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畫像石拓片，大禹像（FOTOE供圖）武漢漢陽江灘公園大禹神話園裡的“大禹治水”系列群雕想象一幅裂開的畫卷，把每個分離部分的邊緣重新塗抹為新的畫面，然後把它們疊放在一起，你見到新的圖畫，也能看到曾經的痕迹，若如此往複，也許你見到的畫面，就如同曆史文本中夏禹的叙事呈現在你面前的樣子。
自西周至兩漢的文獻裡，大禹的形象從創世神至夏代的聖王，至半人半獸的天選之人，漸次演變，又相互雜糅。他承載着不同曆史語境下，對于他以及他所開創的“夏”的信仰與闡釋。
大禹“創世”
萬物之初，洪水滔天，蒼穹下沒有大地，禹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他用抛到水裡能不斷膨脹的神土制造土地，既堵塞洪水，又在大地上疏通河流，終于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賜予禹治國安邦的九種大法，由禹做王，監察百姓的德行。
在西周中期發現的青銅盨上，用金文銘刻着類似的文言叙述。雖然至今出土的文獻，無法使人們的目光再穿透更早的曆史，但能夠肯定的是，距今約3000年至2500年前，相似神話的各種零散版本裡，大禹是一位創世的神祇。
依照現有史料，難以斷定在創世神的形象之前，是否存在大禹是人的記述，不過從神話學的角度來看，“大禹治水”卻屬于“動物潛水取土造地”的創世神話類型中的一個變體。這種故事類型産生的原因衆說不一，山東大學民俗學研究所的劉宗迪教授認為，因科學家證明史前曾多次發生洪水，先民的洪水記憶是創世神話的基礎，黃河流域産生的禹的神話也不例外。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呂微在《神話何為》一書中介紹，若将人物與地點等專名抽離，在世界範圍内，所有這個類型中的故事幾乎都指向同一個故事原型：
當初世界隻有一片原水，沒有陸地，造物者和他的夥伴在水面上無處落腳。造物者讓動物進入水中取土造地。動物相繼入水，卻先後失敗，最後一個才銜着一小塊土上來。這是塊會生長不息的泥土，造物者把它放在水面上，最終長成了大地。而潛水撈泥者隻把部分泥土交給造物者，自己私藏了一塊，因為泥土會長大，藏不住，被造物者發現。私藏的泥土撒在已經造成的平坦大地上，形成了山谷或沼澤等不平之地。造物者将偷竊的潛水撈泥者罰入地底的深淵。因大地很大，造物者的眼睛已望不到邊，就派人繞着新創造的大地走一圈，查看大地的規模。
而在青銅盨上的神話裡，禹替代了潛水撈泥的動物，但這個故事并不完整，沒有出現偷取神土的角色。其他神話版本中，傳說中禹的父親鲧承擔了這個角色。《山海經·海内經》中記述，鲧在禹之前，沒有等待天帝的命令，先偷了具有神力的息壤堵塞洪水，天帝命令祝融在羽郊外殺死鲧。鲧從腹中生下禹。天帝于是令禹來布土，終于平定九州大地。
比照同一故事類型下的其他故事，學界認為，鲧沒有等待天帝命令的真正原因，可能正是他未全部上交息壤。而圍繞鲧的罪行，鲧禹神話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樣貌，反映出先人看待世界的觀念的轉變。
“在原始神話裡，世界的創造總是某種偶然性事件的結果。鲧禹神話中，鲧竊息壤并且擾亂了天帝的創世程序，導緻創世的不完滿，所強調的正是鲧越軌行為的偶然性。”呂微在書中認為，這種與倫理無關的偶然性在《尚書·洪範》的版本中已變為道德上的錯誤，鲧阻塞洪水，亂了五行，天帝一怒之下，沒有傳給他治國大法，治國的綱常由此受到破壞。“鲧成了道德上的千古罪人，鲧禹神話朝向曆史化、理性化轉換。”
這種轉換并非一蹴而就的“變臉”。神話分化的初始不可考，但能肯定的是，兩種版本曾長期并行不悖。寫于戰國初年的《天問》中，屈原見到的故事更為豐富：衆人推舉鲧治水，鲧聽了鸱龜的話，偷取息壤，治水将成時，被流放羽山。禹承父志，在應龍的幫助下，填深淵、墊平地，放穩九州，掘成川谷，計算東西南北的長度，安置天帝的下都昆侖山。
“同為治水，天帝為何要懲罰他？”屈原向天發問，“既然鲧由衆人推舉，為何不先讓他試着去做？”呂微在書中分析，屈原的猶疑正源于道德叙事的框架下，面對非倫理的神話版本的矛盾态度，“可以斷定，截至戰國初年，鲧禹故事的兩種版本依然保持着均勢的傳承格局”。
