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海合會；國家關系主線；外部威脅；安全認知
DOI:10.19422/j.cnki.ddsj.2018.09.013
現今，“中東”仿佛已經成為戰争與混亂的代名詞。但與中東很多國家被暴力與恐怖主義肆虐不同，位于波斯灣的六個國家沙特、阿聯酋、巴林、科威特、阿曼和卡塔爾卻在地區變局中保持着相對穩定和繁榮。1981年5月25日，海灣六國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簽署協議，正式成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海合會”）。海合會作為六國加強相互之間信任與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其成員國得以保全自身的關鍵依靠。然而，随着時代的變遷，海合會成員國之間的關系也逐漸産生分歧與沖突，本文拟從對外部威脅認知的角度來對此進行探析。
海合會成員國間關系的主線
海合會成立的基礎是伊斯蘭宗教信仰下相似的政治體制（均為君主制國家）、地理上的相近性、命運上的關聯性以及各國共同追求的目标。[1]海合會成立的初衷可以概括為“抱團取暖”，終極目标是實現區域一體化。長期以來，海合會确實也在區域一體化方面取得了許多實質性成果，包括在軍事上，成立了“半島盾牌”快速反應部隊，并逐步實現了統一的軍事指揮；在經濟上，建立了自貿區和關稅同盟；在内部紛争上，成員國之間也解決了大部分的領土争端。
保護各成員國安全是成立海合會的核心目的，而海合會對外部威脅的認知也正在從單一向多元發展。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地區地緣環境危機四伏，伊朗在發生“伊斯蘭革命”後，被六國視為對自身安全的重大威脅。可以說，海合會成立初期，主要是“共同應對來自伊朗的威脅”，其認知是相對單一的。但随着時代的發展，海合會接連經曆了20世紀90年代的冷戰結束和海灣戰争、2011年以來的“阿拉伯之春”、2014年以來興起的“伊斯蘭國”恐怖活動，盡管不斷有新的威脅出現，但外部環境的總體趨勢是越來越遠離戰争的直接威脅，并趨向于和平。所以，海合會對外部威脅的認知愈發多元，由此也導緻了海合會成員國内部的分歧和争端日益凸顯，緻使海合會内部合作陷入僵局。
在海合會六國中，沙特阿拉伯發揮着領導核心作用，是海合會經濟一體化不斷取得進展和保持活力的推動與保障力量。沙特占據海合會國家70%的人口和88%的領土，其經濟總量、石油資源與産量、對外貿易額、金融資産等指标均占到海灣六國的45%—60%。沙特的領導核心地位不僅表現在經濟、軍事等硬實力上，也表現在宗教文化等“軟實力”上。作為伊斯蘭教的發祥地與中心，沙特還是伊斯蘭教兩大聖地的所在國，擁有宗教文化上的巨大号召力。[2]可以說，沙特是海合會内部的“超級大國”，直接影響到海合會的存在和發展，海合會成員國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就是沙特與其他五個成員國之間的關系。因此，海合會成員國内部國家間關系與其對外部威脅的多元認知有關，主要表現為沙特在對外政策上無法适應這種多元化認知。在沙特外交政策的影響下，海合會内部國家間關系一直在震蕩中發展，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海合會成員國間的特殊關系決定的。圖為2017年12月5日，海合會首腦會議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舉行。海合會成員國對外部威脅的認知分歧
随着時代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海合會成員國對外部威脅的認知更加多元，而多元所造成的最大分歧也恰恰是對伊朗的态度。沙特等國依然視伊朗為主要外部威脅；而對科威特和阿曼來說，試圖打破地區平衡，加劇地區緊張局勢的舉動被視為對自身的主要威脅；卡塔爾則将損害自身“獨立自主”的國家或組織視為其重要的外部威脅。因此，根據對待伊朗的态度不同，海合會成員國具體可以劃分為三類：一是堅持把伊朗視為主要外部威脅，主要有沙特、巴林和阿聯酋；二是把伊朗視為合作夥伴，主要有科威特和阿曼；三是不以單純的威脅或夥伴來定義伊朗，而是采取“戰略對沖”的特立獨行策略，主要為卡塔爾。
一、沙特、巴林和阿聯酋将伊朗視為主要外部威脅
