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夏之前
讓我們權且做個曆史假想，假若傳說可信，大禹在接受禅讓後面對臣工時，會講些什麼？甚或夏啟代伯益，獲得政權的時候，他會講什麼？按說他們應該會如同西周君主那樣，講講曆史經驗教訓，講講當前形勢，也得講講發展藍圖。如果是禹、是啟，他們會如何總結夏之前的曆史，會怎樣看夏王朝的“國際”政治形勢？
今天的曆史學家已經無法從文獻中獲得這樣的就職演說和夏人對重大曆史所作的總結了。要對夏之前的社會與政治格局進行概括，目前隻能依據考古學家通過物質文化遺存粗疏勾勒。
若以公元前3000年為上限，在長江、黃河中下遊的廣大地理舞台内觀察夏代興起之前的社會格局，就能夠看出社會在整體加速度發展，夏的出現，也絕非偶然。
公元前3000年前後，整個黃河中、下遊地區是一個以種植粟、黍和水稻為基礎的多品種作物種植經濟的農業社會。在相對穩定的經濟支持下，這個社會的人口在緩慢增長，城邑興建逐漸開始在中原和海岱地區流行起來。緩慢但已經出現變化的黃河中下遊地區，整體上已經出現了明确的分化現象——有的遺址内出現了數百平方米大的超大型房屋；有的遺址内出現了能夠擁有比别人更多随葬品的“首領”或者“長老”。但是整體上來看，這樣的社會分化程度仍然有限。黃河中遊地區，大規模築城的浪潮還沒有開始，村落的階層分化，滿足于房址與墓葬規模的大小，奢侈品的使用在黃河中遊并不流行。但這個被考古學家稱為“廟底溝文化”的文化共同體，也在努力向未知世界探索擴張。他們攜帶着自己對花瓣彩陶的審美，走西口，出關隴，向北遠足到河套地區，向西擴展到渭河上遊。
黃河下遊的海岱地區似乎在這時領先一步，大型墓葬中以精美玉器、大量的豬下颌骨所代表的經濟支配能力和豐富的酒器所體現出的糧食富足，顯示出其社會經濟的發達，導緻了階層分化的具象更加明顯。
中原地區這一時期的村鎮長老，或許想象不到同時期遠在長江流域的“外省人”是怎樣過日子的。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後，社會階層的迅猛分化，已經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展開。到公元前3000年前後，以良渚和石家河文化為代表長江下遊，已經有了深厚的地區曆史積澱，成為當時改革開放的獲益人，他們在當時已經領先黃河流域進入了一個新的社會階段。
良渚社會發達的基礎，是長江流域為中心的南方地區高度發達的稻作農業生産，這種農業經濟的特點表現為“飯稻羹魚”，即以大規模種植水稻為主的稻作農業和以漁獵業為主的獲取動物資源的生業活動。在良渚遺址群一處被焚毀的“糧倉”中，甚至發現了數十萬斤的炭化稻谷。良渚社會最令人驚歎的是，以水壩、城市和大型宮殿建築為代表的大型工程，這些工程反映了良渚社會的控制調動能力。良渚社會有着分工精細、技術發達的手工業生産。在發達的稻作農業經濟的支持下，良渚社會擁有精美漆器、玉石器的生産，但這些手工業的生産、原料的來源與産品的分配、流通，全部為貴族所壟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良渚社會的高度分層化結構。良渚社會玉器紋樣具有高度的一緻性，神人面圖像幾乎是良渚文化社會玉器紋樣的共有母題，反映出良渚社會具有高度一緻的宗教信仰，折射出存在一個權力中心。從環太湖區域的同時期遺址分布來看，良渚文化具有覆蓋整個社會的控制網絡，應該是成熟穩定的區域性國家文明形态——這種區域性政體已經進入了文明社會階段。
同樣現象也見于長江中遊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早期。最新考古發現證明，從相當于良渚晚期階段開始，長江中遊地區的江漢平原、澧陽平原分别存在着一個以石家河城址、城頭山城址為代表的城址群，展現出與良渚社會近似的文明演進的模式。
