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22/j.cnki.ddsj.2017.03.009
2012年12月19日，阿根廷勞動者總工會和阿根廷勞動者中央工會的數千人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聯合大遊行，表達對政府經濟政策的不滿，要求政府就當前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和治安問題拿出對策。圖為當日數千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參加遊行集會。20世紀30年代開始，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發展本國制造業，推進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強調政府主導作用，保護國内工業和市場，經濟一度持續高速增長，但自七八十年代開始，發展陷入困境，至今仍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有人稱這一現象為“拉美陷阱”。“拉美陷阱”的形成既有特殊曆史根源，又有深刻現實原因。
“拉美陷阱”的突出表征
一是經濟低迷起伏。20世紀80年代，拉美地區年均GDP增長率和人均GDP增長率分别為1.2%、–0.9%，90年代分别為3.2%、1.4%。雖然2003—2008年有所恢複，分别達4.8%、3.4%，但近年又步入下行軌道，個别國家甚至發生嚴重經濟危機。
二是發展能力下降。1980—2002年，拉美地區12個主要國家全要素生産力增長的年貢獻率，除智利為1.5%外，其餘為零或負數。這說明，近22年來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生産力出現持續下降趨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這一趨勢更加明顯。
三是社會分化嚴重。1980—2002年間，拉美地區貧困人口從1.35億增加到2.14億，貧困率達43%，基尼系數始終在0.5上下高位徘徊，普遍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2002年，占地區總人口30%的最貧困人口僅占國民收入的7.5%，而人口占10%的最富人口卻占國民收入的40%。雖然近年來，拉美各國扶貧減困取得成效，但其至今仍是公認的貧富差距最懸殊地區。
四是政治社會動蕩不安。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以來，拉美地區先後有五國的六位民選總統在民衆抗議浪潮中被迫下台，個别國家甚至一年内先後更換五位臨時總統；多國發生軍事政變，個别國家總統被迫流亡國外，或遭反對黨彈劾。地區國家普遍社會治安不靖，民衆反政府抗議示威成為常态，世界40%殺人事件和66%綁架事件發生在這裡。
“拉美陷阱”的形成既有特殊曆史根源，又有深刻現實原因
一、發展戰略轉型及經濟政策調整延誤與失誤是關鍵原因
進口替代戰略在促進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造就了國企部門的低效和腐敗、國内經濟無法對變化的國際市場做出迅速反應、工業制成品缺乏國際競争力等嚴重消極後果。而農業科技化又因土地高度集中，不僅限制了中小農戶的發展，而且将農村勞動力過快從農業部門排擠出來。20世紀50年代後期一些結構性矛盾開始顯現，70年代初世界石油危機爆發加劇了有關矛盾，但拉美國家遲遲未進行相應戰略調整。70年代中期，結構性矛盾開始轉化為結構性發展危機，非耐用消費品産能過剩導緻工業和整體經濟增速下降，外貿失衡，産業升級面臨資金技術與市場等多重限制，創造就業難度加大，食品與能源危機顯現。此時，拉美國家才進行了一輪應急性戰略調整，從一般性消費品進口替代為主轉向耐用消費品和相關資本貨物進口替代，從吸納外國直接投資為主轉向吸納國際信貸為主，從政府直接幹預經濟運行為主轉向市場調節為主，從向本地區内部市場開放為主轉向地區外市場開放為主，以負債方式繼續推進進口替代工業化進程。
但是這些調整效果不佳，且外債負擔急升。70年代後期，美聯儲貨币政策緊縮，國際資本市場資金流向逆轉，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導緻80年代初拉美一些國家考慮提出整體性、長遠性方案，造成“去工業化”及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維護國内市場秩序、保護民族産業等方面職能缺失，地區主要國家在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相繼陷入更嚴重的債務、金融危機，大量工業企業破産倒閉、失業人數增多、貧困人口增加，一些國家政局受到沖擊。此外，新自由主義改革還進一步加深了拉美各國對國際資本、技術及市場的依賴。近年，受國際市場需求疲軟、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挫等影響，拉美經濟形勢惡化，多國出現經濟危機，并引發政治社會危機。
二、經濟社會政策失調、城市化超速發展是主要原因
戰後數十年内，拉美國家單純追求經濟增長，一味強調“先把蛋糕做大”、“積累優先”，深信所謂“滴漏效應”[1]，設想在人均GDP達到600美元時，社會收入分配差距就會由不斷擴大趨勢自然轉向逐步縮小趨勢。然而，時至2003年拉美人均GDP超過3800美元，這一“拐點”依然沒有出現，相反收入差距越來越大。21世紀以來，伴随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運行，拉美國家國際收支狀況明顯改善，普遍加大公共投入，實施各種社會計劃，着力通過二次分配促進社會公平。這種重分配、輕積累的政策不僅耗費了國家大量資源，忽視自主發展能力的提高，也罔顧經濟發展的周期性特征，因而當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挫後，多數國家經濟社會政策難以為繼，陷入發展困境。
