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中央對台方針政策做出重大戰略性調整，呼籲海峽兩岸“三通四流”、經貿往來與實現和平統一。可以說，改革開放與對台政策的戰略調整幾乎同時啟動、同時進行，在曆史的必然與偶然中，台商成為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與見證者。改革開放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初期，敢于冒險、有拼博精神的台商沖破台灣當局的重重法律與政策障礙，開始了兩岸貿易往來與間接赴大陸投資的新征程，也揭開了以台商投資為主體的兩岸經貿發展新篇章。
首先，台商促進了内地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與對外經貿的新發展。在長達數十年的封閉經濟體系與内部經濟循環中，大陸經濟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經濟聯系不夠緊密，外銷渠道有限，外貿出口規模小，嚴重制約了大陸經濟發展。而對外開放較早及已與國際經濟接軌的台灣地區優勢明顯。台商以台灣對外開放的經驗與國際接軌的渠道，到大陸投資發展，開展兩岸經貿合作，特别是在大陸沿海地區設廠加工生産，然後依既有的外銷渠道，出口世界，形成了台商從台灣地區進口零組件—大陸加工生産—出口海外（美國）的三角經貿網絡，讓大陸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産基地”，促進了大陸外貿發展，推動了大陸與世界經濟接軌，大陸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其次，台商在大陸對外貿易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最重要的參與者與貢獻者。在大陸外貿出口中，長期以來有近70%是加工貿易，而加工貿易的主體則是台商（早期還有港商，現在比例已顯著下降），台資企業（台商）在大陸外貿出口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中國大陸對美巨額貿易順差或美對華貿易逆差，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台資企業的生産與出口。
再次，台商對大陸部分産業、行業改革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由于曆史與政治等原因，改革開放前以及改革開放初期，大陸經濟發展尤其是許多産業發展嚴重滞後，經營管理理念僵化，産業與企業競争力不強。台商到大陸投資發展，帶來了較為先進的經營理念、管理水平以及較先進的生産工藝與技術，也帶來了新的競争與壓力，對大陸經濟改革開放與産業發展起到了重要帶動與促進作用。
第四，台商推進了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創新與探索。台商進入大陸發展是一個新事物，它既不是内資也不同外資，具有特殊性、繁雜性與敏感性，如何促進與吸引台商，如何管理與規範台資企業，中央在相關法律制度與政策上不斷進行摸索與創新。其中針對台商或兩岸經貿合作率先提出的“先行先試”理念與政策，已逐步成為大陸改革開放的一個普遍性理念與政策導向，在許多領域或地方改革開放中廣泛使用。
第五，台商在大陸改革開放進程中還創造了不少地方成功發展典範。廣東省東莞市的崛起是改革開放的産物，也與台商聚焦投資有密切關系，是台商大陸投資集中地區發展造就的一個典型樣本。
可以說，40年來，在大陸改革開放進程中，大批台商到大陸投資發展，紛紛加入到大陸改革開放的進程之中，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與見證者。如今大陸新一輪改革開放列車已經啟動，開始了更大範圍與力度的對外開放。台商在大陸的投資、經營也進入一個新的轉型發展期，是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與貢獻者，将會再次見證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王建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客座教授
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
閩南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