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花子(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
“丙子之役”後,朝鮮上下暗自稱清帝為“胡皇”、清使為“虜使”,對清朝的朝貢和蔑視奇怪地共存着。朝鮮知識分子還一度極力主張複仇雪恥的“北伐論”。甚至在明朝滅亡60周年時,朝鮮國王還修建了一座名為“大報壇”的祭壇,專門祭祀明朝皇帝。這種敵視清朝、排斥清朝一切文物制度的“華夷觀”持續了100多年。直到正祖上台後,朝鮮對清朝的态度才煥然一新。
從“北伐”到“北學”
正祖李祘(音同算)出生于1752年,是前任國王英祖的孫子,7歲時被冊封為王世孫。他的父親——英祖次子李愃(音同宣),在代理政務時陷入政治鬥争,被英祖關入米櫃,8天後活活餓死。那年,李祘10歲。随後,他被過繼給早已去世的英祖長子,作為養子入嗣。
由于目睹了父親慘死的一幕,李祘小小年紀便小心謹慎,生怕卷入政争。為了躲開政争,他開設了一間名為“皆有窩”的圖書室,一心鑽研學問。他搜羅了很多書籍,非常關注當時清乾隆朝的文化。
1775年,81歲高齡的英祖讓李祘代理聽政。第二年英祖去世,24歲的李祘繼承王位,成為朝鮮王朝第二十二代國王,即正祖。
繼位以後,正祖表面上仍強調尊明大義,但實際上已認識到清朝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和朝鮮的相對落後。他對清朝的先進文化和技術抱持着開放、接納的态度。
正祖的态度也得到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當時一些朝鮮知識分子以“燕行使”的身份前往北京。“燕行使”是朝鮮與清結為宗藩關系後,定期派遣至北京朝貢的使者。清朝的繁華景象、風土人情令他們難忘,他們寫下的所見所聞,後世統稱為《燕行錄》。這些學者親眼見到清朝保留了先進的華夏文明,而不是什麼蠻夷做派,開始主張吸收學習清朝文化和制度。
位列“朝鮮詩文四大家”的樸齊家就是其中一位。他曾4次作為使臣前往北京。其間與清朝的文人、書畫家交往甚密。他把清詩介紹到朝鮮,同時向清朝介紹朝鮮詩,為中朝的文學交流作出重要貢獻。1778年,他将自己一本提倡向清朝學習的書定名為《北學議》。“北學”來自《孟子·滕文公上》的記載——身為“南蠻”的楚國人陳良,由于“悅周公、仲尼(孔子)之道”,而“北學于中國(中原列國)”。從此,朝鮮凡是主張向清朝學習的思潮或流派都被叫做“北學”或“北學派”。
“北學派”還有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叫樸趾源。他出身名門,1780年随堂兄樸明源率領的使團到熱河的避暑山莊朝賀乾隆70歲壽辰。回國後,他将自己從義州出發到北京再到熱河,以及返回北京的一路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對清朝社會進行了細緻的描摹,寫出了26卷本的《熱河日記》。書中還有他與中國名士、文人的交遊内容,對清朝的先進文化、制度都有所介紹。他還批判了朝鮮保守的“華夷觀”,辛辣諷刺了守舊思想,倡導“北學”思想。
那段時間,朝鮮使行人員回國後所寫的報告——“使臣别單”和“譯官手本”中,不再有“清朝出現危亡之兆”等危言聳聽的字句,即使清朝有白蓮教起義,西征、南征之事,或貪官腐敗等内政弊端,他們也都可以客觀描述。這表明朝鮮開始以平和的心态和客觀的态度看待清朝。
正祖也不像前代國王那樣慨歎中原無“河清之報”——意指黃河之水尚未變清,中原仍由夷狄統治。正祖所關心的是清朝的城郭濠池、市肆、漕運制度,以及《四庫全書》等文化編撰事業。而他最關心的是“利用厚生”之制,即如何利用技術,使民衆富裕起來。
“北學派”代表人物洪良浩于1783年3月從北京回國後,告訴正祖北京和沈陽一帶使用水車灌溉的情況。正祖當即命令工匠造出10輛,分送朝鮮各地推行。不久洪良浩再次上書,系統介紹了清朝的車制、磚窯燒制、驢羊畜牧等,正祖也都悉心學習。
得益于正祖對清朝文物制度和先進技術的開放态度,“北學運動”在18世紀後期的朝鮮蓬勃興起。
“三藩之亂”檢驗了朝鮮的忠誠
朝鮮能克服對清朝的敵意,除了正祖本人的開明,還因為随着時間流逝,丁卯、丙子之役所造成的仇恨和恥辱感逐漸淡化。同時,康乾年間清朝局勢穩定,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特别是經過康雍乾三代不懈地開疆拓土,清朝的疆域空前廣闊,朝鮮認識到清朝不會猝亡,所謂“夷無百年之運”顯得不合時宜。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康乾時期對朝鮮的政策逐漸轉為寬容。
“三藩之亂”是檢驗朝鮮忠誠度的試金石。三藩之亂曆經8年,中國的南方、西南及西北衆多省份卷入,對于入關不久的清朝來說無疑是個重大考驗。雖然朝鮮國内反清勢力蠢蠢欲動,民心洶洶不安,但是朝鮮始終沒有任何反清動作。
