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收錄的作家T.S.艾略特
《巴黎評論·作家訪談》作家訪談的三種功能
著名的《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系列，中譯本出到了第三冊，收錄包括T.S.艾略特、石黑一雄等在内的16位名家訪談。讀《巴黎評論·作家訪談》，至少能收獲三種“好處”：一、了解作家的一些生平事迹。并不是每一位受訪者都像米蘭·昆德拉那樣，絕口不提個人事迹，而隻談小說的藝術。照我的觀察，在談論個人事迹方面，“垮掉派作家”特别有興趣，比如收錄在第三冊裡的詩人艾倫·金斯堡，“極簡派作家”雷蒙德·卡佛話也不少。二、有些作家，雖然大名如雷貫耳，可事實上我們并沒怎麼讀過。通過他們的訪談，可以形成一種初步印象，幫助我們下定決心去讀他們的大作，抑或仍舊丢在一旁，因此有一種篩選功能。對“沒讀過但不妨裝專家”的人士來說，《巴黎評論·作家訪談》或能提供不少幫助。三、多位名家聚于一冊，形成一幅“群像”。這裡有個小萬神殿，讓人一次性看個夠。通過“群像”，我們還可以交叉比對，知道了在文學理念或别的什麼方面，哪位名家跟哪位名家不對頭，擺在一塊兒，是要打架的。這些都挺有意思。
不過，以上種種，或都不是最重要的。《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的讀者一般都帶着一個更功利也更崇高的目的：希冀從那些名家身上學得一招半式，或寫作的一整個兒秘訣，用于自身，到哪天，也被《巴黎評論》訪問上了。關于這件事，讀者自個兒的挖掘能力固然重要，但也關乎受訪時名家們的狀态，以及他們能發揮出來的真實水平。《巴黎評論·作家訪談3》裡，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受訪時，狀态非常不理想，“有時候他忘了從哪兒開始，就會變得極其沮喪，而他一生都以敏捷機智著稱”。通觀全篇，龐德的回答常常文不對題，跳躍性極強，顯得頗為玄虛，要是被曾将龐德稱為“冒牌貨”的俄裔美國小說家納博科夫看到，就添了攻擊的炮彈。與龐德多有交往的T.S.艾略特，訪談中保持了一貫的思維清明，不過，拿這個訪談與他的文論一比，智性濃度就顯得淡薄了。當然，這不是說，讀了就沒有收獲。
《巴黎評論·作家訪談3》裡，我覺得讀過之後獲益最多的，是以下三位受訪者：索爾·貝婁、卡洛斯·富恩特斯、菲利普·羅斯。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1981年接受《巴黎評論》采訪。他談墨西哥國家的形式主義；談跟英語系小說家比，西班牙語系小說家的優勢在哪裡；談攝影術、電視，甚而轉述電影導演布努埃爾的一個說法，都讓人印象深刻。不過，最讓我有感觸的，是富恩特斯比較拉美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段話：“拉美文化的一個基本元素就是，它是西方文化的一個奇異分支。它既是西方，又不是西方。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必須比法國人和英國人更了解西方文化，同時也得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這有時候意味着你得重歸印第安文化，然而歐洲人覺得他們完全不必去了解我們的文化。我們必須了解羽蛇神和笛卡兒。他們覺得了解笛卡兒就足夠了。所以拉美一直在提醒歐洲承擔起普适性。因此，博爾赫斯這樣的作家就是一個典型的拉美作家。他如此歐洲化，隻更凸顯出他是個阿根廷人。沒有歐洲人會像博爾赫斯這樣覺得必須逼近極限，創造現實。他不是複制現實，而是創造了新的現實，以填補他自己的文化傳統中的空虛。”
在我看來，當前我們也面臨着富恩特斯提到的相似的境況。自然，中國文化并非西方文化的“奇異分支”，可是在全球化時代，我們的文化已容納、吸收、混合了多少異域因素？文化和文化之間，已纏繞到何種程度？恐怕是任何人都不能條分縷析了的。當前時代，“傳統”這個概念的範圍，已然比T.S.艾略特時代擴大得多。因此，當前我們的文化人、作家的任務，也必然艱巨得多，如果多多少少還想做出點成績的話，富恩特斯的建議值得參考：紮根于我們自身的文化，同時也要對西方文化有透徹的了解，甚至可能比法國人和英國人更了解；并非複制現實，而要創造新的現實。若再計較起來，任務顯然不止于此。
