卿克裡是第一個對政變公開發表意見的美國高官，指出“希望土耳其盡快恢複和平穩定”，對政變本身未做任何評價。在土耳其政府看來，克裡的立場過于中立，既沒有表示對政府的支持，也沒有表達對參與政變軍隊的譴責。土耳其媒體認為，這不應是盟友所為。并且，土耳其媒體還指出，在美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網站上，起初将這場政變形容為起義（uprising），而不是政變。盡管美國使館作出解釋，起義是援引土耳其媒體的報道，但此舉仍然引起土耳其對美國的不滿。
此外，關于引渡居倫的問題，成為政變後土美互動的熱點。誰是政變幕後主導者，尚未有定論。土耳其政府認定，身在美國的居倫是此次政變的幕後主使。居倫是土耳其資深伊斯蘭學家，在土耳其國内具有很強的政治影響力，并且曾經還與埃爾多安合作，組成埃爾多安—居倫政治聯盟。2013年，由于“加齊公園”事件及當年的政治腐敗案，兩人的矛盾公開化，反目成仇，居倫成為埃爾多安的主要政敵。因此，土耳其政府要求美國協助将居倫引渡回國。美國對此的反應是，要求土耳其拿出相關證據，再經美國法律程序審定。此舉引起土耳其不滿，土總理耶爾德勒姆表示，“居倫問題将是對土耳其和美國之間友誼的檢驗，任何支持居倫的國家都不是土耳其的朋友。”土耳其外長批評美國，“堅持要求安卡拉拿出居倫策劃政變的有力證據，而政變本身就是證據”。因此，政變給土美關系制造了難題，需看兩國後續如何出招應招。
二是民主人權問題仍是橫亘在土歐之間的坎。脫亞入歐是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遺留的外交戰略遺産，至今未變。衆所周知，在土耳其入歐問題上，土耳其和歐盟之間存在“溫差”。土耳其入歐熱情高漲，歐盟卻總是拒土以千裡之外，入歐大門緊閉。歐盟認為，土耳其民主自由和人權狀況等價值觀層面的水平尚未達到歐盟标準，因此要求土耳其進行改革，以滿足歐盟的要求。但此次政變後，土耳其政府為鞏固政權，清除政治異己，宣布國家進入三個月的緊急狀态，暫時終止歐洲人權公約，将大面積在國内進行整頓，甚至考慮恢複死刑，處死被捕的發動政變的軍人，以儆效尤。
在歐盟看來，埃爾多安繞過甚至超越法律，以政令施政，與民主不符。此外，歐盟對土耳其恢複死刑強烈反彈。土耳其2004年廢除死刑，成為民主改革的重要成果。在歐盟看來，此次如果真正恢複死刑，将是土耳其在民主人權上的倒退。所以有歐洲學者認為，成功的政變将結束土耳其的民主化進程，但後政變時代的後續報複措施也将嚴重扭曲國家治理。土歐已在難民問題上達成協議，在2016年10月前實現土耳其公民赴歐免簽的目标，但在政變的背景下，此前景渺茫，到時土歐之間又少不了打外交“嘴仗”。
三是運籌國際關系穩住國内和周邊安全将成為政變後土耳其政府的當務之急。從某種程度上講，政變對内外交困的土耳其來說實乃火上澆油。從政變後土耳其政府大刀闊斧的政策看，利用政變，化危為機，根除隐藏在土耳其的反政府分子成為土耳其壓倒一切的最優先任務。如今的正發黨在土耳其政壇一枝獨秀。正發黨倒不擔心在現有政治體制下與國内其他政黨之間的“明戰”，而是擔心與諸如居倫運動以及軍中與正發黨對抗人士之間的“暗戰”。因此，土耳其政府趁政變之機，在三個月的緊急狀态期内，把威脅埃爾多安個人及正發黨政權利益的異己人士連根鏟除，掏空居倫在土耳其政壇的力量。為集中精力實現上述目标，土耳其政府将會在國内營造安全穩定的肅清環境。目前看，土耳其主要面臨來自兩個方面的安全威脅：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和“伊斯蘭國”。這兩個威脅的共同特征是，都帶有明顯國際痕迹。因此，土耳其政府可能通過調整外交政策，将安全威脅降至最低，以平穩度過特殊時期。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發生未遂軍事政變。圖為7月2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博斯普魯斯大橋因政府支持者遊行而關閉。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選擇
軍事政變之後，土耳其在外交上或将采取東西兼顧的政策。以北約正式成員國和歐盟候選成員國身份為支撐，土耳其将繼續實行以西方國家為基軸的外交戰略方向。但短時間看，土耳其會對美西方國家滋生更多不滿。但在戰略定位和整體現實利益面前，土耳其外交戰略的回旋餘地不大。政變将對土耳其向東看政策造成不小影響。為避免在國際社會陷入孤立，土耳其将與非西方大國改善關系，如繼續鞏固深化政變前與俄羅斯的關系。在地區層面，土耳其捍衛地區大國地位的目标不變，但會調整與部分中東國家的關系。
一是土耳其和美西方國家戰略同盟的底色不會改變。此次政變對土耳其和美歐關系造成了較大沖擊，相互間的信任度會有所下降，但不會從根本上撼動存續了70餘年的跨大西洋同盟關系。盡管土耳其和美歐之間相互扯皮，但各方都在默契地把控節奏和分寸。土耳其高官在指責美歐未承擔盟友責任的同時，也在承認與美歐同盟的重要性。在7月20日的一次電視講話中，埃爾多安強調，“土美關系很重要，不是基于感性基礎之上的”。言外之意就是，土美之間有深層次的利益基礎，土耳其将會理性看待與美國的關系。
