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卓：天津博物館是我國最早由政府開辦的博物館，從1918年成立到現在已經100年了。盡管這期間博物館名稱變過很多次，館址也更換過數次，但機構框架沒有變。1949年以後，天津市政府先後把原來沿革下來的河北第一博物館、廣智館、天津美術館接收過來，合并成立了天津市曆史博物館。1957年，曆史博物館中的藝術部門被分出來單獨成立了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到了2004年，天津市曆史博物館與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再次合并成為天津博物館。館藏脈絡也很清晰，現在我們天津博物館的館藏，還保存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館藏。
天津地域性出土文物不多，不像陝西、河南這樣的文物大省，因此我們的藏品主要以傳世文物為主。華夏五千年的文明史，每個朝代我們都有，上至彩陶，下到民國時期的曆史文獻和民間藝術品，書畫、玉器、瓷器等曆代藝術我們都有。這也是天津博物館的特點。
三聯生活周刊：縱觀天津博物館曆史，館藏中最珍貴的傳世文物主要因獲得捐贈入藏，這似乎也成了天津博物館的特色。
陳卓：天津博物館目前館藏文物20萬件，其中珍貴文物将近14萬件，在不到1萬件的一、二級文物中，70%為捐贈所得。天津博物館曆史上曾出現過三次捐獻熱潮。第一次是在1950年至1954年，第二次是在1958年前後，第三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王襄、徐世章、周叔弢、張叔誠被稱為天津博物館的四位捐獻大家，他們捐的東西則支撐着天津博物館的收藏質量。周叔弢捐贈了很多玉器和印章、玺印。張叔誠主要是書畫，也有一些瓷器、玉器。徐世章及後人捐的主要是玉器、硯台。我們博物館一共1000多方硯台，徐世章一家人就捐了900方。當年他捐的時候，博物館的人到他家裡擡，發現樓闆都壓彎了。
大量捐贈集中在五六十年代那個特殊時期，造就了天津博物館的基礎。到了90年代，文物市場開放後，捐贈就很少了。在拍賣行業興起前，文物流通隻出現在天津沈陽道或者北京潘家園這樣的古玩市場，但我們作為博物館不會介入。後來拍賣行業興起了，可市場價格越來越高，我們會有選擇性地從拍賣行購買，這幾年我們主要收購近代文獻。此外天津博物館還會通過接收天津海關查扣的走私文物來擴充館藏，這十幾年來接收過三四批。
三聯生活周刊：為什麼近代天津文物市場會有如此特殊的曆史背景？
陳卓：清末和民國時期，天津有藏寶的風氣，這是由天津這個地域的經濟基礎決定的。清朝政府開放了販鹽制度，天津出現了大量鹽商，他們在這裡買房、置地，讓這裡充滿經濟活力。天津近代的很多實業家、教育家、收藏家，他們祖上都是鹽商。後來李鴻章在這辦洋務運動，袁世凱在這辦“新政”，天津成為近代北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除了經濟基礎之外，天津還是通航的重要港口，早期有南北運河，清代中期以後海運逐漸發達，天津成了貨物集散地，也帶動了南方江浙、安徽等一批商人來到天津發展，天津成了一座移民城市。此外作為京師門戶，天津租界林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環境，讓這裡成為軍閥政要、皇族貴戚等各派勢力之地。加之後來溥儀等清朝皇族來到天津，變賣内宮舊藏，也使得天津形成一個流通的文物市場網絡。這樣的文物市場，同時也培養出一批民間藏家和文物鑒賞家，那時叫“玩家”“古玩商”，他們形成了一個小的階層，專門盯着市場上的内宮舊藏，重金買下來，然後轉手給有需求的達官貴人、當地軍閥、政客或者大收藏家。
所以如果說地方博物館要反應地域文化的話，那天津博物館的館藏反映的也是天津這座城市的文化特點，藏品來自不同朝代不同地域，也代表了近代天津活躍的文物市場。這種傳統一直延續至今，現在很多大拍賣行，每年也會定期在天津開設專場征集文物，每年成交的文物中，肯定有從天津出去的。
三聯生活周刊：如果說文物市場是需要通過轉手交易來運行的話，那天津博物館的館藏建設正好是一個反向的過程，是一種聚攏，一種終止流通。
陳卓：近代天津除了經濟發展以外，也是最早發展現代化教育的城市之一。尤其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時，推行“教育救國”，嚴修等一批先進知識分子會聚在天津，創辦新式教育的學校、圖書館，而展覽館和教育博物館這類社會教育機構也是在此期間被從國外引入天津。進入民國後，嚴修之子嚴智怡在1915年參加美國舊金山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期間考察了美國很多博物館、美術館，歸來後号召政府出資創辦天津博物院。當時他成立了幾個組到華北地區征集文物、購買标本，并且不光他一個人，他身邊的很多教育家、實業家，以及一些文物鑒賞家都為博物院征集文物出力。因此到1918年天津博物院正式創立時，已經擁有了上千件自然标本和約2000件曆史文物。
盡管天津博物院由政府出資成立，但經費依然不足，諸多收藏家将自己的收藏借于博物館展出。1931年時，天津博物院總藏品将近1.7萬件，其中“寄陳品”60%，“寄贈品”20%，相當于80%的展品都來自收藏家。到了1935年，博物院藏品擴大到3萬餘件，藏家寄陳和寄贈品仍占56%。當時天津博物院的一些展覽，展出的文物都是私藏，貼着藏家标簽，而其中一些借展的文物，最後就留在了博物館裡。可以說，正是由于天津博物館建館早，館藏文物才得以如此豐富。
三聯生活周刊：這跟現在大部分公立博物館完全不一樣，一些公立博物館很介意将館藏與私藏同台展出。
陳卓：1918年創辦的天津博物館不像1925年建立的故宮博物院，也不像1933年創立的南京國立中央博物院，後兩座博物館都是由國家出資建設。而天津博物館是直隸地方政府開辦，1928年之後又歸河北教育部門管理，因此經費并不充足，很難收購館藏文物。好在天津有很多開明紳士，以及一些實業家、教育家，都參與博物館建設，也因此天津博物館成為一座由政府機構開辦、由民間資助的“公辦民助”博物館，并于1922年率先在我國實行董事會制度對博物館進行管理，“凡補助經費之學校、機關、團體或個人捐助資金物品價值至200元以上者，推為本院董事，共負監督指導之責”。當然，1949年以後天津博物館就完全是公立的了，經費也充足，而民間與天津博物館依然關系緊密，四位捐獻大家均是在建國後相繼将收藏捐于天津博物館。
三聯生活周刊：捐贈的曆史背景造就了天津博物館館藏以書畫為主。和其他博物館相比，你們的書畫館藏有何特點？
陳卓：就全國範圍來說，天津博物館的宋元書畫盡管是精品，但數量上比不了故宮博物院或者上海博物館，不過天津博物館館藏的1萬多件書法繪畫藏品中，三四千件明清書畫非常全面。明清六百年，隻要是畫史、畫論著錄的畫家，無論大名頭還是小名頭，我們館藏裡基本上都有他們的作品。這也和當年天津的民間收藏有關，可能故宮隻會關注最有名的畫家，比如揚州八家的金農、鄭闆橋，但天津民間藏家則會收藏揚州八家那一時期所有的畫家作品。因此天津博物館新館于2012年開館以後，我們陸陸續續辦了兩個系列的畫展，一系列是按照畫派策展，從吳門到揚州，再到四僧、海派，另一個系列是按年代走，明晚期、清早期，現在是清中期，将來還會有清晚期書畫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