采訪者與作家之間的對峙
《巴黎評論》1984年刊發的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訪談，有一股特别的張力，來自于采訪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對峙”。一般的訪談，《巴黎評論》或别的什麼地方的，采訪者起的多是一種引導作用，采訪者與受訪者之間，極少談得上在做一種平等交流，不然，我們便稱之為“對談”了。在《巴黎評論》的這個訪談中，很多時候，羅斯闡述意見的同時，還扮演一種訓導的角色。舉個例子，在“作家本人與筆下人物有多少相似性”這個經典問題上，羅斯一連在兩三個問題中做了詳細回答，中心觀點是：可以有相似之處，但不可能等同。盡管如此，直接将羅斯小說《被釋放的祖克曼》主人公等同于羅斯本人的采訪者接着發問：“《被釋放的祖克曼》主人公父母的去世跟你本人父母的去世有何關系？”在之前的問答中，我們看到，雖然問題已然解決，但羅斯不介意站在不同角度再多說點什麼。不過，在被問到上述這個問題時，羅斯忍不住來了串連珠炮式的反問：“那你為什麼不問一下蓋博·沃勒克母親的死和我父母過世之間的關系呢？那可是1962年我的那本小說《放任》的源頭。或者問一問我發表的第一個短篇《下雪的時候》的核心——父親的去世和葬禮……”這才算終結了采訪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糾纏。
之後，在羅斯筆下女角是否有違女權主義這個問題上，兩人又做了一番相似的鬥争。讀完整篇訪談，我的觀感是：采訪者有時候顯得過于懵懂和天真了（在采訪羅斯之前，采訪者甚至出過一本關于羅斯的研究著作）！羅斯簡直是一直在“吊打”采訪者。但這篇訪談之所以精彩，也應該感謝這位采訪者，要不是她的稚拙以及一點點不肯輕易散去的“敵意”，沒準訪談的精彩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對采訪問題感到不滿的，不止羅斯一人。在海明威、納博科夫等人那裡，有時候對采訪者的态度，要比羅斯更“粗魯”，名作家并非好脾氣的代名詞。可是，要比粗魯，佼佼者中還有佼佼者。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奈保爾時常非常尖刻：對于采訪者的問題，他多次要求“換個措辭”，問得更具體些，還質疑采訪者“你聽明白我的意思了嗎？”，好像采訪者連一點基本功都沒有。要是讀者知道，奈保爾曾将采訪者統稱為“猴子”，那麼，對他的粗魯态度也就不會覺得十分驚奇了。将奈保爾的态度與《巴黎評論·作家訪談3》中另一位英國移民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一比，就會覺得後者是過于彬彬有禮了。
粗魯之外，奈保爾還呈現了他乖戾的一面。采訪者問：“（法國詩人）瓦萊裡不是說過，世界的存在是要被寫入書中。你同意嗎？”奈保爾答：“或許世界的存在是要被思考，是要進入人們的沉思。然後你就會享受這個過程，它就具有了某種意義。否則你就活得像隻小狗：汪汪汪，我現在要吃東西，汪汪汪。”老實講，當看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突然學起了狗叫，一時之間，我有一種“絕對是自己看錯了”的感覺。
說了這麼多，沒怎麼說到很多人關心的寫作秘訣這件事。雖然，也有一些作家提了點建議，可事實上，更多作家說，寫作這件事沒法教，沒有一蹴而就的寫作秘訣。或者，作家們一邊提建議，一邊說沒法教。T.S.艾略特說，提籠統的意見是危險的，較好的做法是針對一篇具體作品，做一些具體的批評。像約翰·厄普代克這樣的作家，甚至覺得，談論寫作而不是去寫作是可疑的；接受采訪，侃侃而談，也是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