沙特長期将伊朗視為最主要的外部威脅，兩國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首先，沙特作為伊斯蘭教遜尼派的代表，伊朗作為什葉派的代表，兩派長期以來水火不容。其次，伊朗在發生“伊斯蘭革命”後，伊斯蘭教的什葉派掌握了政權，并對外輸出“伊斯蘭革命”和伊朗的政權形式，一度讓沙特感到十分緊迫的威脅。受“伊斯蘭革命”的影響，沙特國内的什葉派一度蠢蠢欲動，與當權的遜尼派沖突更加激化。但沙特最終穩定住了國内的什葉派情勢，不過伊朗仍然沒有放棄通過各種途徑與沙特進行對抗，包括既對海合會其他國家的國内事務進行幹預，也在外交關系上進行拉攏。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來，沙特與伊朗的沖突進一步加劇，沙特甚至把一切穆斯林世界中的什葉派政客和機構都視為伊朗的代理人，二者在叙利亞、也門的内戰中扶植各自代理人展開激戰。因此，沙特與伊朗的對抗具有長期性和複雜性。
同沙特一樣，巴林和阿聯酋也把伊朗視為自己最大的外部威脅。巴林一直是沙特和伊朗的重要角力場。雖然巴林國内的統治階層屬于伊斯蘭教中的遜尼派，但其國内70%以上的人口都屬于什葉派，這一點注定了伊朗對巴林國内局勢有着天然的影響力。由于巴林曆史上曾處于波斯的統治之下，伊朗國内的很多民衆甚至認為巴林是伊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英國從海灣地區撤走以後，伊朗一度想主張自己對巴林的主權。1979年以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也一度對巴林的局勢産生影響，巴林國内的伊斯蘭解放陣線分别在1981年和1987年發動兩次軍事政變，但均以失敗告終。而阿聯酋與伊朗之間存在比較嚴重的領土争端，認為伊朗非法占據了屬于阿聯酋的阿布穆薩島和大小通布島，而伊朗在這方面往往顯示出強硬政策，無視阿聯酋的主權訴求。
沙特作為遜尼派的中心，加上與巴林在地理上的臨近性和阿拉伯民族上的統一性，把巴林視為确保自身安全的關鍵防線，一直緻力于支持巴林的統治階層，應對來自伊朗的威脅。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巴林國内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巴林統治階層無法控制局勢，請求海合會介入助其穩定國内局勢。在沙特的主導下，海合會派遣半島防衛力量協助巴林穩定了局勢。而阿聯酋與沙特在地區安全與穩定方面的合作在“阿拉伯之春”後也達到空前的高度。在2017年海合會危機之後，阿聯酋在當年12月甚至積極尋求與沙特建立一種平行于海合會之外的聯盟關系，嘗試替代已經陷入僵局的海合會合作機制。
二、科威特和阿曼将伊朗視為可以合作的對象
科威特雖然曾把伊朗視為重要外部威脅，但是在海灣戰争結束後，科威特不再以某個特定的國家作為最大的外部威脅。由于對戰火的恐懼和對來之不易的和平環境的珍惜，科威特在中東地區事務中傾向于承擔“調停者”的角色。因此，沙特與伊朗激烈對抗而造成的中東地區緊張局勢被科威特視為最大的安全威脅。在2003年以前，科威特一度把伊朗作為對抗薩達姆政權下伊拉克的重要憑借力量。伊拉克戰争之後，占科威特國内人口25%的什葉派信徒對本國建立起來的政權合法性保持了高度的認可，科威特對伊朗不再像以前那麼恐懼。薩達姆政權垮台後，科威特仍然延續了對伊朗緩和的外交傳統。為了緩和伊朗與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海合會成員國的關系，科威特一直積極嘗試構建伊朗與海合會更廣層面的對話機制，試圖承擔起居間聯系的角色，意圖通過這種方式最大化降低周邊局勢緊張而給自身安全帶來的威脅。除調停伊朗和阿拉伯國家關系外，科威特也積極調停海合會成員國的内部矛盾。在2017年6月以來的卡塔爾斷交危機中，科威特成為矛盾雙方均認可的調停者。
阿曼的外交政策特點可以用一個詞概括，即“孤立主義”。在“孤立主義”的影響下，任何能把自身卷入沖突漩渦的事件都被阿曼視為外部威脅。多年來，盡管阿曼已經對外在名義上把自己定位為阿拉伯世界的重要一員，也是海合會的重要成員國之一，但在實際行動上，其始終偏向于奉行“孤立主義”政策。雖然阿曼的主流教派伊巴德派在教義上親近遜尼派，但卻無意于介入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千年紛争中，這也是阿曼能夠與伊朗一直保持良好關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在也門危機中，阿曼盡管屬于海合會成員，卻積極擔負起伊朗和美國秘密協商的“信使”。在兩伊戰争時期，阿曼曾秘密推動伊朗和伊拉克的停戰談判。而在伊朗核危機中，一方面，阿曼積極與美國開展軍事合作，與海合會其他國家構建一體化軍事防禦體系來應對伊朗的威脅；另一方面，阿曼也積極投身于緩和美國和伊朗的關系，并承擔起溝通伊朗和西方以及遜尼派阿拉伯世界的橋梁角色。在2016年沙特與伊朗的斷交事件中，阿曼仍然與伊朗保持正常的外交關系，而自2017年海合會危機以來，阿曼與伊朗的雙邊合作關系仍在加強。[3]因此，如何保持伊朗與西方國家和遜尼派阿拉伯世界的微妙平衡關系構成了阿曼的核心利益之一，任何對這種平衡的威脅，才是阿曼最為畏懼的。
