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22/j.cnki.ddsj.2017.03.008
社會民主主義源自歐洲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19世紀中後期曾接受馬克思的理論指導和恩格斯的直接領導。這一階段社會民主主義在一定意義上與科學社會主義幾乎可以說是同義語。此後一百多年的發展中社會民主主義強調民主、自由、平等、團結等進步主義價值标準，采取強化社會财富再分配、改善基本公共服務、增強勞動者經濟管理權等政策。尤其20世紀下半葉，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逐步建立起一套“從搖籃到墳墓”的完備福利國家模式，改善了基層民衆的生活水平。社會民主主義所推行的政策雖然帶有社會主義色彩，但在曆史的演變中，還是和與其本出同源的科學社會主義漸行漸遠，慢慢分道揚镳。這些相似性總是導緻一些人對社會民主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産生模糊認識。實際上，從一個多世紀前伯恩斯坦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開始，社會民主主義就已經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并一步步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的緣起社會民主主義這一概念出現于1848年歐洲革命時期，當時的一部分小資産階級民主派在革命進程中提出利用民主共和制度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對抗，進行社會改良。法國的賴德律—洛蘭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代表，主張應當先通過普選使資本主義國家代表全民，再依靠國家的幫助，建立取代資本主義剝削的“國家工場”，從而較早地表述了通過普選和議會鬥争改造社會的思想。在革命進程中，這部分小資産者與工人進行聯合，形成了社會民主主義派别。馬克思曾這樣論述兩者的聯合，“無産階級的社會要求已被抹掉革命的鋒芒，從而發生了民主主義的轉折，小資産階級的民主主義要求則丢掉了純政治的形式而顯露出社會主義的鋒芒。這樣就産生了社會民主派。”[1]
由此可見，社會民主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小資産階級改良色彩。正如馬克思所說，“社會民主派的特殊性質表現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為手段不是為了消滅兩極——資本和雇傭勞動，而是為了緩和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對抗并使之變得協調起來。無論目标本身塗上的革命顔色是淡是濃，其内容始終是一樣的：以民主主義的方法來改造社會，但這種改造始終不超出小資産階級的範圍”[2]。不過，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馬克思并沒有“籠統地否定這個小資産階級運動”，而是“承認小資産階級運動是無産階級共産主義運動的特殊的初步形态”[3]，并在1848年的《共産黨宣言》中表示願意與這類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一道，共同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争。總的看來，在這一階段，社會民主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在行動上雖然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也不反對馬克思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向科學社會主義的靠攏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在歐洲工人運動複蘇和發展的基礎上，工人階級政黨開始大量湧現。由于當時德國等多數歐洲大陸國家仍然是封建王朝專制統治，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徹底完成，革命者面臨着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産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雙重任務，社會民主主義的口号反映了當時的曆史需要[4]，加上歐洲革命失敗後，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都被視為力求颠覆現存制度的概念而受到封禁，使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概念有利于工人階級政黨在政治高壓和妖魔化的輿論宣傳下實現長期合法生存，這些政黨多數自稱社會民主黨。馬克思、恩格斯對此采取了“實質上堅決，形式上溫和”的方式，指導工人階級政黨制定綱領路線和理論政策，同蒲魯東主義、工聯主義、拉薩爾主義、巴枯甯主義等思潮進行鬥争，使社會民主主義不斷接受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影響。到第二國際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工人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等政黨都制定了具有科學社會主義性質和内容的黨綱。如1891年德國社民黨的《愛爾福特綱領》科學地論證了資本主義制度必然被社會主義制度所取代的曆史必然性；明确指出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鬥争必然是政治鬥争，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指導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和實現生産資料公有制。總體而言，社會民主主義在這一時期接受了大量馬克思主義思想，逐步向科學社會主義靠攏，與此前的社會民主主義有了較大不同，在一定意義上幾乎可以說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同義語。盡管如此，無論是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還是第二國際，在内部仍然存在深刻的思想分歧，特别是在取得政權的手段問題上。