雖然禹的原型不可考，禹的神話樣貌流變，後世對禹的崇拜和信仰卻貫穿始終。《詩經》等周人的文獻裡，大量出現“禹迹”“禹績”的詞彙。曆史學家顧颉剛曾發現，商周的統治者祭祀大禹，認定自己的領土源自大禹之手，“西周中期，大禹是山川之神，後來有了社稷，又為社神”。神話經曆了曆史化之後，創世神大禹演變成為夏代的聖王，即夏禹。
夏禹與禅讓之争
堯舜時洪水暴發，群臣舉薦鲧，九年治水未成，遭舜誅殺，又啟用禹，禹帶着群臣、百姓伐樹、開山。他在地上行走乘車，在水中行走乘船，在泥沼中行走就乘木橇，在山路上路上行走，就穿上帶鐵齒的鞋。他左手拿着準和繩，右手拿着規和矩，還裝着測四時定方向的儀器，開發九州土地，疏導河道，修治大湖，測量大山。從此九州統一，四境之内都可居住，四海之内的諸侯來京城會盟和朝觐。
這是《史記·夏本紀》中的大禹治水，已是另一番情形。“神話中的原始大水被置換為堯舜時代一場現實的水患災難，天帝被置換為賢君堯、舜，具有神性的鲧禹被置換為堯、舜的臣僚。創世者命令動物神潛水撈泥被置換為君臣在朝堂上讨論治水人選，而潛水造地則被置換為鲧、禹父子相繼的治水事業。”呂微寫到。伴随國家形态的演進、政治統治的需要，曆史化的版本最終占據主流。“一則創世神話被轉述為一則古代曆史的傳說。”
治水方式首先發生變化。“戰國時，人們為防止水患，就采取築堤的辦法，為利便交通，盛行農業，又盛行疏水灌溉的辦法。築堤的害處多而利益少，疏水灌溉則有利而無弊端。”顧颉剛發現，戰國時期的典籍裡，鲧的失敗被越來越多地歸于堵塞的方法，用息壤填土漸從大禹的身上消失，疏導的方式成為大禹的功績。而《史記》中寫道：“禹傷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沒有神奇的息壤，也沒有《天問》裡的神龍相助，《莊子·天下篇》形容大禹累得小腿無肉，不生汗毛。一個戰戰兢兢、事必躬親的大禹形象躍然紙上。
借助夏禹的形象，先秦諸子闡發自己的政治觀念。專門研究大禹傳說的黑龍江大學文學院講師楊棟表示，“描繪大禹的辛勞形象，是對辛勞為民精神的贊揚，體現的是諸子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背後，是要塑造大禹與夏王朝創始人相符的聖王形象，作為“德”的載體，垂範後世。于禹個人，舜任用禹治水，是因他一言一行都合乎法度，“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于禹的功績，神話中創世者在造地成功後巡視、步測大地，轉換為大禹規劃、制訂九州中國的行政區域、貢賦标準的過程。司馬遷說，“自虞、夏時，貢賦備矣”。
先秦諸子除看重禹的功績，舜、禹、啟代際間的禅讓問題，也在他們當中産生過最為激烈的争論。舜以禹的德行，把帝位禅讓給禹，但禹将位子傳給兒子啟，終結了禅讓制。孔子将其視為上古社會由“大同之世”轉入“小康之世”的轉折點，“大道既隐，天下為家”。
而在司馬遷的版本中，舜逝世後，服完三年喪，禹為把帝位讓給舜的兒子商均，躲避到陽城。但天下諸侯都來朝拜禹，禹才繼承了帝位。禹登基十年後去世，把天下交給益。服喪三年後，益用類似的流程，把帝位讓給啟，自己躲到箕山。但諸侯因啟的賢德，都離開益而朝拜啟，于是啟即天子位。
司馬遷是承接《孟子》的思路，用啟的賢德調和此間的沖突。然而，先秦諸子中卻還有截然相反的說法。寫于戰國時代的古本《竹書紀年》有言，“益幹啟位，啟殺之”，賢德背後是血淋淋的權力之争。甚至韓非在《韓非子·說疑》中直接攻擊禅讓制本身，“舜逼堯，禹逼舜，人臣弑其君者也”。
“《孟子》等戰國文獻強調啟之‘賢’，是戰國時期尚賢思想的極度勃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曾在《啟、益之争與禅讓的實質》中分析“尚賢”思想的社會根源，“它是由世襲社會向選舉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從根本上講，以‘尚賢’為總基調的‘禅讓’是‘不在其位’的知識階層企圖以‘和平演變’方式獲取權力的捷徑。”
不過，當受禅讓制的感召而親力親為的燕王哙卻使燕國慘遭大亂，反對之聲由此而來。而秦漢“大一統”後，曆史語境變遷，夏禹的樣貌也随之轉變。
禹成白帝精
随着神話的曆史化，戰國末期的《帝系》中，大禹作為人王，已不再從鲧腹中出生，而是被安放進神聖的世系之中。鲧仍是他的父親，而鲧的父親是黃帝的孫子颛顼。但漢代的緯書《尚書帝命驗》裡，一位名叫修紀的女性走在山間，看到流星穿過昴星，感到全身戰栗，随後生下了白帝精的化身，也就是禹。