三、卡塔爾采取特立獨行的“戰略對沖”策略
卡塔爾的外交風格看似與阿曼極其相像，也是奉行與其他海合會成員國乃至與阿拉伯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外交政策，但本質上與其明顯不同。阿曼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的立足點是避免刺激任何一方，而卡塔爾所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卻是敢于刺激任何一方，任何被卡塔爾認為損害到自身“獨立自主”的國家或組織都被認為是其重要的外部威脅。
卡塔爾的外交政策曾長期與沙特的外交政策保持步調一緻，加之社會和意識形态高度相似，卡塔爾國内實施的一些政策也多借鑒沙特。但是，自1995年卡塔爾宮廷政變而産生的新一代王權卻與沙特的關系逐漸疏遠，前者具有更強烈的國家主權意識，奉行更現代的外交理念，傾向于通過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國家間的問題。目前在海合會框架下，卡塔爾“獨立自主”的外交風格受到了沙特“大哥”強勢姿态的嚴重影響。為了應對這種壓力，卡塔爾采取的外交政策也越來越特立獨行，包括采取不與伊朗直接對抗的立場，主張合作與防範并舉，實際上是一種“戰略對沖”政策，即一方面利用海合會這一集體來抵抗來自伊朗的核威脅，另一方面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又與伊朗展開全方位的合作。[4]另外，在安全問題上，卡塔爾嘗試擺脫對沙特的過度依賴，而與美國保持緊密的防務關系。但是，卡塔爾這種特立獨行的外交政策不僅使得沙特日益感到不滿，也無法獲得海合會其他成員國的認同。其中，阿聯酋長期與卡塔爾處于競争狀态，一度把卡塔爾在經濟、體育、旅遊和文化方面的繁榮成果看作是己方的損失。阿聯酋在2017年“卡塔爾斷交危機”前，就曾經積極與美國洽談防務合作，試圖把設立在卡塔爾的美國空軍基地“撬走”。在危機發生後，阿聯酋更是積極參與對卡塔爾的封鎖。而卡塔爾也不甘示弱，把阿聯酋的封鎖行為狀告到了聯合國法庭，最終被裁決為對卡塔爾公民構成歧視。總之，卡塔爾的特立獨行政策導緻海合會内部争端不斷。
沙特外交政策對海合會成員國關系的影響
一、沙特外交政策的定位
沙特在海灣地區緻力于兩大目标以确保自身安全，一是禁止他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二是與現有大國結盟以獲得它們的保護。為此，沙特一直積極加強與美國在各方面的合作，并購進和裝備了大量美式現代化武器，使其有底氣在海合會框架下，承擔起領導性角色。
沙特的外交政策分為四個維度，第一維度為海灣國家，第二維度為阿拉伯國家，第三維度為伊斯蘭世界，第四維度為國際社會。[5]由此可見，沙特把海灣國家放在自己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海合會理所當然是重中之重。與其他海合會成員國不同，沙特阿拉伯是政教高度合一的國家，也是絕對君主制國家，其對外政策易受王室家族内部的權力更疊而産生變化。現任國王薩勒曼竭力維護沙特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地位，一改沙特之前謹慎求穩的外交政策，開始采取積極幹預的對外政策[6]。
二、沙特相對獨斷的外交姿态使海合會内部産生分化
為了加大自身與伊朗的對抗優勢，沙特常要求海合會其他成員國采取一緻的外交政策。[7]但是部分國家并不想與伊朗關系僵化，特别是阿曼還十分重視和伊朗的雙邊合作關系。2011年，沙特為了進一步加強海合會内外政策的統一性，提出建立海灣聯盟的意向，随後巴林、科威特、卡塔爾表示了支持，而阿曼表示強烈反對，阿聯酋則一直猶豫不決。為此，沙特甚至提出建立一個不包含阿曼的海灣聯盟。雖然上述提議最終被擱置，但仍可看出沙特阿拉伯對海合會其他成員國比較強硬的“大哥作風”。2016年1月3日，沙特宣布因該國駐伊朗的外交機構遭沖擊，與伊朗斷絕外交關系。随後，海合會成員國中隻有巴林緊随其後宣布與伊朗斷絕外交關系，而其他成員國隻是宣布降低了外交級别，并不希望與伊朗完全決裂。
