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前不久，中央電視台推出的《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播出後，在社會上引起了極高的關注，“古典詩詞”“傳統文化”“文化自信”由此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在比賽現場，不僅有少數民族詩人創作的詩詞納入考題，還出現了藏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選手的身影，甚至有少數民族選手用母語朗誦了由漢語翻譯而來的詩詞。
詩歌是少數民族最擅長的文學形式之一，少數民族詩歌在中國詩歌中占有很重的分量。《中國詩詞大會》為以少數民族詩歌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傳承和發展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鑒的經驗？應當如何認識少數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價值，進一步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進一步激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機與活力？帶着這些問題，筆者采訪了《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點評嘉賓、滿族學者、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蒙曼。
中華文明寶庫中的瑰寶筆者：在前不久播出的《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中，《敕勒歌》《長相思·山一程》等由少數民族詩人創作的詩歌被納入考題，藏族青年紮西才讓、蒙古族姑娘包雪芳等少數民族選手參與競争。我們驚喜于少數民族詩人創作的詩詞被吟誦、少數民族選手的出現，但感覺數量還是太少了。您對此如何評價？
蒙曼：我也有同感。與少數民族詩歌在中國詩歌中所占的分量相比，在《中國詩詞大會》的舞台上，少數民族選手、納入考題的少數民族詩人創作的詩歌數量的确有點少。
從古到今，少數民族詩人創作了許多優秀的詩歌作品，有很多至今仍廣為流傳。比如，人們熟悉的“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這句優美的詞出自元代文學家元好問的《摸魚兒·雁丘詞》。元好問是什麼人呢？他是拓跋鮮卑的後裔。又如，在《中國詩詞大會》上，藏族選手紮西才讓朗誦了《敕勒歌》，《敕勒歌》可以說是在中國流傳最廣的少數民族詩歌，它是由鮮卑語翻譯而來的。再如，當今非常流行的一句詞“人生若隻如初見”，它出自清代文學家納蘭性德的《木蘭花令·拟古決絕詞》，納蘭性德是滿族正黃旗出身。還有倉央嘉措，許多年輕人都能背出一兩句倉央嘉措的詩歌，雖然其中不乏僞作，但倉央嘉措的詩歌對年輕一代的影響力是真實存在的。在北京、拉薩、成都、昆明等地，都有瑪吉阿米餐廳。瑪吉阿米是誰？她是倉央嘉措在詩歌中贊美的對象。在拉薩，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都慕名前往瑪吉阿米餐廳，可以說瑪吉阿米餐廳成為了一種現象級的餐廳。
由此可見，少數民族詩人創作的詩歌并非不為人所知，而是在歲月的長河中，往往是日用而人不知罷了。少數民族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都受惠于它，但很多人卻沒有意識到，這是件令人遺憾的事。
筆者：少數民族詩歌在中國詩歌中占有怎樣的地位？
蒙曼：中華文明不僅是漢族創造的文明，也包括少數民族創造的文明。在文化方面，各民族都有自己所擅長的東西。比如，漢族有自己獨特的哲學體系，而詩歌則是少數民族最擅長的文學形式之一。少數民族詩歌中的經典《格薩爾》《瑪納斯》《江格爾》并稱“中國三大史詩”，它們既不是以一種獨特的哲學思想的形式存在，也不是以史書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詩歌的形式流傳。
《毛詩序》說：“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是人最本真的狀态。從本質上講，少數民族文化還處于一種非常質樸的階段，詩歌是少數民族表達自身感情的一種文學手段。少數民族詩歌是中華文明寶庫中的瑰寶，應該引起人們的重視。《中國詩詞大會》節目錄制現場希望更多人為少數民族文化發聲
筆者：在今年的《中國詩詞大會》上，出現了納蘭性德的作品《長相思·山一程》。您在點評時談到，這首詩反映出各民族對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的認同。從這些古詩詞中，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貫穿古今？
蒙曼：納蘭性德被稱為“清代第一詞人”，《長相思·山一程》是首次出現在《中國詩詞大會》上的納蘭性德的作品。“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這首詩反映了詩人出關後對京城深深的思念。
