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從前出去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新約聖經·路加福音》7：25）
95年前，一個曾經走異路、逃異地、遠赴重洋尋求别樣生活的人，對着一群中國最早的女大學生，做過一個名為《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
他說，按照通常的事理推想，在當時的情境下，出走的家庭婦女娜拉或者也實在隻有兩條路：不是堕落，就是回來。然而，還有一種平和的方法，是“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因這世間還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一面再想别的法”，“雖說背着詛咒，可是大約總該是覺得走比安息還适意，所以始終狂走”。
重讀魯迅先生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面前，還擺着一本小書和一份大報告。
書，是美國移民問題專家哈立德·科澤（KhalidKoser）為牛津通識讀本系列叢書撰寫的《國際移民》。裡面提到，當代國際移民的一個最主要的趨勢，便是女性的比例迅速增加。在2005年，女性移民的數量幾乎占到全球移民總量的50%，而且越來越多的女性以獨立身份自主移民，不再依附于其配偶。
報告，則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于今年3月19日發布的長達298頁的《移民背景學生的韌性：塑造幸福感的因素》（TheResilienceofStudentswithanImmigrantBackground：FactorsthatShapeWell-being）。其中指出，從2003年到2015年，在幾乎所有OECD國家，學齡兒童在移民群體中的占比都呈現出約6%的增幅。對2015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測試的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在該時點，在OECD國家的學校課堂上，每4個15歲的中學生裡，就有一個人或是自己出生于外國，或一方父母為外國人。由此導緻的結果，是這些國家地區的學校課堂結構已經發生深遠變化：
在6個OECD經濟體中，本地出生的學生反而成了少數人群，最典型的是中國澳門，83.16%的15歲中學生為有移民背景的學生。
看着這些數字的我，心中格外百感交集。
因為我和我的兒子魯貓貓，便是其中之一。
即使已經過去了這麼久，我依然清晰記得當年來澳大利亞前與魯貓貓告别時的情形。
一手拉着登機箱，另一手拉着一隻軟乎乎的小肉手，我帶他去兩天前才落實可以插班的爺爺奶奶家旁邊的一所新開的私立幼兒園入園體驗。在這之前，兩歲半的小男孩已經可以把第N百遍交代給他的話背誦如流：在新的幼兒園要聽老師話，乖乖吃飯，好好和小朋友們玩，媽媽要飛去一個經常可以看見袋鼠和考拉的地方，不過這一次不是出差，而是讀書，雖然時間會比平常長一點，但媽媽把書讀完了，總加班的爸爸就會接上小朋友，一起飛去找媽媽，一家人從此親親密密地生活在一起……
但臨到分别，那隻小手卻怎麼也不肯松開。并沒有哭，也不鬧，隻是睜着大眼睛，一遍又一遍很認真地說：“媽媽你看我吃了午飯再走不行嗎？我的勺子用得特别好。”
那是幾乎很少流淚的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我竟也可以連續哭上那麼長時間。
我也依然清晰記得，兩年後，帶着剛下飛機不久的魯貓貓第一次去看他要就讀的澳洲小學時的情形。
向來路癡的我，雖然有GPS幫忙，還是在花木蔥茏、每棟房子看起來都差不多的中産街區裡繞了好幾個圈子，才把車停在其實後來幾年裡最少進出的一個校門口。但好處是，隻要走幾步，就能看到這所學校當初最吸引我的兩個地方之一——一個視野極其開闊、被群山綠樹所環繞的巨大的橢圓球場。
剛下過雨，天還是陰陰的，操場上鳳頭鹦鹉粗嘎的叫聲和撲閃翅膀聲卻已經此起彼伏。拉着魯貓貓的手大踏步順聲尋去，小男孩踮着腳尖不敢踩實，“奶奶說，小草青青，請勿踩踏。”
我一邊笑着跟他解釋，澳洲的草地可以随便踩，不怕，一邊給他指點群山，“看到那些山了嗎？也都是可以爬的。山上有很多樹，還有袋鼠和考拉。”誰知小男孩睜着大眼睛，很認真地問道：“有熊大熊二和光頭強嗎？”林弗一家是澳大利亞悉尼的華人移民後代
2014年9月18日，南澳洲首府阿德萊德大學，剛參加完畢業典禮的上海女孩Christal在接受男友的祝賀（三季攝/視覺中國供圖）
就在幾分鐘前，我問窩在灑滿陽光的沙發裡、抱着厚厚一大本《皇家騎士》（Ranger'sApprentice）系列、沉醉于中世紀遊俠世界的小小少年，“還記得熊大熊二和光頭強嗎？”他從書頁間不情願地擡起頭，依然是那雙極認真的大眼睛，“What?Noidea.”
