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襲的檢查
老李從月初就在滴滴上将火車站、機場設為了不接單區域，因為這些區域實在太危險了。“不光是我，我身邊幾乎所有的司機都這樣做了。”在北京跑滴滴快車的老李說道。
危險開始于7月1日。今年5月31日，北京市通過了《北京市查處非法客運若幹規定》（後簡稱《規定》）的新規，這項新規從7月1日開始實施，目的是“打擊非法客運行為”。于是就在7月1日，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組織，公安、交管等部門協同，11個執法大隊、300名執法人員分别出動，前往北京45個重點區域，其中大部分區域是機場、火車站、交通樞紐、軌道車站、旅遊景區等地，而機場、火車站等重點點位的檢查受到了24小時全覆蓋的待遇。
由此導緻的結果是這一個月内，你幾乎無法從滴滴快車中叫到去機場及火車站的服務，想要去這些地方你經常要靠運氣。一位去往北京首都機場的乘客就告訴本刊，他使用的方法是先設定一個目的地，然後等上車後再将目的地改為機場，“好好跟司機說，他一般也不會再把你趕下車”。再加上夏日多雨的天氣，整個北京市的公共出行都處于供需關系的最緊張時刻。根據同時接入了滴滴出行、神州專車、首汽約車、曹操專車等衆多主流出行服務的高德提供的數據，7月16日至17日北京暴雨期間，僅高德平台的用戶發單量就比此前一周同比增加了107%。
滴滴方面對此隻能回應稱：近日平台收到很多用戶反映由于供需失衡，北京部分地區高峰期打車成功率下降，等待時間變長，我們深感抱歉，在此也提醒廣大用戶盡可能提前規劃出行方式，更多通過預約或拼車出行，成功率會相對高一點。
新規查處力度讓司機們不得不忌憚。根據北京市交委披露的數據，僅7月1日半天，北京全市就檢查了1800餘輛車，查扣各類“黑車”54輛。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行政處罰結果信息公示的數據顯示，因使用未取得《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的車輛，擅自從事或者變相從事網約車經營活動而被處罰的人數，在6月22日至30日僅為53人，而到了7月2日至7月10日就上漲到了250人，處罰的數量增加了5倍。而1萬～3萬元的罰金要高于目前大部分網約車司機們的月收入，這意味着一旦被罰，至少一個月都白幹了。
雖然幹起這個工作才一年多，但老李深知處罰之苦，因為他的表弟就是因為在去年的這個時候被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抓到，被罰了7000多元，從而意興闌珊之下退出了快車生意，也離開了北京這座城市。
表弟受挫後回了河南周口老家，但已經在北京打了十幾年工的老李卻幾乎在同時加入了滴滴快車司機的行列，原因是“賺得要比在工地打工多一點”。更重要的是，雖然他的表弟“倒黴”被查到了，但當時的執法力度并不如這次這麼大，大家小心一點就好。“規矩早就定了的，隻是以前不怎麼抓你，但現在抓得嚴了。”老李對本刊無奈說道。
老李所說的“早就定了的規矩”其實來自2016年。在那之前，中國的網約車服務已經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狂奔了四年多，直到2016年7月交通運輸部等7部位聯合出台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根據交通運輸部副部長劉小明的具體解釋，其中的原則就是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于是在随後的幾個月中，全國各地陸續出台了自己的網約車管理辦法，其中的規定基本大同小異，主要要求就是4項：駕駛員為本地戶籍、車輛為本地牌照、駕駛員須持有《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駕駛員證》（後簡稱《駕駛員證》）、車輛需辦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運輸證》（後簡稱《運輸證》）。
盡管沒有确切的數據，但老李輕笑一聲對我們說：“能完全合規的太少太少了。”一個可以參考的比例是低于10%，因為在2016年12月21日實施規則出爐之後，各大公司曾上報了各自的合規網約車數量，當時滴滴在北京的注冊司機數量為110萬，活躍司機數量逾20萬，但隻有10.7%符合京籍規定。再加上其他三項标準，這個比例隻會更低。
因此，為了在當時減小新規對出行市場的沖擊，滴滴此前在對待“不合格網約車”的态度也有些微妙，除了逐漸停止一眼就能看出的非京牌車輛外，并沒有強制讓不合規的非京籍司機下線。相關機構的執法力度也并未完全釋放。而在各種規定出台近兩年後，也許是認為目前的出行市場足以承擔更大力度的執法行為，7月1日開始的重錘終于砸了下來。
北京“首汽約車”的司機師傅在首都機場航站樓，目前“首汽約車”在北京市大約有8500輛自營中的車輛（視覺中國供圖）
5月16日，廣州市交通委員會執法局執法人員在廣州東站對網約車相關資質進行核查（視覺中國供圖）受挫的滴滴
與滴滴的受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對手們的自得。曹操專車給媒體的回複就很具代表性：“對于我們曹操（專車）而言，基本不存在影響，我們平台上線的車輛均為合法合規的京B牌照車輛，且司機都是京籍合規司機。從長期來看，網約車新政落地對于我們堅持合法合規運營的平台來說，必然是一個利好消息。”
