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22/j.cnki.ddsj.2017.05.018
近年來，頻頻發生的日本在華企業撤資現象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中日作為東亞前兩大經濟體，兩國地緣相鄰和産業強互補性帶動了經濟上的往來互動。然而，随着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态”，日本對華投資的經濟驅動力減弱，同時中日兩國由于曆史原因以及釣魚島領土争端問題而引發的政治摩擦加劇，日本撤資的傳言不時見諸報端，引發關注：日本企業大規模撤資是否真的會到來？日本是中國的第一大外資來源國，中國則是日資企業海外據點設立最多的國家。日企撤資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日本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經濟影響，所以需要我們深入探讨，謹慎評估，由此才能從容應對，制定更加準确、有效的政策。
日本在華企業撤資現狀
撤資潮是指日資企業在華據點出現大面積撤退，日本對華投資出現急劇減少的情況。2012年，日本對華投資達到73.8億美元，此後連年下降，2013—2016年分别降至70.6、43.3、32.1和31.1億美元。日資企業在華據點的撤退表現為據點的全部撤退和據點的整合。撤資包括主動撤資和被動撤資。主動撤資是指日資企業在華完成了事業開展目标或基于公司的發展需要而采取的撤資行為，被動撤資是指日資企業由于企業間競争或者公司發展不樂觀而被迫退出市場。[1]
根據日本經濟産業省近五年的《海外事業活動調查報告》，日企在華據點的撤退數量呈現顯著增加的态勢，從2010年的147家逐年上升到2014年的238家。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發布的《日本企業開展海外事業調查報告（2016年度）》顯示，中國是日本海外據點轉移數額最多的國家，數額達到了其全世界總轉移量的36%。其中15.3%的據點轉移到其他亞洲國家，8.5%的據點回流到日本。如果從不同視角觀察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和第三産業的日企撤資情況，可以發現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撤資更為明顯，撤資數量自2012年以來連續突破100家。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和第三産業的撤資數量總體趨于平穩，但第三産業的撤資數量在2014年出現了大幅增長，由2013年的69家增長到111家。
對于日企撤出中國的原因，有學者認為主要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安倍經濟學背景下的日元大幅貶值以及中日關系惡化造成的“國家風險”所緻。[2]不過對于未來中國市場是否會出現大規模的日企撤資潮這一問題，目前學術界尚未進行深入讨論。
日資企業的撤資行為不會演變為撤資潮
近年來，日資企業在華确實存在撤資行為。那麼，這種顯著增加的撤資行為是否會演變為一種大規模的撤資浪潮呢？一般來說，小規模撤資是一種正常的經濟活動現象，是市場活力和市場競争的體現。但是大規模撤資卻往往伴随着大規模失業、國家稅收銳減等一系列經濟問題。深入分析日本企業在華特征及發展趨勢、日企撤資結構分布及其成因，可以發現，中國作為日資企業外部據點設立的第一大國，從撤退比例來看，撤資問題并非嚴峻。也就是說，現階段日資企業在華并未掀起一場撤資潮，而且在未來一段時期内也不會出現。
一是日企撤資表現出結構性特點。從總量上說，在華日企撤資數量逐年增加，然而通過撤資率的比較可以清楚地發現日資企業的撤資行為并不嚴重，而且主要表現出結構性特點。2010年以來，日本對華撤資比例一直比較平穩，僅在2014年出現上升态勢。[3]換句話說，用撤資率度量的撤資現狀并未表現出如撤資數量所體現出來的嚴重性。這是由于中國是日本海外投資據點數量最多的國家，其龐大的日企數量稀釋了撤資數量的影響而表現出溫和的撤資率水平。另外，日企在撤資的同時，并未停止在華新設據點的腳步，2014年在華新設據點數量占全亞洲的20%。這也說明我國的投資環境并未阻礙日資企業的發展，撤資行為更多的是源于企業自身生産經營轉換的需要。
