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花子（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
“丙子之役”後，朝鮮上下暗自稱清帝為“胡皇”、清使為“虜使”，對清朝的朝貢和蔑視奇怪地共存着。朝鮮知識分子還一度極力主張複仇雪恥的“北伐論”。甚至在明朝滅亡60周年時，朝鮮國王還修建了一座名為“大報壇”的祭壇，專門祭祀明朝皇帝。這種敵視清朝、排斥清朝一切文物制度的“華夷觀”持續了100多年。直到正祖上台後，朝鮮對清朝的态度才煥然一新。
從“北伐”到“北學”
正祖李祘（音同算）出生于1752年，是前任國王英祖的孫子，7歲時被冊封為王世孫。他的父親——英祖次子李愃（音同宣），在代理政務時陷入政治鬥争，被英祖關入米櫃，8天後活活餓死。那年，李祘10歲。随後，他被過繼給早已去世的英祖長子，作為養子入嗣。
由于目睹了父親慘死的一幕，李祘小小年紀便小心謹慎，生怕卷入政争。為了躲開政争，他開設了一間名為“皆有窩”的圖書室，一心鑽研學問。他搜羅了很多書籍，非常關注當時清乾隆朝的文化。
1775年，81歲高齡的英祖讓李祘代理聽政。第二年英祖去世，24歲的李祘繼承王位，成為朝鮮王朝第二十二代國王，即正祖。
繼位以後，正祖表面上仍強調尊明大義，但實際上已認識到清朝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和朝鮮的相對落後。他對清朝的先進文化和技術抱持着開放、接納的态度。
正祖的态度也得到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當時一些朝鮮知識分子以“燕行使”的身份前往北京。“燕行使”是朝鮮與清結為宗藩關系後，定期派遣至北京朝貢的使者。清朝的繁華景象、風土人情令他們難忘，他們寫下的所見所聞，後世統稱為《燕行錄》。這些學者親眼見到清朝保留了先進的華夏文明，而不是什麼蠻夷做派，開始主張吸收學習清朝文化和制度。
位列“朝鮮詩文四大家”的樸齊家就是其中一位。他曾4次作為使臣前往北京。其間與清朝的文人、書畫家交往甚密。他把清詩介紹到朝鮮，同時向清朝介紹朝鮮詩，為中朝的文學交流作出重要貢獻。1778年，他将自己一本提倡向清朝學習的書定名為《北學議》。“北學”來自《孟子·滕文公上》的記載——身為“南蠻”的楚國人陳良，由于“悅周公、仲尼（孔子）之道”，而“北學于中國（中原列國）”。從此，朝鮮凡是主張向清朝學習的思潮或流派都被叫做“北學”或“北學派”。
“北學派”還有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叫樸趾源。他出身名門，1780年随堂兄樸明源率領的使團到熱河的避暑山莊朝賀乾隆70歲壽辰。回國後，他将自己從義州出發到北京再到熱河，以及返回北京的一路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對清朝社會進行了細緻的描摹，寫出了26卷本的《熱河日記》。書中還有他與中國名士、文人的交遊内容，對清朝的先進文化、制度都有所介紹。他還批判了朝鮮保守的“華夷觀”，辛辣諷刺了守舊思想，倡導“北學”思想。
那段時間，朝鮮使行人員回國後所寫的報告——“使臣别單”和“譯官手本”中，不再有“清朝出現危亡之兆”等危言聳聽的字句，即使清朝有白蓮教起義，西征、南征之事，或貪官腐敗等内政弊端，他們也都可以客觀描述。這表明朝鮮開始以平和的心态和客觀的态度看待清朝。
正祖也不像前代國王那樣慨歎中原無“河清之報”——意指黃河之水尚未變清，中原仍由夷狄統治。正祖所關心的是清朝的城郭濠池、市肆、漕運制度，以及《四庫全書》等文化編撰事業。而他最關心的是“利用厚生”之制，即如何利用技術，使民衆富裕起來。
“北學派”代表人物洪良浩于1783年3月從北京回國後，告訴正祖北京和沈陽一帶使用水車灌溉的情況。正祖當即命令工匠造出10輛，分送朝鮮各地推行。不久洪良浩再次上書，系統介紹了清朝的車制、磚窯燒制、驢羊畜牧等，正祖也都悉心學習。
得益于正祖對清朝文物制度和先進技術的開放态度，“北學運動”在18世紀後期的朝鮮蓬勃興起。
“三藩之亂”檢驗了朝鮮的忠誠
朝鮮能克服對清朝的敵意，除了正祖本人的開明，還因為随着時間流逝，丁卯、丙子之役所造成的仇恨和恥辱感逐漸淡化。同時，康乾年間清朝局勢穩定，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特别是經過康雍乾三代不懈地開疆拓土，清朝的疆域空前廣闊，朝鮮認識到清朝不會猝亡，所謂“夷無百年之運”顯得不合時宜。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康乾時期對朝鮮的政策逐漸轉為寬容。
“三藩之亂”是檢驗朝鮮忠誠度的試金石。三藩之亂曆經8年，中國的南方、西南及西北衆多省份卷入，對于入關不久的清朝來說無疑是個重大考驗。雖然朝鮮國内反清勢力蠢蠢欲動，民心洶洶不安，但是朝鮮始終沒有任何反清動作。
