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深圳市人口超過2000萬，道路裡程超過6000公裡，地鐵通車裡程297公裡，100米以上的摩天大樓近1000棟，實現100%城市化。鵬城深圳的勃興，是40年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曆史見證。
1979年，特區成立前的深圳鎮隻有“豬仔街”“魚仔街”兩條小巷和一條200米長的小街，全寶安縣人口僅33萬，最高樓隻有3層；今天，深圳市人口超過2000萬，道路裡程超過6000公裡，地鐵通車裡程297公裡，100米以上的摩天大樓近1000棟，實現100%城市化。
特區建立前，深圳農民一天收入不超過1元，人均GDP隻有606元。如今，深圳人均GDP突破18萬元，在内地各大中城市高居第一，是全國平均水平3倍多；進出口總額高達2.8萬億元，占全國1/10左右；出口額連續25年居内地城市第一。與當年的“逃港潮”形成鮮明對比，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如今選擇在深圳創業定居……
是什麼造就了深圳？是什麼具有如此的魔力？是什麼釋放了巨大的生産力？是改革開放。向來“苛刻”的英國《經濟學人》對深圳不吝贊美之詞：“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最引人矚目的實踐是經濟特區。全世界超過4000個經濟特區，頭号成功典範莫過于‘深圳奇迹’。”“就是要到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的地方，現場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将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
2012年1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後首次離京考察就選擇廣東，首站即來到深圳前海。“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在這裡，習近平總書記向世人宣示了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的堅定信念。
走上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向中央打報告，希望中央能根據廣東緊靠港澳，華僑衆多的特點，給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頭建立出口加工區，要求“第一個吃螃蟹”。這一設想得到了鄧小平的大力支持，鄧小平審時度勢，創造性地提出建立特區。鄧小平說：“可以劃出一塊地方，就叫做特區。陝甘甯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3月5日，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省寶安縣改設為深圳市，把靠近香港的深圳鎮作為城市的名字。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準設置經濟特區，并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暫行條例》，經濟特區在中國正式誕生。
經濟特區的嘗試率先在深圳南頭半島一端的蛇口工業區僅2.14平方公裡的土地上開始。建港填海的“開山炮”率先在蛇口炸響，誕生于晚清洋務運動中的百年招商局，創辦了第一個出口工業加工區。1980年1月，蛇口還向世界發出投資邀請，正式招商引資。
分配制度、管理體制、幹部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工資制度、住房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都始于蛇口。1981年，蛇口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這個巨型口号标語牌矗立在了蛇口工業區最顯眼的地方。在經濟觀念和時間效率觀念薄弱的20世紀80年代，不啻于“沖破思想禁锢的第一聲春雷”，這一口号還出現在35周年國慶遊行的彩車上，傳遍神州大地。
在蛇口順岸式碼頭建設初期，采用平均分配原則，工人們每人每天隻能運泥20至30車，中午就躲在汽車底下睡覺。後來試着改為定額超産獎勵制度，多運一車泥，獎勵4分錢，這下每人每天能運80至90車。受“4分錢獎金”的啟發，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勞動工資制度改革，實行超産獎勵制度，激發生産者的積極性；率先取消住房分配制度，實行職工住房商品化，促進了人們的自由流動，自主擇業；率先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實行聘用制，幹部能上能下。
繼蛇口工業區之後，羅湖區大規模的城市開發和建設全面鋪開。1985年上半年，羅湖城區已建起60棟18層以上的高層樓宇，當年底竣工的國貿大廈，更是以“三天一層樓”刷新了中國建築史上的新紀錄，成為“深圳速度”的象征。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選擇深圳創業，就源于1987年深圳出台明晰了民營企業産權的文件。如今，他把華為總部基地永遠設在深圳。
1999年深圳首屆高交會，28歲的馬化騰獲得了融資220萬美元，騰訊公司就此騰飛，2012年全年營收438億元，2017年達到2377億元，2018年微信全球用戶突破10億。
衆多企業在深圳創造了奇迹。25.6公裡長的深南大道，見證着深圳的光榮夢想：1980年，第一段修通的深南大道全長僅2.1公裡，7米寬的路隻夠兩輛車并行，但這是當時特區最長的路；如今深南大道兩側，平安國際金融中心、招商銀行總部、騰訊大廈……一路高樓林立，鱗次栉比，華燈璀璨，流光溢彩，展示着深圳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越走越寬。
探索一條緻富路