在細分行業，日企撤資率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和第三産業表現出了較大差異。撤資主要發生在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平均撤資率為3.73%，其中撤資率超過5%的食品加工業、纖維業以及煤炭業三種行業均屬于低技術勞動密集型行業。在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和第三産業的平均撤資率則分别隻有2.35%和3.09%。與之相比，日資企業在其他國家上述三個産業的平均撤資率分别為2.04%、2.15%和2.89%。也就是說，日企在華撤資率總體上确實稍高于世界其他經濟體，但這種撤資主要體現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其他兩個行業則差距不大。特别是在生産用機械制造、情報通信機械制造、輸送機械制造、通信情報以及批發零售等行業，在華日企的撤資率還要小于在其他國家的日企撤資率[4]。這也說明資本密集型機械制造業的日企在華發展前景光明。
勞動密集型行業尤其是低技術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撤資主要源于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上漲。根據2016年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海外調查部《在亞洲大洋洲日資企業情況調查》，從日資企業在東亞各主要國家城市的普通職工工資水平看，北京的平均工資已經上漲到越南河内平均工資的三倍之多。這說明中國的低成本優勢已基本被東盟低收入國家所取代。因此，與其說日本在華企業存在撤資行為，不如說是直接投資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雖然日資企業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存在撤資現象，但是在資本密集型産業和第三産業的投資腳步卻并未停止，未來甚至會邁出更大的步伐。
二是日企經營現代化趨勢明顯。經營現代化是日資企業在華生産的同時将其産品在華銷售的一種新型企業戰略。内銷是指日本在華投資廠商生産産品中在中國銷售的比例，在此選用内銷比例來度量日企經營現代化的發展程度。根據日本經産省2016年發布的《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在制造業行業中，産銷強依賴[5]的行業為食品、化學、非鐵金屬、輸送類機械，其内銷比大于80%；産銷一般依賴的行業為纖維類、土石和金屬，其内銷比介于50%—80%之間；産銷弱依賴的行業為一般機械制造業、電氣機械制造業，其中前者内銷比為44%，後者為28%。根據日本經濟産業省《海外當地法人季度調查》，比較近十年的産品銷售分布可以看出，日資企業内銷占比一直在增加，而銷往日本和第三國家的比例則持續走低[6]。這說明日企對華投資目的已經悄然發生變化，低成本驅動下的對華投資逐漸演變成消費驅動下的對華投資。中國在日企眼中已不再隻是一個“世界工廠”，更是一個消費大國，日資企業的生産行為更多的是服務于東道國國民的消費。
在亞洲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亞洲各國消費需求低迷，而中國卻在消費增長上一枝獨秀，居民的消費需求持續上升。根據日本經濟産業省海外調查數據，2010年日資産品在華銷售總額為26.277萬億日元，随後一路高漲，2014年達到42.474萬億日元，增長率高達61.64%。與之相比，同期日資産品在全球市場的銷售額增長率僅為48.58%，在亞洲市場的總增長率也不過52.96%，這足以顯示出中國民衆的消費後勁。現階段中國正逐漸從出口和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向消費驅動型增長模式轉變，可以預見今後中國的消費需求将更加旺盛。在這樣的背景下日資企業豈會輕易放棄中國的大市場。因此從經營現代化角度看，全面撤資的動因并不成立。