當清朝度過這一重大危機，平定三藩，在中原的統治愈加穩固時，清朝對朝鮮的信任度增強了。康熙年間，清朝永久免除了朝鮮白金、豹皮兩種貢品，朝鮮進貢的很多“謝恩”特産還被發回，充當第二年的貢物。
當時，朝鮮使臣在北京購得《十六朝廣紀》等野史，其中将“仁祖反正”記為“篡奪”。朝鮮擔心清朝編纂《明史》時會出現同樣的寫法，便請求清朝正确書寫這段曆史，稱“史事辨誣”。雍正帝同意了朝鮮的請求，還将尚在編纂的《明史·朝鮮列傳》中有關仁祖的内容抄送給朝鮮查看。
在邊務問題上，清朝幾位皇帝都采取了寬容的政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鮮要求撤回在圖們江以北建屋、墾田的清朝兵民，得到允準。雍正、乾隆年間，朝鮮又要求撤回清朝在鴨綠江邊設汛的計劃，也得到允準。從清朝的角度看，這樣做是出于懷柔朝鮮邊疆的目的。但朝鮮也因此在鴨、圖二江以北地區構築了一個緩沖區，這對鞏固朝鮮邊疆十分有利。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帝對朝鮮的寬容尤甚。無論是在北京、盛京（今沈陽），還是在熱河行宮，乾隆帝接見朝鮮使臣時，都會問候國王是否平安，還特别禮遇朝鮮使臣。1794年，在北京皇宮舉行的年終宴和年初宴上，乾隆帝不但召見朝鮮使臣，還親自賜酒給使臣喝。
乾隆時期也是清初向朝鮮派使次數最少的。很多文書，包括皇帝的敕書也由朝鮮使臣帶回，而不再專門派敕使，以此減輕朝鮮接待敕使的負擔。乾隆帝還通過谕旨一再表揚正祖，如：“朝鮮國王，恪守藩封，歲修職貢，于屬國中最稱恭順。”正祖在世時立了世子，請求清朝冊封，清朝派使予以冊封，但不久世子去世，乾隆對此深表哀悼。後來正祖又得新世子，再次請求清朝冊封，乾隆十分高興，又派使予以冊封。
與之相呼應，正祖對清朝的事大禮節也盡心盡意。他曾親自動手檢查使行的貢包，查看貢品有無質量問題。而向來被朝鮮視為邊防重地、與清朝接壤的地方，在正祖時期也得到了開發。如一直作為天險處于未開發狀态的“廢四郡”地區（鴨綠江上遊邊境），于1793年開始允許百姓開墾入住。
文化達到“真景”巅峰
這一時期，朝鮮一方面“北學”于清朝，一方面産生了文化自信，漸漸發展出自己的固有文化。
正祖本身就很有文化修養。在朝鮮27代君王中，有個人文集的并不多，正祖著有流傳于世的個人文集《弘齋全書》。這部文集可謂鴻篇巨制，共180卷，100冊，内容十分豐富，其中《日得錄》記錄了正祖在經筵等各種政事活動中，與大臣、閣僚、儒生們進行對話，以及對他們下命令的内容。
正祖繼位後開設了奎章閣。奎章閣既是一個藏書的圖書館，又是從事書籍出版的機構，還是學者集中治學和提供政策咨詢的機構。這裡不僅有中國圖書，還有朝鮮圖書，并不斷刊行和收藏新書。通過奎章閣，正祖得以推行他的文化政策。直到今天，奎章閣仍是韓國國學研究的重鎮。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朝鮮的文化空前繁榮，達到“真景文化”的巅峰。“真景”一詞來源于“真景山水畫派”，這一畫派是由畫家鄭敾（音同善）在英祖時期創立的。他擺脫了對中國畫的模仿，開始用自創的手法表現朝鮮的山河、疆土。“真景”由此成為後世對這一文化大發展時期的稱呼。
真景山水畫法還擴展到風俗畫領域。金弘道是一位民俗畫大家，他的作品主要表現春耕秋收的農民、打鐵的匠人等庶民生活。另一位風俗畫大家申潤福的作品則描繪蕩秋千的女人、在河邊洗衣的婦人、賣酒女郎、調戲她們的酒客等。他甚至還畫一些情色場面，以藝術的手法直接沖擊已經僵化了的朝鮮儒教文化。
在書法上，朝鮮也有了自己的字體。在很長一段時期裡，由于受到排清尊明意識的影響，朝鮮書法在明的基礎上沒有任何進步，但随着“北學”興起，清代的書法藝術傳入朝鮮，朝鮮書法家學習所長，創立了“東國真體”。
代表人物之一的金正喜，出生望族，很有才氣。相傳，“北學”代表人物樸齊家看到他的字後，決定将他收入門下。金正喜繼承了老師“吸收外物而善己”的“北學”思想。1809年，20多歲的金正喜随做使節的父親一起前往北京，見到了清朝的金石大家翁方綱和阮元，欣然求教。翁方綱當時已經70多歲，是北京學術界的元老。他見到金正喜多才，稱贊他“經術文章，海東第一”。阮元則給金正喜起了一個雅号——“阮堂”。日本當代學者藤塚明直評價他們三人的會面是“中韓文化交流的曆史性事件”。
金正喜通過與翁方綱、阮元等人的交流，吸收了清代考據學的精髓，在經學、金石學、繪畫、音韻、天算、地理學等方面，都有所成就，甚至被清代的學者稱贊為“海東第一通儒”。
在書法方面，金正喜學習了翁方綱的書法，他溯之而上，學習趙孟頫、蘇東坡、顔真卿的書法，再溯之而上，認識到漢魏的隸書體現了書法的根本，因而勤學苦練、認真模仿。在此基礎上，他創造出拙樸清高的“秋史體”，确立了在韓國書法界的獨特地位。
18世紀的中國，正值康乾盛世。同一時期，朝鮮在中國的影響下，也迎來了一個文化最燦爛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