土耳其難以在既定的以西方國家為基軸的軌道上脫軌，背後還有深層原因。其一，從戰略角度看，自建國以來土耳其就選擇了親西方、脫亞入歐的外交戰略。20世紀50年代土耳其加入北約，可以說完成了與西方為伍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加入歐盟。盡管歐盟大門始終對土耳其緊閉，但土耳其入盟初心一如既往的堅定。這一外交戰略方向自土耳其建國至今未曾改變，埃爾多安也不會改變。其二，美歐從中發揮“穩定閥”的作用。美歐不會一味将土耳其向外推，而是要将土耳其留在同盟内。因此政變局勢明朗後，美國國務卿克裡一改政變之初的模糊态度，明确支持土耳其民選政府。7月20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再次确認，“政變後美土之間的盟友關系依舊牢不可破。數十年來，土耳其一直是美國的強大盟友，盡管現在兩國面對許多問題，但盟友關系依舊強大”。
二是鞏固與俄羅斯修複外交關系的成果。土耳其和俄羅斯關系升溫态勢政變前後得以轉承，俄羅斯普京在政變後第一時間與埃爾多安通話，并表達了對土耳其政府的支持。因此，可以預見，政變将加速土俄修複外交關系，原因如下：其一，俄羅斯因為襲機事件對土耳其進行報複性制裁，打痛了土耳其，使土耳其現實利益遭受損失。其二，俄精準抓住土耳其的安全“軟肋”——庫爾德人。在叙利亞戰場，俄羅斯雙管齊下，一打一拉，打拉結合。一方面重點打擊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亞反對派武裝力量，另一方面支持在叙利亞的庫爾德民主聯盟黨（KurdishDemocraticUnionParty），并允許其在莫斯科設立辦公室。此舉令土耳其經濟受損，安全受困。其三，在與西方盟國出現分歧時，土耳其利用與非西方大國的關系，拓展外交回旋空間，增加與西方國家博弈的籌碼。
三是調整中東地區外交政策。政變後，土耳其或将對地區政策進行調整，捍衛地區大國地位，與以色列、伊朗、叙利亞關系值得關注。2016年6月27日，土以兩國達成協議，表明兩國外交關系正常化邁出了實質性步伐。政變後土以将在正常化道路上繼續前行。對土耳其而言，外交屢遭挫折，身陷外交孤立困境，為打破外交困局，可以通過改善與以色列的關系，緩解在國際上的外交困局。在能源上，土耳其身處中東地區，卻能源匮乏，每年需要進口大量的天然氣。俄羅斯是土耳其進口天然氣的主要合作國家，但由于襲機事件，土俄能源合作大受影響。盡管近日來土俄關系有所改善，但土耳其仍舊希望拓展天然氣來源渠道，以避免自身能源過度受制于俄。
在伊朗問題上，政變将會使土耳其增進與伊朗的關系。由于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亞問題上的對立立場，所以給外界兩國關系不佳的印象。實際上，土耳其和伊朗關系比較順暢。在此次政變中，伊朗的表現将為土伊關系增分。在政變勝負未名之際，伊朗總統魯哈尼向埃爾多安通話，表達了支持埃爾多安的立場，并表示“這次政變是對土耳其國内國際孰友孰敵的一次檢驗”。這與美西方國家在政變勝負已定後的支持表态相比，更加顯得彌足珍貴。政變後，土耳其對叙利亞政策可以有所期待。因為從國内國際環境看，繼續堅持巴沙爾下台的立場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國家利益，這就為土耳其調整對叙利亞政策提供了可能。
縱觀政變前後土耳其外交政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土耳其外交的分裂特征日益明顯。由于地理位置的多元性，政治方向和傳統宗教信仰東西分離，導緻土耳其在外交上難以找到準确定位。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稱之為“無所适從的國家”。目前看，土耳外交或将繼續呈現這種分裂，難以決心離開與美歐合作的跨大西洋同盟體系，但在同盟體系内部難以得到重視，又要在跨大西洋同盟外（如俄羅斯）為臨時夥伴或“盟友”。二是土耳其外交個人印記愈發突出。與土耳其國内政治環境密切相關，埃爾多安作為土耳其的政治領袖，在外交上具有很強的掌控權，将體現更多的埃爾多安式的個人外交風格。三是土耳其實力與實現既定外交目标需要的實力之間存在差距，這在叙利亞危機以及與俄羅斯關系上，體現得比較明顯。這也是土耳其外交時而出現反複，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來回轉變的重要原因所在。
（作者單位：當代世界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張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