三是日企在華利潤持續保持高位。對于任何一個企業來說，利潤永遠是其追逐的最終目标。經常利潤率是指主營業務利潤與銷售額的比值，當期淨利潤率是指繳納所得稅後企業的當期留存收益與銷售額的比值。經常利潤率和當期淨利潤率都是衡量企業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其數值的大小與企業盈利能力成正比。根據日本經産省2016年發布的《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2010年以來日資企業在全世界的經常利潤率以及當期淨利潤率逐年下滑。2014年日資企業在全球範圍内的經常利潤率與當期淨利潤率分别為6.1%和4.2%，到2015年已經分别降至4.1%和2.8%，這表明日資企業海外事業開展并不順暢，其盈利能力顯著下滑。2010年日資企業在華的經常利潤率與當期淨利潤率分别為6.8%和5.5%，高出同期全世界平均利潤一個百分點左右。在此之後日資企業在華利潤率一直領先于全世界利潤率。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日資企業在華經常利潤率逆勢上升，達到5.8%，高出上一年0.2個百分點。與同期日本在亞洲、北美洲、中南美洲、全世界平均的利潤率相比，日資在華企業經常利潤率分别高出0.7、2.6、3.0和2.0個百分點。這也顯示出，盡管日資企業在海外的總體營利能力出現滑坡，但是其在華仍然具有較高的營利性，中國仍然是日資企業事業開展的理想目的地。總的來看，日企在華确實存在撤資行為，但大規模的撤資潮不會發生。圖為2017年2月28日，日本川崎京濱工業區的工廠煙囪排出蒸氣。四是在華日資企業對中國存在生産依賴。日資企業在華的生産供應鍊一旦建成，便會産生較強的路徑依賴。企業的生産需要與當地部分原材料加工商洽談合作，需要建立廠房和設備投資，由此形成的高沉沒成本成了企業撤資的制約因素。另外，企業據點轉移到其他國家将存在生産和經營風險。新進入市場的日資産品的消費認同往往需要一個時間過程，同時由于與當地文化和生活習慣存在差異，企業戰略也需要逐漸摸索，而這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成本。在亞洲地區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如中國這樣龐大的消費群體，對于在華發展現狀和趨勢良好的日資企業來說，選擇撤退和轉移據點并不理智。
五是日資企業對華投資預期樂觀。投資預期是日資企業對在華投資環境、投資收益等的綜合考量。受釣魚島争端、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影響，2013年後日本企業對華投資意願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在亞洲大洋洲日資企業情況調查》數據顯示，在華日資企業在今後1—2年計劃擴大企業規模的比例從2012年的52.3%下降到2016年的40.1%，計劃維持現有規模的企業則逐年增加，從2012年的42%提高到52.8%。即便如此，計劃撤離和向第三國家轉移的企業比例并未發生明顯變化，2012年日資企業據點的轉移和撤離比例是1.8%，2016年這一比例仍然停留在1.8%。這表明近九成企業對中國市場的前景預期呈穩定狀态。日本協力銀行開展的《日本制造業企業開展海外事業調查》也同樣驗證了日企對華投資的樂觀心态。數據顯示，從2013—2016年日本企業的前五大理想投資國一直是印度尼西亞、印度、泰國、中國和越南，而中國在其中的位次呈現穩步上升的态勢，由2013年的第四位躍至2016年的第二位，這說明日本制造業廠商對在華投資充滿信心。政策建議總的來看，日企在華确實存在撤資行為，但大規模的撤資潮不會發生。盡管如此，近幾年持續增多的日企撤資行為還是需要引起重視。中國構建全面的開放型經濟社會仍然需要大量的外資企業，吸引外資對中國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和經濟結構順利轉型依然意義重大。為進一步吸引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國可在以下方面加強建設。
一是加強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從頂層設計上促進中日兩國的經濟交流與合作，能夠自上而下帶動日資企業在華投資。目前，對中日兩國經濟合作最具推動作用的是中日韓自貿區建設。中日韓作為東亞三大經濟體，從産業互補和比較優勢上看具有較大的合作空間。中日韓自貿區建設會使日本在華的跨國公司大受其益，他們能夠充分利用自貿區的政策紅利和對外開放紅利，拓展經營，擴大生産網絡，進而促進日資企業在華直接投資和設立據點。目前，中日韓三國就自貿區的談判正不斷走向深入，但仍存在諸多政治和經濟障礙需要各方努力克服。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今後應繼續堅定不移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保持區域一體化戰略不動搖，促進貿易和金融投資，帶動經濟發展。