是的，都說大人健忘，其實孩子更健忘。不過是幾個寒暑，便足以讓他把許多東西忘個幹幹淨淨：熊大熊二、唐詩宋詞、堵車和限号、霧霾和口罩、家裡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的保姆阿姨和臨時抓來救火的各路親戚、深夜急診室裡九曲十八彎的大長隊和相互唱和的咳嗽與啼哭，以及那一句不知從哪裡聽來後便時時挂在嘴邊的自我介紹——“我沒有戶口”……
但我沒有忘，部分原因，或許是魯迅先生的警告：記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孫的——“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那些記憶，固然每一觸及，便鮮血淋漓，疼痛難言，但對抵禦朋友圈裡“貧賤不能移”式的雞湯和“厲害了×××”式的雞血卻極其有效：若非情不得已，誰願意輕易放下已有的一切，将自己和自己所愛的人連根拔起？
不過，一個世紀前出走的娜拉，并沒有帶着她的三個孩子。她可以宣稱，“要想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環境，我得一個人過日子”；她還可以振振有詞，“要想教育孩子，先得教育我自己……現在照管他們的人（保姆安娜）比我強得多……我對他們一點兒用處都沒有”。雖然愛情、婚姻、孩子之于我，都是始料不及的意外乃至驚惶，但百年後已經被約翰·鮑比（JohnBowlby）的依附理論洗過腦的我，不能，也不想像娜拉一樣潇灑地獨自推門而去。
更何況，魯貓貓又是一個那麼好，好到常常讓我覺得無以為報的小孩子，便如神與挪亞以彩虹為約，過往種種悖逆荒唐，都得到原諒。而我，又如何能背棄當初第一眼見到那張眉骨上還帶着産鉗印子、皺皺巴巴的小臉時許下的諾言：無論順境或逆境，富裕或貧窮，健康或疾病，快樂或憂愁，我将永遠愛你，盡我所能守護你，直到死亡将我們分離。
如今回頭看去，最荒謬的一件事或許是，許下那個諾言之前，我有至少三次機會，把魯貓貓生在美國。當時，北上廣深赴美生子的熱潮已經開始興起，而我甯可一趟又一趟地從美國搬回童車、安全座椅、尿布包和嬰兒連身褲，也要堅定地選擇當一個沒有戶口的北京媽媽，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之前寫稿的時候，早已讀過一大堆關于移民兒童所面對的各類挑戰與困境的文獻。
盡管已經過去了10年，但看一眼OECD的最新報告，很顯然，問題還是那些老問題，而答案依然在風中飄。
雖然少數亞裔學生在美國的突出學業表現讓許多人産生一種“移民學生成績特别好”的錯覺，但從大數據看，這顯然并非事實。在整個經合組織國家，51%的第一代移民學生缺乏學業上的韌性（academicallyresilient）——定義為15歲時能達到閱讀、數學和科學等關鍵科目的達标基準線——比本地學生高出1.75倍。這一達标率之所以重要，因為它預示了在強制性的義務教育階段結束後，這些孩子有多大可能順利地繼續深造，或是成功地進入就業市場。2009年的加拿大青年轉型期調查表明，15歲時這些科目不達标的人，19歲時有很大風險既不上學也沒工作，而且這種風險會随年齡增長進一步增加。針對澳大利亞青年人進行的長期追蹤調查亦呈現同樣趨勢。
而在學業表現之外，在PISA評估的另外三個層面——體現社會韌性（sociallyresilient）的在學校中的歸屬感、體現情緒韌性（emotionallyresilient）的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和與課業相關的焦慮度——上面，第一代移民學生和第二代移民學生的平均表現總體上也不如本地學生。耐人尋味的是，幾乎在所有的經合組織國家中，有移民背景的學生都表現出更高的動力去追求個人成就（achievementmotivation）。這就導緻了一種頗為有趣的現象：在美國和英國，體現出學業韌性的移民學生雖然分别僅有57.9%和66.48%，其他标志着順利融入社會、積極構建自我的指标也并不理想，但卻有高達93.47%和93.82%的人堅信自己能夠——也必須——出人頭地，成為高收入和高社會地位的管理者和專業人士，但卻缺乏如何實現目标的實際估算。“美國夢”和“英國夢”之強大，可見一斑，但卻也細思極恐。