當清朝度過這一重大危機,平定三藩,在中原的統治愈加穩固時,清朝對朝鮮的信任度增強了。康熙年間,清朝永久免除了朝鮮白金、豹皮兩種貢品,朝鮮進貢的很多“謝恩”特産還被發回,充當第二年的貢物。
當時,朝鮮使臣在北京購得《十六朝廣紀》等野史,其中将“仁祖反正”記為“篡奪”。朝鮮擔心清朝編纂《明史》時會出現同樣的寫法,便請求清朝正确書寫這段曆史,稱“史事辨誣”。雍正帝同意了朝鮮的請求,還将尚在編纂的《明史·朝鮮列傳》中有關仁祖的内容抄送給朝鮮查看。
在邊務問題上,清朝幾位皇帝都采取了寬容的政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鮮要求撤回在圖們江以北建屋、墾田的清朝兵民,得到允準。雍正、乾隆年間,朝鮮又要求撤回清朝在鴨綠江邊設汛的計劃,也得到允準。從清朝的角度看,這樣做是出于懷柔朝鮮邊疆的目的。但朝鮮也因此在鴨、圖二江以北地區構築了一個緩沖區,這對鞏固朝鮮邊疆十分有利。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帝對朝鮮的寬容尤甚。無論是在北京、盛京(今沈陽),還是在熱河行宮,乾隆帝接見朝鮮使臣時,都會問候國王是否平安,還特别禮遇朝鮮使臣。1794年,在北京皇宮舉行的年終宴和年初宴上,乾隆帝不但召見朝鮮使臣,還親自賜酒給使臣喝。
乾隆時期也是清初向朝鮮派使次數最少的。很多文書,包括皇帝的敕書也由朝鮮使臣帶回,而不再專門派敕使,以此減輕朝鮮接待敕使的負擔。乾隆帝還通過谕旨一再表揚正祖,如:“朝鮮國王,恪守藩封,歲修職貢,于屬國中最稱恭順。”正祖在世時立了世子,請求清朝冊封,清朝派使予以冊封,但不久世子去世,乾隆對此深表哀悼。後來正祖又得新世子,再次請求清朝冊封,乾隆十分高興,又派使予以冊封。
與之相呼應,正祖對清朝的事大禮節也盡心盡意。他曾親自動手檢查使行的貢包,查看貢品有無質量問題。而向來被朝鮮視為邊防重地、與清朝接壤的地方,在正祖時期也得到了開發。如一直作為天險處于未開發狀态的“廢四郡”地區(鴨綠江上遊邊境),于1793年開始允許百姓開墾入住。
文化達到“真景”巅峰
這一時期,朝鮮一方面“北學”于清朝,一方面産生了文化自信,漸漸發展出自己的固有文化。
正祖本身就很有文化修養。在朝鮮27代君王中,有個人文集的并不多,正祖著有流傳于世的個人文集《弘齋全書》。這部文集可謂鴻篇巨制,共180卷,100冊,内容十分豐富,其中《日得錄》記錄了正祖在經筵等各種政事活動中,與大臣、閣僚、儒生們進行對話,以及對他們下命令的内容。
正祖繼位後開設了奎章閣。奎章閣既是一個藏書的圖書館,又是從事書籍出版的機構,還是學者集中治學和提供政策咨詢的機構。這裡不僅有中國圖書,還有朝鮮圖書,并不斷刊行和收藏新書。通過奎章閣,正祖得以推行他的文化政策。直到今天,奎章閣仍是韓國國學研究的重鎮。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朝鮮的文化空前繁榮,達到“真景文化”的巅峰。“真景”一詞來源于“真景山水畫派”,這一畫派是由畫家鄭敾(音同善)在英祖時期創立的。他擺脫了對中國畫的模仿,開始用自創的手法表現朝鮮的山河、疆土。“真景”由此成為後世對這一文化大發展時期的稱呼。
真景山水畫法還擴展到風俗畫領域。金弘道是一位民俗畫大家,他的作品主要表現春耕秋收的農民、打鐵的匠人等庶民生活。另一位風俗畫大家申潤福的作品則描繪蕩秋千的女人、在河邊洗衣的婦人、賣酒女郎、調戲她們的酒客等。他甚至還畫一些情色場面,以藝術的手法直接沖擊已經僵化了的朝鮮儒教文化。
在書法上,朝鮮也有了自己的字體。在很長一段時期裡,由于受到排清尊明意識的影響,朝鮮書法在明的基礎上沒有任何進步,但随着“北學”興起,清代的書法藝術傳入朝鮮,朝鮮書法家學習所長,創立了“東國真體”。
代表人物之一的金正喜,出生望族,很有才氣。相傳,“北學”代表人物樸齊家看到他的字後,決定将他收入門下。金正喜繼承了老師“吸收外物而善己”的“北學”思想。1809年,20多歲的金正喜随做使節的父親一起前往北京,見到了清朝的金石大家翁方綱和阮元,欣然求教。翁方綱當時已經70多歲,是北京學術界的元老。他見到金正喜多才,稱贊他“經術文章,海東第一”。阮元則給金正喜起了一個雅号——“阮堂”。日本當代學者藤塚明直評價他們三人的會面是“中韓文化交流的曆史性事件”。
金正喜通過與翁方綱、阮元等人的交流,吸收了清代考據學的精髓,在經學、金石學、繪畫、音韻、天算、地理學等方面,都有所成就,甚至被清代的學者稱贊為“海東第一通儒”。
在書法方面,金正喜學習了翁方綱的書法,他溯之而上,學習趙孟頫、蘇東坡、顔真卿的書法,再溯之而上,認識到漢魏的隸書體現了書法的根本,因而勤學苦練、認真模仿。在此基礎上,他創造出拙樸清高的“秋史體”,确立了在韓國書法界的獨特地位。
18世紀的中國,正值康乾盛世。同一時期,朝鮮在中國的影響下,也迎來了一個文化最燦爛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