一位有父的人又成為一位無父的神。世系中的大禹是知識階層憑着史學的自覺，對古史傳說進行加工、整合的産物，而感孕而生則是一種古老的神話結構。“先接觸某物而意有所感，之後神奇孕育，最後誕下始祖聖王。”據楊棟講，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它反映了人類早期母系氏族社會隻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婚姻形态。但《尚書帝命驗》裡的神話，卻不是漢人觀念的“複古”，也不單是上古神話遺存的片段，“緯書中的感生神話是要通過神話的邏輯順序、性質要素與五德終始說的配合，賦予帝王君權神授的權威性和神秘性。”
《尚書帝命驗》裡禹的誕生是漢人編織出的一段“符碼”。被流星穿過的昴星是二十八星宿之一，五行屬金。而楊棟介紹，很多聖王、聖人、人王在緯書裡都是感孕而生。“緯書中的感生神話有很強的系統性，這一系統多受東漢劉歆的‘五德終始說’支配。堯為火德，舜為土德，禹為金德。”
這種将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與朝代相對應，解釋朝代更疊的做法，始于戰國時的陰陽家鄒衍。他發明以“以五行相勝”為動力的“五德終始說”，每個朝代的開創者都受命于天，具備五德中的一德，而朝代更疊的原因是，後朝的德勝過前朝的德。後世的統治者希望借此學說，為自己的統治提供一個理論依據。而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詩》《書》等儒家經典被奉為“經”，儒生對經的解釋便是“緯”。在西漢中後期至整個東漢的緯書裡，通過把經義的解釋與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之論相摻和，漢朝的統治者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夏禹所屬的德便是在這一體系下演算出的結果，與他本身已無甚關聯。戰國前鄒衍的“五德始終說”裡，依據“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的法則，禹屬木德。然而，在“革命”年代受寵的“五行相勝”，到了“和平”年代卻遭到統治者厭棄，主動權在手，具有讓賢性質的“五行相生”得到青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總結道，“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經過他與後世劉歆的改造，禹方屬金德。
禹的形象與夏的内涵有所疏離，但緯書中為表現大禹的神性和天人的感應，用異相、受命、祥瑞等方式描繪大禹，使他的事迹繁複如神幻小說。楊棟告訴本刊，緯書承接戰國時期文獻中“聖人異表”的表現方式，把禹描繪成半人半獸的形象。《尚書中候·考河命》中的禹高九尺九寸，懷抱玉鬥，頭戴鈎钤，腳踩飾以文彩的鞋子，虎鼻大口，兩個耳朵有三漏，“是謂大通”，能通曉一切。而其中這樣描繪舜禅讓禹時的場景：
八風修通，慶雲叢聚。蟠龍奮迅于厥藏，蛟龍踴躍于厥淵，龜鼈鹹出厥穴，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于河，如堯所行，至于下稷。容光休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置于壇畔，赤文綠錯，其文曰：“禅于夏後，天下康昌。”
漢亡之後，董仲舒的“三統論”綿延後世，夏脫離禹，作為“黑統”代表的一套正朔、服色、禮樂體系，構成儒生闡釋三代的标準框架。而“造神”運動結束後，谶緯之說消亡，緯書遺散殆盡，禹的神異形象在後世史著、志怪小說和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裡流傳。
（感謝祝鵬程、陳侃理、朱佳藝、賴婷對本文的大力幫助。參考資料：《神話何為——神聖叙事的傳承與闡釋》，呂微著；《神話與曆史：大禹傳說研究》，楊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