滿族人的“故園”在哪裡？在關外。可是清朝建立之後，越來越多的滿族人把京華視為自己的“故園”，反認他鄉作故鄉，這是最深刻的民族交融。
曆史上，匈奴、鮮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在與漢族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慢慢地把中原當作自己的“故園”，發自内心地認同中華文化，這是中國曆史上最美的畫面。
在錄制《中國詩詞大會》時，為了節省時間，對于别的老師點評過的詩詞我一般就不多說了。可是隻要是涉及少數民族的，我一定會多說幾句。我覺得，不是少數民族文化資源少，而是我們沒用好，應當有更多的人利用更多的機會為少數民族文化發聲。
筆者：《中國詩詞大會》第一季選取的詩詞主要是唐詩宋詞，第二季範圍有所擴大。從時間上來說，上至《詩經》、下至毛澤東詩詞，這其實覆蓋了中華民族形成的整個曆史時期。
蒙曼：唐詩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巅峰。這種巅峰是從何而來的呢？是由南北朝文化交融而來的。南朝景色是“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北朝風光則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在這些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文化也是不一樣的。比如，同樣是講愛情，北朝樂府《折楊柳枝歌》雲：“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南朝樂府《子夜四時歌》則雲：“自從别歡後，歎音不絕響。黃檗向春生，苦心随日長。”
北朝樂府質樸奔放的感情，結合南方樂府的格律形式與規範，才有了登上文學巅峰的唐詩。可以說，唐詩有大境界是受北朝的影響，唐詩有嚴謹的格律是受南朝的影響，它是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晶。
少數民族史詩體量大、翻譯難
筆者：剛才您談到，中國許多民族都有詩歌傳統，《格薩爾》《瑪納斯》已經入選了世界級“非遺”名錄。這些史詩都有漢語版本出版，可惜的是，它們在漢語世界都沒有流傳開來。您認為這一問題的成因是什麼？
蒙曼：體量大、翻譯難，是少數民族史詩在漢語世界難以流傳的主要原因。
現在流傳的少數民族詩人創作的詩歌，都是跟現代人的生活和感情比較貼合的。比如，倉央嘉措的詩歌短小精悍、直指人心，很容易流傳。相比較而言，漢族詩人的作品情感表達委婉、含蓄，少數民族詩人的作品情感表達則顯得質樸、真誠、外放。這種外放的表達，與現代人的情感更為契合，與現代生活銜接的餘地更大。
如果想讓《格薩爾》也在全國流行起來，就有一定的難度了。被譽為“東方荷馬史詩”的《格薩爾》，有120多部、100多萬行、2000多萬字，是世界上最長的一部史詩。讓大衆一下子消化吸收一部2000多萬字的史詩，不太現實。舉個例子來說，如果說到李白的詩，大多數人想到的可能是《靜夜思》，而不是《蜀道難》。“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靜夜思》短短20個字，朗朗上口。相比而言，《蜀道難》顯得太長了，史詩也一樣。
納蘭性德
倉央嘉措詩傳全集筆者：對此，應該從哪裡尋找突破口呢？
蒙曼：可以嘗試從史詩中抽出一些篇章，把精華提煉出來，找到史詩和現代人精神相通的地方。就好比大家接觸唐詩都是從一兩首絕句開始的，然後才看《唐詩三百首》《全唐詩》。
筆者：這會不會對這些史詩造成“斷章取義”？
蒙曼：我們不應被“斷章取義”的顧慮所羁絆。人的興趣往往是從最初的觸動開始的，有了興趣才會有深層閱讀，這就是所謂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筆者：翻譯始終是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一大掣肘。您認為怎樣才能逾越文學翻譯的鴻溝？
蒙曼：所有的文學作品中，詩歌是最難翻譯的。詩歌有特殊的音韻美、意象美，而音韻和意象往往是最難翻譯的東西。
1930年，于道泉編譯、趙元任用藏語記音述評的《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出版，在國内外學術界備受矚目。于道泉、趙元任是著名的語言學家，正是他們高品質的翻譯，為倉央嘉措的詩歌在現代流行奠定了基礎。
文學作品翻譯講究信、達、雅。現在的翻譯往往是職業翻譯，可以做到“信”，也許會“達”，但要做到“雅”就很難了，要想傳遞“詩心”那就更難了。少數民族詩歌需要詩人級别的翻譯，需要更多的、讀者能夠接受的、優美的漢語文本。
筆者：一直以來，少數民族史詩都是由專門的優秀藝人來演唱的，比如唱《格薩爾》的格薩爾藝人、唱《瑪納斯》的瑪納斯奇、唱《江格爾》的江格爾奇。随着時代的發展，傳唱史詩的很多條件都不具備了，史詩還能口口相傳嗎？