長江中下遊地區的社會，共同特征是建立在自然環境較好的基礎上，社會分層化的程度高，社會生活發展起了一套複雜的等級表征系統，聚落之間和聚落群之間呈現出清晰的等級秩序，反映社群的分化，為了維護這種等級秩序，宗教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學的趙輝教授把這樣的社會總結為中國文明起源的“南方模式”。
然而，到公元前2300年前後，輝煌燦爛的良渚社會、屈家嶺－石家河社會在繁盛了1000年以後，不約而同地走向了衰落。良渚古城在此時被廢棄，原本繁榮的長江中下遊地區社會發展陷入停滞。長江中遊地區雖不如良渚社會那樣斷崖式的衰落，但城址數量較屈家嶺時期明顯開始減少。在長江中遊到長江下遊的廣大區域内，社會的停滞和衰落如此同步，以至于無法用資源枯竭或者經濟崩潰的理論去給予解釋。有環境考古學家給出了長江流域社會倒退的原因，可能和氣候變化造成降雨激增、洪水肆虐造成的人員遷徙有關系。
也就是在長江流域文明全面衰退的同時，中原和北方地區的社會後來居上，開始新一輪的文明化發展。
2.張家港東山村墓地90号墓一角（周潤墾供圖）
3.良渚古城及外圍水利系統結構圖（王甯遠供圖）
斜靠在陶寺遺址中期王墓墓壁上的石钺（何努供圖）
含山淩家灘23号墓全景俯視（朔知供圖）在黃河中遊的中原地區和海岱地區，這一時期掀起了築城的高潮。數十座城址在這一時期如雨後春筍般突然出現，城址之間保持有一定的距離，城址内部往往存在人頭奠基、人牲人殉，戰争和暴力似乎在當時的中原與海岱是社會常态，體現出了社會的動蕩與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社會族群間激烈的矛盾和沖突。
中原和北方地區，從仰韶時期就已經開始的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進一步發展，雖然仍以粟、黍兩種小米和水稻為主，但在這時先後出現了小麥和大豆等農作物品種；家畜飼養的品種也日趨多元化，特别是新增加了黃牛和綿羊，豐富了蛋白質與皮毛資源的來源。古DNA研究結果表明，黃牛和綿羊均來自于西亞。新的物種出現并逐步得到普及，反映了黃河中遊地區農業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大大增加。單一品種作物種植帶來的因天災絕收的危險，在多品種作物種植經濟體系内，被最大限度地克服。中原與海岱地區穩步提升的農業經濟實力，為社會的加速發展提供了保障。
同一時期，包括中原地區、西北地區以及長城沿線的中國北方廣大區域普遍出現了紅銅制品，銅礦石和其他共生礦混合冶煉加工制作的銅合金制品雖然還有如星星之火，但已經顯露出要在新時代的燎原之勢。
從自然環境來看，黃河中遊的生态和物産顯然不如長江中下遊魚米之鄉富庶，中原地區突然性的築城和驟然增多的沖突，顯示出社會分化程度普遍較低，缺乏等級表征系統，社會矛盾的尖銳和新的社會秩序的建立。常常可見的沖突和暴力現象，更多地體現在聚落間和聚落群之間。趙輝将這種現象總結為文明起源的“北方模式”。中原地區的社會文明化雖以“北方模式”為基礎，卻也顯示出不斷汲取周圍社會重要成就的樣态。
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出，南北兩大區域，在長達1000多年的時間内，展現了完全不同的社會發展樣态和社會發展道路。早在上世紀90年代，蘇秉琦先生依據當時還不多的材料，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的“滿天星鬥”學說，以及裂變、融合與碰撞三種文明起源的模式。而他的學生，嚴文明先生則以“重疊花瓣”式的闡釋結構，分析了中原地區成為文明要素輻辏之地，并最終率先進入了國家階段的原因。
無論是蘇秉琦還是嚴文明，不約而同地發現，這種在多地紛紛而起、此起彼伏的社會變革，催生了若幹個區域政治實體。借助傳統文獻所記載的“天下萬國”的描述，他們将這時的社會稱為“古國階段”。這或許是一種比較模糊的說法，但若我們将視野放得更長遠一些，在戰國時期成書僞托于夏王朝文獻的《禹貢》中，對上古社會天下觀的地理格局劃分，竟然與“滿天星鬥”或者“重瓣花朵”式的考古學文化格局有着驚人的重合。這不能不使人懷疑，這種認識，可能有悠久的曆史積澱，反映了中原人群長期以來固有的政治格局和地理版圖觀念。