最重要的是，不管事先做好多麼充分的準備，古往今來，幾乎所有的移民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舊有的親密關系和人際網絡被打斷，語言和文化上的障礙導緻無法充分有效地探索和利用本地資源，相當長一段時間内整個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處于劣勢，更容易成為不公正對待和暴力欺淩的對象……
盡管所有的出走，都是出于對更好生活的願望，不管在外人眼中看來如何的“作”，對于做決定的當事人來說，可能都是斯時斯地唯一的最優解，但面對出走後一連串預見到和沒有預見到的挑戰，而承擔其後果的不隻是自己，還有隻能聽從大人安排的孩子時，又有幾個曾經勇敢邁出那一步的娜拉，不會在某個午夜夢回的軟弱時刻喃喃自問：你們從前出去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
2010年12月20日，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虎媽”蔡美兒在家陪女兒練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論語·憲問》）
北歐神話裡，衆神之後弗麗嘉（Frigg）聽到預言，自己俊美而又善良的兒子巴德爾（Baldr）可能遭遇不幸。她于是走訪天下萬物，讓“火和水，鐵和所有的金屬，土、石和大樹，飛鳥、走獸和爬行的生物，甚至毒藥和疾病”都做出保證，不會傷害巴德爾。
帶着承諾回到巴德爾所居住的永遠有鳥兒快樂鳴唱、從未見污穢不潔之物的和平之邸，弗麗嘉把好消息告訴諸神。于是，大家決定玩個遊戲慶祝，将那些發誓讓巴德爾毫發無傷之物一一投擲在他身上。然而，當巴德爾的盲眼兄弟霍德爾将一根榭寄生嫩枝投向他時，他呻吟一聲，轟然倒下。
他的母親，忘記了将這最渺小、最軟弱無力的植物納入自己的考慮範圍。
相信每一個做了母親的人，都能在這個故事裡，讀出自己藏在心底最深處的希望、恐懼、掙紮與無奈。
事實上，我對魯貓貓最大的憂慮，恰恰發生在他看似完美地跳過了那些兒童移民适應之路上最常見的坑坑坎坎之後。
不過短短五年時間，魯貓貓便輕而易舉地成為澳洲版的别人家孩子。三年級的NAPLAN（全國讀寫與數學統考），完全沒當回事，哥們就拿了份全部滿分的報告回來。剛上四年級時，我們一度考慮過要不要讓魯貓貓考獎學金上精英私校，從網上買了套模拟考題讓他試做，除了作文沒寫完，又是全部滿分，然後才發現，要求是兩個作文題目中任選其一，哥們卻馬馬虎虎地全都寫了。這樣一來，索性打消念頭，何必舍近求遠花冤枉錢？
他也絕非那種光顧學習的書呆子怪咖：下國際象棋，練空手道，彈吉他，打籃球，參加童子軍，成為聖約翰急救隊少年隊員……幾乎每項課外活動，都是他自己聽說後感興趣，想方設法拐彎抹角地說服我讓他加入，而堅持下來成績也都頗為可觀。
就連最重大的一個家庭挑戰——在魯貓貓來澳洲後不久，他的爸爸因為職業上的新機會，也為了能從經濟上給我們更好的支持，決定留在國内，令我們成為事實上的單親家庭——小男孩也很快就擺脫了其陰影，反而變得更加成熟懂事，時不時一早起來為常常晚睡晚起的夜貓子媽媽做一頓豐盛的營養早餐。
然而，從小也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但卻從來想不清楚自己到底應該算是哪兒人的我，清楚知道，要想打破一個社會加諸外來者頭上的刻闆印象和歧視怪圈，這些還遠遠不夠。
譬如，當一家澳洲媒體讨論亞裔移民學生的時候，猜猜他們會讨論些什麼？跟你打一瓶奔富紅酒的賭，關鍵詞離不開這三個：虎媽、私校、請家教。