在沙特外交政策的影響下，海合會内部國家間關系一直在震蕩中發展，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海合會成員國間的特殊關系決定的。根據其政治體制的特點，海合會成員國采取的外交政策并不需要經過一系列決策程序通過，而主要依賴少數當權者的個人态度和政治雄心，國家間的外交關系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當權者彼此間的私交程度。例如，1995年卡塔爾宮廷政變的合法性難以獲得海合會其他成員國當權者認可，之後新一代王權下的卡塔爾也隻能越來越特立獨行。由于這種私交關系存在相當大的主觀性，這就導緻很多時候海合會成員國間的危機會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爆發，而随後又可以在一個意想不到的時間點得到迅速解決，2014年沙特與卡塔爾發生的第一次争端開始到結束就具備如此特點。另外，沙特與其他海合會成員國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私交友誼，但卻以統一的行為方式去處理對外關系，由此造成了雙邊關系的偏差。例如，沙特的當權者曾經出手挽救過巴林（幫助巴林抵禦“阿拉伯之春”）和科威特（參加海灣戰争保衛科威特）當權者的統治，因此這三個國家彼此間更加友好。而沙特與卡塔爾、阿聯酋和阿曼的外交關系則更多基于傳統友誼，後三國在心理上更加希望與沙特保持平等并得到相應的尊重。然而，沙特在海合會的外交政策不能契合這些國家在外交上的不同心理，由此導緻海合會愈發無法一緻對外。
結語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海合會已經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遭遇兩次重大危機，其中後一次危機至今仍未解決。雖然兩次危機中站在沙特對立面的都是卡塔爾，但實際上反映的是海合會中較為弱勢的成員國不滿沙特相對獨斷的外交姿态。第一次重大危機結束以後，各方簽署的補充協議以機密的形式存在，也缺乏确保協議得到執行的後續機制，這暴露了海合會缺乏全面有效的危機處理應對機制。每當争端發生時，争端的成員國之間的對話方式基本停留在國與國之間的“口水戰”，甚至利用本國媒體相互抨擊，而海合會本身的各種機制卻仿佛不存在一般，并未發揮任何作用。
因此，海合會的注意力不應僅僅是追求政治經濟合作與地區一體化，還應當更加務實地關注如何調和成員國内部的利益沖突。海合會需要從危機中汲取教訓，充分認識内部成員國之間的分歧，并相應地設置必要的争端解決機制。危機總是挑戰和機遇的綜合體，如果海合會能夠考慮到各成員國的安全認知并推動危機解決，充分承擔起對話平台的角色，或将為未來進一步構建争端解決機制奠定良好的實踐基礎。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蘇童）
[1]王瓊：《海灣國家合作委員會将何去何從？——探析卡塔爾斷交風波對其影響》，載《當代世界》，2017年第10期，第62頁。
[2]餘泳：《海合會對外關系的政策邏輯考察》，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1月第1期，第58-68頁。
[3]“IranandOmanagreetoboosttiesamidGulfcrisis”,ALJAZEERANews,http://www.aljazeera/news/2017/07/iran-oman-agree-boost-ties-gulfcrisis-170712140618904.html.
[4]YoelGuzansky,“TheForeign-PolicyToolsofSmallPowers:StrategicHedginginthePersianGulf”,MiddleEastPolicy,Vol.22.No.1.Spring2015.PP.112-121.
[5]沙特外交部官網，http://www.mofa.gov.sa/sites/mofaen/KingdomForeignPolicy/Pages/ForeignPolicy24605.aspx。
[6]GlobalSecurity:SaudiArabia-ForeignPolicy,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gulf/sa-forrel.htm.
[7]TheodoreKarasik,Saudi-IranTensionsPlacePressureonSmallerGCCStates,http://www.mei.edu/content/article/saudi-iran-tensions-place-pressuresmaller-gcc-st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