鄧小平同志在上世紀80年代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标。”20世紀80年代，黨中央決定創辦深圳經濟特區，“就是要求深圳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先行一步，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複興、人民幸福探索新路”、深圳發展的每一步，都凝聚了一代又一代特區人的心血與奮鬥。
從深圳南嶺村向南眺望可以見到百年羅湖橋，羅湖橋下深圳河滾滾彙入伶仃洋，見證着深圳百年來的變遷。改革開放前的南嶺村是寶安縣一個僅有百餘戶居民的小村莊，生産靠貸款、糧食靠返銷、生活靠救濟，當年這裡的生活和一江之隔的香港生活可謂是天壤之别，甚至發生過窮怕了的村民“逃港”事件，逃港村民中甚至還包括南嶺村黨支部副書記張偉基的妻子，當年，他們的兒子、現在的南嶺村社區黨委書記張育彪隻有5歲。
深圳特區建設開始後，張偉基每天帶着村民去當地最高檔的酒店蹲守，尋找與港商合作的機會。最終，率先引進了深圳最早的一批内聯企業——南和電子廠和華南電子廠。他向村民承諾“還不起我來還”，拍闆貸款170萬元辦起了工廠，兩年後成本收回。1983年，南嶺村四個生産隊合并，成立了村委會。張偉基率先提出“一張白紙投票”的匿名選舉方式，成為基層民主自治的最早嘗試。1984年，南嶺村率先探索農村股份合作制，當年就實行了股份分紅。當時，中國大多數農村才剛剛推廣“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同年，南嶺村率先辦起村醫院，實行統籌醫療，工廠裡的外來務工者每人每月交2元統籌醫療費，在村醫院看病不用花錢。1986年，南嶺村建起了第一個工業區，實現了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飛躍。到1991年底，南嶺村人均集體分紅超過1萬元。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後，張偉基帶領南嶺村先後建成4個工業區，引進國内外十多家高新技術企業，推動第三産業快速發展，逐漸發展起工業、旅遊業、商貿業齊全的村集體經濟。1994年，深圳頒布《深圳經濟特區股份合作公司條例》，南嶺村成立股份合作公司，村裡的部分集體資産轉為村民的個人股權，村民人人持股，年年分紅。
從2015年開始，南嶺村斥資3億元設立起國内首個村集體經濟的創投基金，由老舊工業廠房改建的1983創意小鎮也正式投入運營，2017年，與英國牛津大學合作設立的南嶺牛津生物醫學（中國）研究院，南嶺村占60%股權。如今任南嶺村社區黨委書記的張育彪雄心勃勃，“未來培育一至兩家南嶺村控股的優質上市公司，還要打造屬于自己的金融平台，帶着村民去敲鐘上市。”
南嶺村的緻富曆程，是深圳發展的縮影。
深圳的“闖勁”一如既往
近40年裡，深圳創出約一千個“第一”。黨的十八大後，201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開展商事制度改革，這一改革也在全國推開，創新創業的市場活力空前迸發。2018年2月，深圳又出台營商環境改革“20條”。對标新加坡和香港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以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價體系為參照，其中126個政策點均是通過強有力的改革來營造更加優良的營商環境。
與蛇口相對，位于深圳南頭半島另一端的前海，被稱作“特區中的特區”。5年間，前海從一片灘塗起步，實現跨越式發展。近5年來每年平均誕生超過3萬家企業，成為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先行先試者。“前海模式”累計推出制度創新成果358項，全國首創或領先133項，2017年前海實現稅收收入344.98億元，目前已擁有7家獨角獸企業。
現在的深圳是全球第三大集裝箱港、亞洲最大陸路口岸、中國五大航空港之一，擁有華為、招商、平安、騰訊、萬科、正威、恒大7家世界500強企業，吸引200多家世界500強企業前來投資。
2017年新興産業對經濟增長貢獻50%左右，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為4.13%，接近全球最高的韓國、以色列水平；PCT國際專利占全國的43.1%，連續14年居全國城市第一位。
站在新時代新起點，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提出“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高的目标要求、更有力的舉措推動全面開放，加快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廣東省時要求深圳“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100多年前，由詹天佑擔任顧問修建的廣九鐵路，鳴着長笛的蒸汽機車從這裡跨越羅湖橋通往香港，歲月變遷，滄海桑田，連接深圳到香港的，如今已是風馳電掣的高鐵……深圳依然在改革開放的大道上依然闖勁十足，闊步向前。
2017年11月16日，被譽為“中國科技第一展”的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在深圳會展中心主會場開幕。責任編輯：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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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蛇口組建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中瑞(士)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1982年蛇口第一家中外合資經營進出口商品并收取外币的購物中心開業
1983年蛇口建立第一家日資企業“三洋電機(蛇口)公司
1983年9月25日經國務院批準，蛇口港區正式成為國家對外開放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