事實上，根據市場研究機構易觀的數據顯示，今年4月中國城市用車行業APP日均啟動次數排名前五的分别是：滴滴出行、嘀嗒出行、滴滴順風車、首汽約車和曹操專車，而滴滴的日均啟動次數超過1億，第二名的嘀嗒出行僅為321萬次。但除了滴滴自己的産品及以出租車業務為主的嘀嗒出行，首汽約車與曹操專車均以自營的中高端專車業務為主。而這種完全自營的模式與傳統的出租車公司幾無二緻，同時也在最大限度上将法律法規上的風險降到最低。
首汽約車現在已經是北京第二大的網約車平台了，服務于這個平台的劉師傅告訴本刊，他們完全不怕這種檢查，而且檢查一緊，他們最近的生意也變好了一些。與滴滴不同，劉師傅們駕駛的車輛基本都不是他們自己買的，而是首汽約車公司提供給他們的，其中“舒适型”車輛共有四種選項，劉師傅駕駛的是日産天籁，這些車輛都已由首汽約車公司統一辦理了《運輸證》并打上了“首汽約車”的logo，成為高端版的出租車。
“現在有不少出租車公司都加入了首汽的平台。”劉師傅說道。他同時對本刊透露，目前首汽約車在北京市大約有8500輛自營中的車輛，再加上部分接入平台的出租車公司，他們在北京的運營車輛肯定超過了1萬，而這些車輛都完全合法合規。
相比之下，對于隻承擔連接屬性、對司機與車輛缺乏掌控的滴滴來說，政策就是他們最大的敵人。“《駕駛員證》挺好辦的，主要難辦的是《運輸證》。”
老李這樣告訴我們，“考《駕駛員證》都不用交錢，就去電腦上做套題，很容易就過了。但我們都不願意辦《運輸證》。”
司機們不願意辦《運輸證》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點是“網約車行駛裡程達到60萬千米時強制報廢。行駛裡程未達到60萬千米但使用年限達到8年時，退出網約車經營”；另一點則是保險費用的提升，政策要求網約車必須上全險，而且一定是運營車輛的保費标準——目前一輛普通出租車一年的保費超過1萬元，而更好的網約車保費隻會更貴。這些現實因素就将大部分并非完全專職開網約車的車主們隔絕到了合法合規之外。
網約車資訊平台“第一網約車”的負責人告訴本刊，目前在北京全職跑網約車的滴滴平台司機大概有13萬左右，其中絕大多數從法律條文上來說都屬于非法營運，“隻要查到你，一抓一個準”。
“我認為滴滴在合規性上其實還有很多細節的東西還沒有處理得非常好，所以這是它會面臨一個挑戰”，高榕資本高級顧問，前優步中國戰略運營聯席主席談婧對本刊說道。
滴滴自己也在想辦法擺脫這種困境，他們最近采取的行動是在對手雲集的專車領域進行了自我升級，将原本的“滴滴專車”業務更名為了“禮橙專車”，意圖“通過此次品牌升級在用戶心中建立更為鮮明的印象”。但根據相關司機們的說法，除了名稱之外，他們自己并未感覺到有其他的變化。
作為行業老大，談婧認為滴滴此前在流量變現的商業化途徑上走得也不算順利。他們雖然在汽車後服務、汽車金融、無人駕駛等出行領域都有相關的布局，甚至還進入了外賣領域，但這些投資與研發行為在短期内還看不到明顯成效。因此，國際化道路成為他們尋求新發展最直接的辦法。7月17日，滴滴投資了全球性旅遊平台BookingHoldings，Booking旗下的平台将為用戶提供滴滴叫車服務接口；7月19日，滴滴宣布與日本軟銀成立合資公司，計劃在2018年秋季在大阪運營出租車。在國内網約車市場陷入監管風雲的停滞狀态下，滴滴别無選擇。
網約車等待變局
事實上，不隻是北京，從今年年中開始，全國多地對網約車的監管都在收嚴。從2018年4月至5月，上海市交通執法部門開展了三次非法網約車專項整治行動。僅4月5日至20日，上海市共查處非法“網約車”1028輛，其中外牌車輛154輛，非滬籍人員784人，美團和滴滴兩大平台各被罰款10萬元。在南京，南京市從4月21日起也暫停受理出租汽車（含網絡預約出租汽車）新增運力許可事項，這也意味着南京成為全國首個對網約車進行數量管控的城市。
“從政策角度上來說，它其實還是沿着之前的監管策略，讓政策開始真正落地。”談婧對本刊說道，“從根本上說，你可以看到監管方面還是希望通過大力發展公共交通的方法來解決城市出行的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王軍此前也表示，北京要求網約車京人京牌且監管趨嚴的一個政策判斷，就是政府希望用監管的方式讓普通消費者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而不是使用出租車。
談婧具體解釋說，這裡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國一線城市的道路資源本身是稀缺的，大概隻有美國的二十分之一，因此這種“一個車後面坐一個人”的模式注定是一個偏奢侈的一個消費形态。“像滴滴描述的願景那樣，每個人都能夠坐私家車出行的這樣一種形态可能在美國可以，因為它的道路資源非常豐富；但在中國來說的話，它一定不是一個所有人都能享受的模式，這是由中國的道路資源所決定的。”
去年7月，高德地圖上線了一站式公共出行服務平台——易行平台，接入了滴滴出行、神州專車、首汽約車、曹操專車、摩拜單車、ofo、飛豬等衆多出行服務商。作為一家以地圖及導航服務為本業的公司，其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刊，當前國内道路基礎設施的建設、疊代速度、擴容能力，乃至全社會的規劃，都不能支撐車輛再增加了，可行的方式隻能是提高單個車輛的運載效率，比如接單時間更快、單個車輛運載人數更多等。“這是個系統工程，需要進行全域的出行調度。”
因此，在車輛數目無法增加，甚至需要減少的現實情況下，“監管”仍然被認為是未來兩年網約車行業的關鍵詞。“我覺得無論是就行業的規範，還是說就牌照對于這個領域的關鍵程度來講，監管都會是最關鍵的因素。”談婧說道。
但她同時對我們表示，雖然短期内打車難的問題不容易解決，但如果我們把目光再往未來看個兩三年時間，其實已經有一些新的技術和模式正在出現，比如新能源汽車和無人駕駛等等，“在未來的話，這些技術含量更高的東西會為城市打造一個全新的出行基礎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