改良主義擡頭使得社會民主主義開始背離科學社會主義
到了第二國際後期，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出現新發展，體現出一定的活力和自我調節能力，加之社會民主黨在合法鬥争中取得很大成就，出現了通過合法途徑改善工人階級經濟政治地位的可能，而且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并沒有從原則上排除工人階級和平取得政權的可能性，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内部改良主義思想擡頭，以伯恩斯坦等為代表的右派要求修正馬克思主義的若幹基本原理，提出以“階級緩和”和“階級合作”論取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争學說，以“議會合法鬥争”和“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的無産階級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的學說，特别是提出“最終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的口号，主張放棄共産主義的最終目的，以點滴的改良取代徹底的革命。雖然第二國際各黨特别是德國社民黨内的左派反對和批判了伯恩斯坦主義，但這種鬥争并不徹底，改良主義的影響仍然不斷擴大，在第二國際内日益占據統治地位。社會民主主義也由此開始與科學社會主義漸行漸遠。
一戰後社會民主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泾渭進一步分明
一戰爆發後，大多數歐洲社會黨領導人背棄了第二國際反對帝國主義戰争并利用戰争造成的經濟政治危機發動群衆推翻本國政府的決定，轉而支持本國政府參戰，導緻第二國際停止活動，并引發了世界工人運動的大分裂。列甯在1917年4月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應該摒棄社會民主主義，改稱共産黨，并發起成立了由原各國社民黨左派組成的共産國際。原社民黨的中派和右派則維持原來的組織和名稱，仍舊把自己的理論和政策稱為社會民主主義，并且組建了社會主義工人國際與共産國際對立。此時的社會民主主義與第二國際時期相比發生了兩點顯著變化：一是明确主張用和平的、漸進的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反對暴力革命，公開承認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思想政策體系；二是認為民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産物，是超階級的普世價值，提倡抽象民主或一般民主，推崇多黨制議會政治，反對無産階級專政，從而成為與布爾什維主義針鋒相對的對立體系。不過，此時的社會民主主義在理論上、綱領上仍以馬克思主義自诩，仍舊主張生産資料公有制并認為這是社會主義的主要标志。大多數社民主義政黨雖然批評蘇俄的一些專政措施，但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國家對蘇俄的武裝幹涉，說明其仍然帶有一些科學社會主義的痕迹。
二戰後社會民主主義轉向民主社會主義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社會民主黨有時也會将民主社會主義當做社會民主主義的同義詞使用，但并不普遍。1951年歐洲社會黨在法蘭克福召開會議，宣告成立社會黨國際，并在思想上全面繼承第二國際以來中、右派的政治遺産，通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标和任務》這一基本綱領，以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國際民主作為理論支柱，強調通過民主方式來實現其理想和目标，以突出其主張的民主主義性質，突出與布爾什維主義專政的對立。自此，民主社會主義被正式确定為社會黨國際及其成員黨的指導思想，原有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體系也被重新界定。一是提出“不論社會黨人把他們的信仰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或其他的分析社會的方法上，不論他們是受宗教原則還是受人道主義原則的啟示，他們都是為共同的目标而奮鬥”，強調民主社會主義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大大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和指導作用。二是指出“社會黨人之所以要反對資本主義……最主要是因為它違背了社會黨人的正義感”，“社會主義的實現不是必然的，它要求所有信仰者作出個人的貢獻”，從而否認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并将社會主義等同于一些倫理價值的實現。三是提出不應把公有制本身看成目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可以共存，關鍵在于對經濟進行有效的民主監督，對生産成果進行合理分配，轉而倡導混合經濟。
在社會黨國際這一綱領的影響下，各國社民黨也紛紛修訂了黨綱，如德國社民黨1959年通過了哥德斯堡綱領，宣稱“民主社會主義在歐洲植根于基督教倫理、人道主義和古典哲學，它不想宣布什麼最終真理”，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是“自由、公正、互助”，并宣稱“社會主義是一項持久的任務，即争取、捍衛自由和公正，而且自身也要經受自由和公正的考驗”。為了吸引選票，《哥德斯堡綱領》中還放棄工人階級政黨的提法，而代之以“人民黨”，強調社民黨要緻力于實現“所有人的自由與公正”。由此可見，民主社會主義是對此前社會民主主義的一次重大調整，進一步淡化甚至是抹去了許多科學社會主義的痕迹。
2016年11月30日，捷克總統澤曼（右）（1993—2001年擔任捷克社會民主黨主席）在布拉格會見法國總統奧朗德（1997—2008年擔任社會黨第一書記，2012年當選法國總統）。法國總統奧朗德當日訪問捷克，與捷克總統澤曼會談，雙方就影響兩國經濟合作的員工工資标準問題達成一緻意見。