我們不知道夏人會怎樣稱呼他們的遠親近鄰，但如果大禹、夏啟要發表施政演說，或者做重大曆史問題的總結，他們所能看到的夏代，大體就是從這樣一個“世界秩序”中慢慢生發和整合出來的。這正是夏興起之前，中國長江、黃河中下遊的曆史圖景。
當夏之時
夏王朝不是現代政治學意義下的疆域國家，類似“國境線”“邊境”之類的概念在上古中國是不存在的。文獻中對夏王朝的控制區域主要是通過夏族的活動範圍間接表現的。
與商代和周代相比，夏代的疆域不大，甚至可以說很小。從文獻的記載看，夏王朝的範圍大體以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地區為中心，勢力範圍可能影響到了山西南部和山東西部地區。考古學家通過考古學物質文化的差異，可以總結考古學語境下文化的空間分布範圍。簡單來說，若将河南龍山文化視為夏代早期、二裡頭文化視為夏代晚期，夏代的活動空間，是略有差别的。
河南龍山文化的分布範圍，大體包括了今河南全境，魯西南、皖北地區能看到河南龍山文化的影響力。到了二裡頭文化時期，但二裡頭文化的分布區較河南龍山文化分布範圍有所減小，在東、北方向，豫東北和豫東地區基本已經是二裡頭文化影響的極限；在南方，今天的駐馬店到南陽盆地是二裡頭文化分布的南部邊緣；在西南，似乎有部分二裡頭文化由南陽盆地溯漢水而上，到達了商洛一帶；在西方，二裡頭文化似乎未能大範圍越過三門峽進入關中，在關中東部僅有星星點點的分布；在西北方，二裡頭的控制範圍大體以黃河為界。但是二裡頭文化的影響力在晉南、鄂北和皖北地區仍然不能低估，很可能有二裡頭人曾對這些地區有強烈的影響，但并未直接控制。
除了夏代晚期的都城斟鄩——二裡頭外，按照文獻記載，夏代早期都城還有陽翟（今河南禹州）、陽城（今河南登封）、帝丘（今河南濮陽）、夏邑、原（今河南濟源）、老丘（今河南陳留）、西河（今河南安陽内黃一帶）等。但目前大部分都沒有符合記載年代的城址與相關遺存。從考古發現來說，隻有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崗、新密新砦可能與早期夏代都城有關。
由于陶寺遺址的中晚期階段進入了文獻記載的夏王朝紀年範圍，所以對陶寺遺址的性質學術界有截然不同的兩類認識。一種認識是陶寺是堯所都的平陽城；一種認識是，陶寺遺址就是夏代都城或夏代建立前的都城。但陶寺遺址在相當于夏晚期時，卻未發現任何二裡頭文化的遺存。若陶寺遺址是夏代早期都城，在夏代晚期卻沒有夏人往來交流甚至是來祖地祭拜，未免是一種難以圓通的假說。
文獻記載有“禹都陽城”之說，曆代考證大體認為陽城在登封。所以，王城崗大城被學術界多認為可能就是文獻記載中的“陽城”。新密新砦遺址南側由雙洎河作為天然屏障，其餘三面由内外三重壕溝防護，有學者認為這就是後羿代夏前後夏代的某個都城。
二裡頭遺址本身，是已知東亞地區最大的都邑聚落，也是當時中原地區經濟、文化水平最為發達的都城。與二裡頭遺址時代相同，在二裡頭文化的分布範圍内諸如新鄭望京樓、鄭州東趙、荥陽大師姑、平頂山蒲城店、方城平高台、駐馬店楊莊等城邑，可以視作是夏代晚期的地方城邑、軍事藩鎮或是夏代晚期諸如昆吾國、葛國、觀國、顧國等國族的都城。
有夏之鄰
夏王朝的疆域範圍不大，同時期的夏王朝鄰境分布着其他多個考古學文化所代表的實體人群或國族。這些考古學文化實體，有的與文獻記載的夏代古族、古國有能夠契合的曆史影像，有的已經無法探究族裔。由于夏王朝的疆域在變化，它的鄰居也在分分合合中前行成長，所以夏代早期和夏代晚期的鄰居，也有所不同。
相當于夏代早期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長江中遊和黃河中下遊地區自龍山時代早期開始的築城高潮逐漸走向了尾聲，各地城址總量開始減少，城邑本身也初露敗相。這種現象，與文獻記載的，從夏代以前的“天下萬國”逐漸走向世襲制夏王朝前期的攻伐整合的傳說，有暗自契合之處。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長江黃河與西遼河考古學文化年表