對于一個像魯貓貓這樣的孩子，大衆媒體上通常的定位是：有一個課外活動日程表精确到分鐘、學期成績單拿不到全A不給飯的虎媽，不是正在上私校就是在備考私校獎學金的路上，周末基本在補習學校或家教的陪伴下度過，連上個視頻網站，看的都是澳洲著名華裔家教EddieWoo的數學輔導頻道。
是不是虎媽，這我說了不算，但至少後兩者，和我們家的真實情況相差不能再遠。事實上，從統計數據看，很可能也與絕大多數亞裔移民家庭的真實情況都相距甚遠。
在彙集澳洲中小學校數據的官方網站myschool.edu.au上搜索我所在城市的幾所著名的精英私立學校，非英語語言背景（LanguagebackgroundotherthanEnglish）學生的比例，最高的不過18%，通常都在10%左右。反倒是幾個出了名的失業率和犯罪率極高但房價較低的“破區”，公立學校中此類學生的比例可能高達50%到60%。這與OECD報告中移民學生的家長更傾向于基于經濟因素而替孩子選擇學校、較少考慮學校的教育資源和學習風氣的相關研究結果是一緻的。
而根據澳大利亞家教協會（AustralianTutoringAssociation）2017年7月公布的調查報告，在那些接受調查的、曾經花錢為孩子聘請家教的家長中，54%的人每周花費在51澳元到60澳元之間，超過100澳元但低于150澳元的僅占18.4%，平均每年的家教支出約在3000澳元到5000澳元之間，而且大多數家長不打算在網絡家教課程上投入超過100澳元。考慮到澳洲正規家教的收費标準通常為每小時100澳元左右，稍微計算一下，便知道，所謂的“家教成風”，多半是一股商業炒作出來的妖風。
最耐人尋味的是，在這項調查中，84%的家長表示，家教分擔了他們身為父母無力顧及子女教育需求的壓力，91%的家長稱，請家教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孩子的自信。根據我與幾個曾為子女請過家教的移民父母交流的經驗，這恰恰說明，在家教上的投資不是所謂的錦上添花，而更多是一種無奈的雪中送炭。正如OECD報告中指出的，語言和文化上的障礙，以及應付工作需求而導緻的時間與精力缺乏，令身為移民的父母很難像本地家長一樣幫助孩子理解教育系統中的明規則和潛規則，無法與他們自如讨論某位作家、某個曆史人物或某個文化事件，也不知道從哪裡尋找與之相關的優質社區資源。缺少這些重要的保護因素而要求孩子逆風飛揚、滿足整個社會對亞裔移民學生的并不符合實際的偏見預期，對于許多并沒有那麼幸運的家庭來說，不啻于史詩級任務。而在這種情形下，少數有經濟實力的移民父母試圖用錢買出一條血路，不是炫富，反而是移民群體普遍缺乏社會資本的一種另類表現形式——畢竟，可以花錢解決的問題，都不算是真正的問題。
然而，無論是祖墳冒青煙式的天賦異禀，還是一路留下買路錢堆出來的全優績點花樣全能，在面對主要借助全民公共教育體系得以一步步強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流動性再生産機制時，都可能被一根不知從哪個方向投來的、看似最軟弱無害的榭寄生嫩枝擊倒在地。因為這個機制的核心機密便在于，如果社會為個體提供了階級提升的機會，而那個人沒能通過更高效、更相關的教育體系獲取打開機會大門的資格，或者在爬上權力和流動的階梯後未能一直滿足其要求的話，他隻能責備自己，不應怪罪任何人。
年少輕狂時，我也曾不憚淺薄孤陋，以啟蒙民智、消除偏見為志。但碰了一堆釘子又終于窺見自己的原罪與軟弱之後，我開始漸漸曉得，持偏見者何嘗不自知其為偏見？隻不過這樣更方便于尋找替罪羊罷了。而這種機制，其實存在于每一個時空與人群，不以異鄉異地移民群體為獨然。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眼前現成的例子，便是這一陣在美國鬧得沸沸揚揚的哈佛大學招生歧視案。提起訴訟的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tudentsforFairAdmissions）分析了2000年到2015年超過16萬份哈佛大學申請材料後發現，招生者在錄取時傾向于給亞裔申請人打出更低的個性分。