二是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投資環境是日資企業選擇海外投資國的重要因素。2015年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對外發布《外商投資産業指導目錄（2015年修訂）》，通過放寬外資準入、引導外資投向以及完善政策體系，進一步推動了外商投資環境的改善，這也為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提供了政策指引和戰略機遇。2013年以來，中國建立的三批自由貿易試驗區在制度創新層面進行了大膽嘗試，在自貿區内實行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實行外商投資備案管理，這一改革為包括日資企業在内的外資企業開展在華事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為進一步吸引外資，中國應更加注重對投資環境的改善尤其是市場環境和法制環境建設。從市場環境上講，要做到競争有序，減少交易成本。在出現信息不對稱和信息不完全時，從政府層面适度進行調控和治理，保證外資企業與中資企業的公平競争，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從法制環境上講，要完善法律制度建設，加大知識産權保護力度，以法律規範的方式從事管理活動，維護投資者的合法利益，增強其不斷擴大投資的信心。
三是簡化通關手續，降低交易成本。對于日本在華企業來說，其生産所需原材料以及相關機械設備中有一定比例來自日本和其他國家進口，所生産的産品遠銷日本和第三國家。中國在海關制度以及法律法規制度等方面仍不完善，通關手續繁雜，效率低下的問題凸顯。這些問題既增加了産品的交易成本，也造成了效率的低下，進而影響日資企業在中國的投資戰略和海外投資布局。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6年中國的進口成本為522美元/集裝箱，出口成本為777美元/集裝箱。與日本經濟往來密切的東亞國家如泰國、越南、印度尼西亞，其進出口成本都維持在250美元/集裝箱左右，美國的進出口成本更是僅為175美元/集裝箱。由此可見，中國在進出口上依然存在較大的成本劣勢和差距。中國在簡化通關手續、縮減交易成本等方面還需要下更大的決心和做出更大的努力。
四是大力吸引日資企業對互補性行業的投資。中國與日本經濟存在強互補性。日本作為一個制造業強國，在高端制造業、節能環保業等領域有很明顯的優勢。而中國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在中低端制造業領域存在比較優勢。十三五規劃明确指出中國要實施制造強國戰略，支持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大力推進生物技術、綠色低碳、高端裝備與材料等領域創新和産業化。在高端創新發展工程中列明了機器人裝備、高性能醫療器械和先進化工成套設備等發展領域，而日本在這三類制造業領域發展迅猛，并處于世界發展前列。日資企業在這些技術密集型行業領域的對華投資對于中日兩國來說将是一項互惠互利的選擇，中國對于高端制造業的需求使得日資企業迎來了嶄新的戰略機遇期，為推動日本國内的經濟複蘇注入新活力。同時日本高端制造業在中國投資所帶來的知識和技術的溢出效應也能加速中國制造業的發展。
（第一作者系遼甯大學轉型國家經濟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第二作者單位：遼甯大學轉型國家經濟政治研究中心）
（責任編輯：張凱）
[1]楊龍、吳光芸：《跨國公司在華撤資：動因，影響以對策》，載《改革》，2007年第4期。
[2]傅鈞文：《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現象及成因分析—以日本為例》，載《世界經濟研究》，2015年第5期。
[3]2010-2014年度的撤資率分别為3.18%、2.87%、2.55%、2.65%和3.70%。
[4]2010-2014年日企在中國生産用機械制造行業、情報通信機械制造、輸送機械制造、通信情報、批發行業和零售行業的年均撤資率分别為2.53%、3.57%、1.07%、5.12%、1.97%和2.71%，而在其他國家則分别為2.89%、3.63%、1.35%、5.34%、2.28和3.64%。
[5]産銷依賴度指行業内表現出非貿易品特性的程度，度量了本地銷售對本地生産的依賴。
[6]2006年，日本在華企業内銷占比是52%，2016年上升至68%，提高了16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