夏王朝早期的東鄰，按文獻記載，是生活在海岱地區的夷人。從考古學角度來說，是典型龍山文化晚期的各類遺存。此時已是龍山文化的衰落期，但在龍山文化早中期修築的城址很多還在沿用。
江漢平原，原是石家河文化分布範圍。但從考古學文化角度觀察，這一時期北方的河南龍山文化向南強勢擴張，造成了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密集的江漢平原城址群，在這一時期相繼廢棄。江漢平原進入了後石家河文化時代。也恰在此時，廢棄的石家河城址内的譚家嶺、肖家屋脊等地點的甕棺葬内，發現了數百件精美的玉器，說明這裡仍然存在着高等級的貴族。來自河南的河南龍山文化強勢南下，江漢平原土著的石家河文化凋零敗落，一興一廢的時間節點同時。這種文化上的巨變現象，與文獻傳說的“禹征三苗”多少有些合拍附節。
在長江下遊，長三角地區盛極一時的良渚文化已經衰敗，繼之而起的廣富林·錢山漾文化無論在文明發達程度、聚落數量還是聚邑規模上都無法企及良渚文化。
在遙遠的西南方，由于環境條件的改善，在今天成都平原的西部邊緣，出現了一場築城的高潮。在南起大邑、北到廣漢的空間範圍内，幾乎同時出現了8座城址。其中最大的新津寶墩城，内外兩重城垣圍合面積近280萬平方米。但似乎這時的長江上遊人還沒有和夏王朝發生交往。
在古黃河北岸，在考古學角度，是後崗二期文化的分布範圍；在文獻中，是韋、顧、昆吾等幾個國族的治所。截至目前，在豫北地區的溫縣、博愛、濮陽等地相繼發現了這一時期的城址。向北越過古黃河，今天的河北南部卻尚未發現同時期的城邑。再向北，從今天的邢台以北，直至北京南部的拒馬河以南的廣大範圍内，這一時期的考古發現寥寥，考古學家甚至尚難對這一地區的夏代早期考古學文化進行總結。
再向北的燕山南北直到張家口地區，是一支被稱為“雪山二期文化”的當地龍山時期考古學文化，但迄今為止僅發現了一些面積較小的村落遺址，沒有發現地區中心性的聚落。簡言之，這裡的居民，生活在遠方，與夏代早期似乎沒有直接聯系，而且經濟和文化發展程度比較低。
在太行山以西，由于地理單元的阻隔，在今天山西境内是一個個分布在小盆地中的區域性考古學文化。除了陶寺遺址和绛縣周家莊遺址為中心的多層級社會結構之外，同時期的山西中南部地區，社會的發達程度仍然較低。
在黃河以西的關中地區，文獻記載是有扈氏的控制地。從考古學角度來說，相當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關中地區的代表性考古學文化是客省莊二期文化。但這時的關中，尚未從龍山以來的文化衰落期中恢複元氣。
在關中和晉中以北的今陝西延安、榆林和山西省的朔州、忻州、呂梁，這一時期文化突然蓬勃發展。南流黃河兩岸的陝北到晉北廣闊區域内，遺址數量激增數十倍，驟然出現了以延安蘆山峁、神木石峁、榆林寨峁梁、佳縣石摞摞山、興縣碧村等為代表的多座大型石構城址。這些城址雖然大小有别，但聚落的布局似乎有統一的規劃設計，呈現出模式化特點。這種貫徹在大小聚落中的一緻性，至今在其他文明區内尚未發現。這些聚落的人群，似乎同源，都可以歸屬為石峁·新華文化之中。他們對南方的陶寺文化區，有着強大的壓迫和影響力。甚至于陶寺城址的衰落與動蕩，也與這一人群有關。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他們似乎與早期夏王朝之間沒有發生直接的聯系或沖突。
在關中以西的甘青地區，是繼承了馬家窯文化的齊家文化的分布區。這支考古學文化能夠自行生産銅器，且與中原地區的夏王朝有着近乎相同的禮制追求，都以大型片狀的玉器作為儀仗禮制象征。但齊家社會沒有能發展出大型的城邑聚落。
到了相當于夏代晚期的二裡頭文化時，夏王朝的鄰邦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鄰邦也似乎也并非都與夏保持友好。