幾個星期前，慶祝本地教會主保聖徒、漂洋過海将基督教傳到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聖科倫巴（SaintColumba）節期的晚宴上，坐在我旁邊的幾個熟人恰好聊起此事。一個父親在“二戰”後從蘇格蘭移民至澳大利亞的麻醉醫生随口評論：“那些亞洲虎媽既然可以補課請家教騙出高分，就得允許人家想招兒反擊回去，不然還讓不讓咱們的孩子活了？”
他的妻子，一個很和氣的私立學校高中老師，拍拍他的肩膀：“你喝多了。”
他像是突然想起了坐在旁邊的我和魯貓貓，轉過頭，咧嘴一笑：“你說對吧，咱們可都是講FairPlay的。”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應該因為被當成了“咱們”的一員而有所表示呢，還是應該給他講講，中國的語文課本裡，有篇著名的文章，叫《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結果是主菜上來了，我什麼都沒有說。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盡心》）
其實，魯貓貓上的公立小學，有一個大名鼎鼎的校友，是澳大利亞第一位女總理茱莉娅·吉拉德（JuliaGillard）。1961年出生于英國威爾士巴裡城的她，小時候總是為支氣管肺炎所折磨，醫生對她的父母說，要想把病治好，最好換一個暖和點的地方居住。于是，1966年，不到5歲的吉拉德跟着父母作為“十鎊移民”（10-poundPoms）來到南澳洲的阿德萊德。
雖然沒有語言上的障礙，但這一家人在移民後的最初幾年，日子過得相當清苦。父親在一家醫院當護士護理精神病人，母親在一所老人院幫廚，兩人的收入，隻能勉強維持家用，但吉拉德的母親卻堅決不肯去申領政府的救濟，甯可從一家羊毛加工廠領些零活，每晚一家人梳理羊毛賺取額外的生活費。直到成為總理後，吉拉德依然經常随身帶着一個放毛線和織針的小包，時不時拿出來織上兩針。可是，無論是家境還是家務，顯然都沒能妨礙天資聰穎的吉拉德一路成為小學、高中、大學裡最耀眼的學生明星，直至多年後在澳洲政壇創造一系列曆史紀錄。
然而，我當初替魯貓貓選擇這所學校，卻并非出于追随名人效應。那時，我正在本地一家幫助多動症兒童家庭的非政府組織實習，和這所學校有合作，某次拜訪，先就被那令人胸懷一快的大操場打動，而打交道的副校長那種開放且包容的态度，也給我留下深刻影響。
的确，或許因為本身就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國家，在整個經合組織經濟體的考察範圍内，澳大利亞在接納移民學生、幫助他們克服種種壓力困難上的表現，相當出色。學校裡，有針對新移民學生（NewArrivals）的語言項目和輔導員，面向移民的免費社區教育資源也林林總總。OECD報告中有兩個有趣的數字可以為此提供佐證：在澳洲的學校中，移民學生對學校缺乏歸屬感的概率，反而比本地學生低24%，而同樣是第一代的南非移民學生，在澳大利亞上學的那些人，成績要比在新西蘭讀書的好50%。
但最終幫助我下定決心的，還是社工導師伊萊恩的一句話。她說，如果你不是那麼斤斤計較于培養一個學霸，把孩子放在大型的公立學校裡，可以幫助他更好地培養自己的韌性，而如果私立學校的學費對整個家庭構成某種程度的經濟負擔，硬努着去上，反而會增加孩子被孤立、被歧視的風險，而且讓他形成一種不切實際的自我期許。後來，我特意去查過文獻，前者出自意大利羅馬第二大學兩位經濟學家萊昂納多·貝凱蒂（LeonardoBecchetti）和法比奧·皮薩尼（FabioPisani）2014年發表于《幸福研究雜志》（JournalofHappinessStudies）上的一篇論文，後者則有大量兒童心理學家進行的試驗證據為佐證。