20世紀30—70年代，拉美多數國家追求“福利趕超”，先後通過立法加強勞工保護，強化工會作用，推行社會高福利保障。該政策的實施，表面上使勞工利益和就業受到了保護，但實際上導緻勞動力市場彈性差、非正規就業增多、貧富分化加劇、政府财政負擔加重等問題。80年代，地區國家紛紛推行社保體制改革，建立不同形式的養老基金，向私營部門開放醫保體系，實施社會救助政策等。這些改革雖對繁榮資本市場和促進經濟增長起到一定作用，但也造成社會各階層享受權益不公、貧富差距擴大、社保覆蓋率萎縮等後果。
戰後至21世紀初，拉美的城市化發展迅速，2000年地區城市化率達到78%，在第三世界名列前茅。由于城市化速度超過工業化，大量城市居民就業不足，加劇了貧困化問題。1990年拉美貧困人口絕對數量比1980年增加6130萬，其中城市占94.5%。拉美國家長期實施鼓勵自購住宅政策，忽視提供公共保障性住房，在城市人口呈爆炸式增長過程中，住房供給短缺，造成城市周邊貧民窟不斷擴大。由于地區國家政權更疊頻繁，政府的城市化政策缺乏連續性，也沒有更多精力去關注和解決城市中的問題，使得城市貧民難以融入城市發展進程，非正規就業率、文盲率、貧困人數不斷上升，城市污染、交通堵塞、治安混亂、犯罪率上升等“城市病”日益突出，嚴重影響經濟社會發展。
三、政治民主化負面效應明顯、腐敗盛行是重要原因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拉美國家掀起新一輪政治民主化運動，普遍建立文人政府，實行多黨制、代議制，但這種制度不僅未能解決好各國治理問題，反而導緻政府政策缺乏連貫性，執行力低下，行政效率大打折扣。八九十年代，傳統政黨面對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束手無策。21世紀以來，地區政治力量普遍呈“碎片化”趨勢，民粹主義上升，朝野争鬥，左右對立現象嚴重，民衆抗議遊行此起彼伏，政府施政受到多方掣肘，困難重重。此外，數十年來，地區政局在左右間“鐘擺”不定，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不穩定因素。
拉美國家大多法制不健全，加上政府更疊頻繁，政黨“輪流坐莊”執政，腐敗現象長期得不到解決。2010年，地區26個主要國家中，隻有六國的清廉指數在5以上，其他20國均腐敗嚴重。腐敗盛行導緻政府公信力和施政效率下降，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和執政能力弱化，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毒瘤”。
關于“拉美陷阱”的幾點啟示
一、要平穩、有序、高效地推進發展的轉型升級
拉美的發展經驗表明，能否順應國内外形勢變化，及時主動合理進行戰略調整，實現發展的轉型升級是發展中國家避開發展陷阱的關鍵。面對近年來國際金融危機的持久沖擊，中國在推進發展轉型升級過程中，一要保持耐心與定力，繼續發揮比較優勢維持經濟增長，為改革調整形成支撐，争取時間；二要大力推動創新創業，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和國際競争力，盡快形成新的發展優勢；三要抓住後危機時期國際産業結構調整機遇，利用好中國外彙儲備充足，以及在一些新技術、新産業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起點接近等有利條件，加強技術吸納和自主攻關，力争在某些領域實現“彎道超車”。
二、要正确處理好發展的各種關系
拉美情況表明，國家現代化是一項複雜系統工程，必須動态處理好系統内各種關系，全面協調推進。當前，中國在推進發展轉型升級過程中，應根據自身發展狀況及内外條件變化，厘清發展的内在邏輯關系，做好宏觀頂層設計，着重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積累與分配、公平與效率、增長與發展，以及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對外開放與自主發展等重大關系，找到其相對平衡、相互促進的動态結合點。
三、要突出“穩”字當頭和“能”字當先的治國理念
拉美情況表明，保持政治社會穩定，提高執政黨執政能力水平是發展中國家順利推進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條件。當前，中國在推動發展轉型升級過程中，要堅持“穩中求進”原則，通過堅定“四個自信”、加強黨的領導和促進社會和諧維護穩定。同時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促發展，以發展保穩定。要立足國情，從健全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出發，堅決清除阻礙發展的各種制度性因素。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深入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拉美局)
（責任編輯：蘇童）
[1]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并不給予貧困階層、弱勢群體或貧困地區特别的優待，而是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或地區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面惠及貧困階層或地區，帶動其發展和富裕，或認為政府财政津貼可經過大企業再陸續流入小企業和消費者之手，從而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