在東方，龍山文化徹底衰敗，新興起的嶽石文化無論遺址數量還是發達程度都遠不及之前的龍山文化晚期。原本多達20餘處城址的海岱地區，在嶽石文化時期僅剩下了章丘城子崖、臨淄桐林、鄒平丁公等幾座。這些城址有的在沿用龍山城址的基礎上，縮小城圈，有的則在原址修築一座小城。以桐林為例，龍山時期的桐林内外兩重圍垣，面積達35萬平方米左右；到了嶽石文化時期，僅剩下一圈圍垣，城址面積也縮減到15萬平方米左右。
來自河南的河南龍山文化強勢南下，江漢平原土著的石家河文化凋零敗落，一興一廢的時間節點同時。這種文化上的巨變現象，與文獻傳說的“禹征三苗”多少有些合拍附節。
在江漢平原，此時異常凋敝，極個别的聚落零零星星出現一些二裡頭文化的因素，有學者認為這可能是夏代晚期夏人短時間長距離突入的遺存。
在長江下遊，錢山漾·廣富林文化被整合成馬橋文化，後者的社會發展程度依然不高。
在成都平原，築城活動在夏代晚期進入了相對平穩的時期，位于廣漢的三星堆遺址逐漸發達，顯現出成為區域中心的潛質。
在北方，下七垣文化在古黃河以北的河北中南部地區興起，在豫北和豫東地區與二裡頭文化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到二裡頭文化的晚期，豫北、豫東地區已經基本上為下七垣文化所控制。但目前發現的下七垣文化遺址，等級都不高，也沒有發現确定的城邑，基本上都是村落。僅有輝縣孟莊城址可能屬于下七垣文化。所發現的鶴壁劉莊與磁縣南城兩處墓地，也顯示其社會組織形态較為平等。下七垣文化已經擁有了小件的青銅工具與兵器，尚未發現有大型的禮器。絕大多數考古學家認為，下七垣文化所代表的人群就是尚未建國的商系人群。
在更北方的燕山南北，夏代晚期時新興起了被稱為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大坨頭文化的考古學文化。這兩支考古學文化與之前的雪山二期文化有密切的親緣關系，但明顯受到來自西方和北方人群的影響。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社會有石構的城址，在東起遼西、西到赤峰的範圍内，有數百座大小不一的石城，但規模都不太大，絕大多數城址面積不到5萬平方米。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人群可以佩戴黃金耳環，擁有小件的青銅器，顯示出他們擁有一定的經濟技術實力。
太行山以西，二裡頭文化的影響力止于上黨盆地與運城盆地。在晉中，當地的土著文化興起，但再也沒有規模宏大的區域中心城邑。晉西南的垣曲盆地和運城盆地南部雖然存在幾座小型的城邑，研究者一般認為是與夏王朝控制中條山地區的銅礦資源與運城的鹽業資源有關。
河套、甘青地區到晉中·關中地區的普遍性衰落在夏晚期已經到來。黃河以西的關中，遺址數量稀少，文化面貌不清，考古學家目前還無法解釋夏代晚期的關中地區遺址數量減少的原因，也無法确定夏代晚期關中地區的文化屬性。在晉北和陝北地區，原來石峁·新華文化分布區已經走過了文化的頂峰，輝煌一時的石峁城址在二裡頭文化時期也已廢棄。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雖然在繼續發展，但似乎顯得後勁不足。
總體來說，夏代晚期，夏王朝以外的社會發展程度總體上都不如夏，除了中原腹心地區的二裡頭文化和遠在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之外，黃河中下遊和長江流域的社會似乎都陷入了停滞乃至倒退的階段。以二裡頭遺址為代表的晚期夏王朝，在當時是整個東方世界文明發展的頂峰代表。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夏王朝的實際控制範圍不大，大體在河南中部和晉南一部
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至二裡頭文化時期中原腹心地區城邑分布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