事實上，後來在南澳家庭福利署的未成年難民安置部門進行第二次實習時，我便親眼看見過一些極其聰明俊秀的來自中東與北非的難民青少年，因為極高的自我期許與現實環境限制之間的沖突而日益變得激進。就在2015年，一位身為難民第二代、畢業于阿德萊德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塔裡克·卡姆勒（TareqKamleh），便離開澳大利亞，現身于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招募廣告中，号召和他一樣有着高尚理想、英雄情操的年輕人與之并肩戰鬥，救同胞于水火之中。
而這，恰恰是關于移民和韌性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之叙事俗套讓我最不寒而栗的一點。正如本雅明在評論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時所說的，這種小學生式的說教，否認普通生活和日常幸福的可能，否認非計算所能把握的生命，井井有條，堅硬冷酷，但又充滿勢利眼的味道。其本質，無非是魯迅先生所形容過的，做将來的夢、為了要打造自己對未來黃金世界的理想、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的理想家。
而在明尼蘇達大學兒童發展學家安·馬思滕（AnnMasten）關于兒童韌性的經典著作《平庸的魔力：發展中的韌性》（OrdinaryMagic：ResilienceProcessesinDevelopment）一書中，她着重指出，把非同尋常的适應特例等同于常态，無視韌性是一個孩子與父母、家庭與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的互動過程，無視機遇在很多時候扮演着遠比選擇更重要的作用，以獲取某種學業成就或社會身份來定義韌性，這些做法，隻會變本加厲地助長将不平等和貧困歸罪于受害者的意識形态，令孩子和父母因自疑而陷入焦慮與抑郁，削弱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在逆境中慢慢反彈的能力。
好在，魯貓貓學校的另一個入口——也是這所學校最打動我的第二個地方——隐藏着對這一英雄叙事的靜默反對。
那是一條100米左右的林蔭小路，枝葉繁茂的大桉樹下，整齊排列着幾十座小小的陣亡将士紀念碑石，上面刻着逝者的名字、生卒年月、生平簡介。和成為總理的吉拉德一樣，他們也都曾經在這所學校就讀，都曾經有過叱咤風雲的雄心壯志，隻不過運氣不那麼好，在戰争中殒身海外，化作一個個名字和幾行文字。
每天早上，我牽着魯貓貓的手送他去上學，急匆匆地在這些碑石之側掠過，但回來的路上，可以略為閑庭信步時，往往就會讀一下碑石上的文字，然後便心生感歎：多少人，犧牲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之時，還不過是大孩子啊！
很顯然，他們中一些人的親屬至今仍住在左近街區，每逢紀念日，碑石前會擺上幾朵顯然采自後院的小花，有時還會出現一張手寫的卡片，但随着時間流逝，頻率在變得越來越低。而我便會常常想起那首古詩：“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古往今來，一将功成萬骨枯，沒有哪一種權利，是平白得來，也沒有哪一種進步，不涉及犧牲。女人、男人，孩子、老人，本地人、外國人，莫非如此。那些在深沉暗夜中閃耀的人類群星，固然值得仰望，但沉默大多數所邁出的每一跬步，也都關乎左右進退，便如娜拉——和她的孩子——出走之後，“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
這戰鬥應是在當下，亦為着當下，而它的表現形式，可以不過是在明媚的陽光下，拉着一隻小手，慢慢地走在一條上學放學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