蒙曼：在古代，詩歌能夠流傳下來，音樂功不可沒。比如，《詩經》最初是靠民間傳唱的方式流傳下來的；“旗亭畫壁”的故事，講的是唐朝詩人王昌齡、高适、王之渙3人打賭，看誰的詩在民間傳唱得最多；“關西大漢盡唱蘇學士”的故事，說的是蘇轼讓一位幕僚拿他的詞和柳永的詞作比較，這位幕僚說柳永的詞“隻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闆，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而蘇轼的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闆，唱‘大江東去’。”可以說，《詩經》和唐詩、宋詞、元曲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民間傳唱的方式流傳下去的，少數民族詩歌的流傳也得益于這種形式。
今天，這種方式對我們仍有啟發。如果通過歌、舞、劇等形式來表達，讓詩歌傳唱開、傳下去，豈不是件好事？
傳統必須擁抱現代
筆者：《中國詩詞大會》着實讓有着上千年曆史的詩詞“火”了一把。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呢？
蒙曼：因為它借助了傳媒的力量。媒體找到了一種大衆接受、歡迎的形式，借助電視、網絡等現代媒體廣泛傳播，其影響力一下子就爆發了。由此可見，傳統必須擁抱現代，甚至要與未來銜接。其實，保護傳統，是為了讓現代人生活得更好。
筆者：這種影響力的爆發與大衆的興趣點直接相關？
蒙曼：的确如此。現代人傳承的是自己覺得美好的東西。《中國詩詞大會》為什麼能打動人心？首先因為它是美的而不是說教的，以柔性打動觀衆。《中國詩詞大會》當然包含了豐富的道德元素，但它并不是以道德說教的面目出現的，這就避免了觀衆一聽到“說教”二字就退避三舍的局面出現。其次，因為它具有很強的互動性。節目中出現的詩詞，有80%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掌握的，這就有效地調動了觀衆的參與意願。
貼合現代人的知識水準、情感水準，并且略高一籌，是一個好節目成功的秘訣。如果低于觀衆的知識水準、情感水準，會被觀衆看不起；如果無縫對接，那麼觀衆倒不如攬鏡自照；如果略高一籌，那麼觀衆踮起腳尖向上夠的過程，其實就是進步的過程。
筆者：您認為《中國詩詞大會》為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傳承和發展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鑒的經驗？
蒙曼：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創新形式。過去，少數民族文化輸出形式是傳統而單一的，出什麼産品就得接受什麼産品。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少數民族文化的輸出也需要供給側改革。要用人們喜歡的方式推廣，并且得到有效的呼應，這樣才能實現傳承和發展。
包括少數民族文化在内的文化自信
筆者：春節前，中央出台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意見要求，進一步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進一步激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機與活力，着力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體系。
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版圖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少數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價值，從而樹立文化自強、自立、自尊、自信的意識？
蒙曼：少數民族對于中國的重大貢獻在哪裡？一是疆域貢獻，二是制度貢獻，三是文化貢獻。
少數民族在曆史上，絕對不是邊緣的。沒有少數民族，中國曆史上的許多制度就建立和發展不起來。古代中原王朝的制度設計，幾乎都有一個前提，就是要面對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少數民族不斷進入中原地區，把自己的文化帶到中原。對此，中原也不斷磨合出新的制度、新的文化，于是才有了中國今天的樣子。
應該說，我們的文化自信，是包括少數民族文化在内的自信；制度自信，是包括曆史上少數民族政權制度在内的自信。
目前，對于少數民族的貢獻，我們還沒有梳理清楚、沒有講清楚，這就需要民族工作者加強學習、研究，媒體加強宣傳。研究民族問題的學者應該充分參與公共話題的讨論，因為所有的公共話題都是與少數民族相關的。
筆者：現在一說起少數民族文化，似乎就是唱歌跳舞。您認為應當如何挖掘少數民族文化的内涵？
蒙曼：歌舞藝術是少數民族文化的強項，不能丢。現在的問題是，少數民族歌舞過于形式化了，應該在歌舞背後灌注更多深層次的、屬于文化精神的内容。
2016年，中央民族歌舞團推出了舞劇《倉央嘉措》，觀衆反響非常強烈。這部舞劇之所以能引起人們的關注，是因為它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發出了在紅塵與信仰之間該如何取舍的心靈拷問。這是少數民族文化與現代主流社會的一次成功對接。
編新不如續舊，把少數民族文化的強項做好了，會有更大的收獲。牛銳李寅中國民族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