2016年6月25日，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首都維也納召開全國黨代會。于2016年5月份宣誓就職的奧地利總理克裡斯蒂安·克恩在本次黨代會上正式當選黨主席。圖為當日克恩在社民黨黨代會上發表講話。蘇東劇變後社會民主主義實現名義上的回歸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歐美右翼竭力宣揚“曆史終結論”，社民黨盡管一直強調民主社會主義與蘇東的“現實社會主義”存在根本區别，但在這一形勢下也感到很大壓力，一部分人認為“社會主義”已經信譽掃地，繼續使用民主社會主義概念将會造成不必要的誤解，應當重新使用社會民主主義概念。1992年，社會黨國際在柏林召開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變化世界中的社會民主主義》等一系列文件，并交替使用“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兩個詞彙。自此之後，社會黨國際和各國社民黨文件普遍使用“社會民主主義”代替了“民主社會主義”，但這種名義上的回歸實際上反映了社民黨在社會主義問題上立場的重大變化。曆史上的社會民主主義，無論是從革命角度還是從改良角度解釋，所主張的社會主義都是應當取代資本主義的一種新制度。“民主社會主義”中的“民主”是形容詞，說明社民黨依舊追求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而此時的“社會民主主義”一詞則突出強調“民主主義”，“社會”成為形容詞，說明其目标是賦予當前的民主制度以“社會的”内容，而不再企求作為制度的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5]
“第三條道路”推動社會民主主義“中轉”
20世紀90年代，英國工黨、德國社民黨等發起了以“第三條道路”為标志的政策調整和理論創新，其核心内容是主張進一步淡化意識形态屬性，超越左右劃分的舊思維，重新定義社會黨和社會民主主義，借鑒新自由主義某些理念與政策，力求在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探索出一條新的道路。一是在經濟體制上向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靠攏，主張放松國家管制，更多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經濟；二是在公平公正和福利國家問題上由強調結果平等、财富分配平等轉向機會平等、條件平等，并變消極福利為積極福利，從預防風險、提高勞動者技能等角度建設福利制度；三是在社會體制上強調培育公民意識，使公民為公共利益承擔更多責任，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價值和目标相結合，如德國社民黨前主席、前總理施羅德明确反對依靠“國家更多發揮作用”來實現公正，認為社會應當更多實現自我管理，每一位公民都應作出貢獻來塑造自己和社會的生活；四是在黨的建設上主張從綱領黨進一步轉變為選舉黨，淡化意識形态色彩，以現實需要和選舉需要制定政策，争取更多選民。
“第三條道路”改革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了西方社會黨的選舉和執政需要，幫助其一度實現複興，但這種改革在實質上是向資本讓步，向新自由主義妥協，加速了社會黨在政治上的“中轉”，在政策上擴大了同保守主義政黨的趨同，不但與科學社會主義存在天壤之别，與傳統社民主義也大相徑庭。這難以避免地引發了傳統支持者的強烈不滿，也為其未來發展埋下了隐患。
新世紀社會民主主義一定程度上開始向左修正
“第三條道路”在其後遭遇發展危機，多數歐洲社民黨受到激進左翼政黨和向中間靠攏的右翼保守政黨的雙重擠壓，社會民主主義也陷入困境。在這種形勢下，德國社民黨、英國工黨等力求通過向左修正自身立場以求恢複失地。德國社民黨2007年通過《漢堡綱領》，改變前總理施羅德“德國社民黨是一個新型的中間派政黨”的說法，重申自己是“左翼人民黨”，強調與工人運動及工會的親密關系，并批判“全球資本主義加劇了舊的不公正，創造了新的不公正”，但并未重新提出以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隻是重申對民主、公正、團結等倫理價值的追求。相比之下，英國工黨回調的力度更大，新領袖科爾賓自稱為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提出要重新推動國有化，增加稅收和福利，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但這種修正不可能超越20世紀六七十年代社民主義的範疇，與科學社會主義依然相距甚遠。
總體而言，從第二國際後期開始，社會民主主義就通過廣泛、深刻的“修正”與“改良”不斷“右傾”，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放棄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目标，反對通過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把漸進式改良作為唯一可行的道路方法，不再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與科學社會主義徹底分道揚镳，并從資本主義社會的體制外力量轉化為體制内力量，從資本主義共同的“掘墓人”轉變為其“病榻前的醫生”。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美大局）
（責任編輯：徐海娜）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3-614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頁。
[3]《列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頁。
[4]張世鵬：《西歐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指導思想的曆史演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頁。
[5]殷叙彜：《社會民主主義概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