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家樓旁邊有一個頂很高的像倉庫一樣的房子，雖然空曠，但窗戶少，終年黑洞洞的，據說以前是食堂，自我記事起，已經改作換面條、打燒餅的鋪子了，但大人們還是叫食堂。
那是一座磚房，裡面為長方形，靠東邊是換面條的——現在沒再見過換面條的了，就是拿面粉換面條，以物易物，不使錢。家裡這天吃面，奶奶就給我一個不鏽鋼的小盆子，往裡面舀幾瓢面，我就出門了。下樓，樓下是一條挺寬敞的水泥地，邊上是一人多高的磚頭圍牆，圍牆裡面是汽修廠，汽修廠大約是廢棄了，終年都沒什麼聲音。圍牆下樹了一溜竹籬笆，爬着暗綠色葉片厚實肥大的木耳菜。這菜吃起來黏黏糊糊的，我不喜歡，但是會結紫色的漿果一樣的軟豆子，一捏一股水，很紫，倒有點意思，于是我經常摘一把。
往食堂去的時候是不摘的，我端着面，走到樓頭往右一拐即是。走進食堂眼前忽然就暗了，得适應一會兒才能看清。換面條的地方有一個非常高、非常厚的面缸，一個中年婦人拿過我的小盆子，在一架秤上稱了重量，便把面倒進面缸，于是騰起一陣小小的白色煙霧。面條有很多種，粗的細的、圓的扁的，我家吃韭菜葉那麼寬的居多。婦人從案子上撈起一把面條，在手上團一下，兩手抓住用力一拽，這團面條就落進了我帶來的盆裡。
換面條的地方永遠飄着面粉和生面混合在一起的味道，烏黑的地面上總是浮着一層薄薄的面粉。換面條的時間，靠西邊的燒餅鋪尚未營業，因此食堂很安靜。
我更喜歡晚飯前去買燒餅，因為打燒餅是很好看的。
買燒餅時通常暮色已經上來，食堂開了昏黃的燈，此外就是燒餅爐子裡不時映出的紅色火光，食堂裡給人一種影影綽綽的感覺。燒餅爐子很特别，分為兩部分，下半部分有半人多高，是泥塑的爐膛，很深，揉好的燒餅要貼在爐壁上；上半部分由熟鐵制成，一張圓形的鏊子蓋住爐膛，鏊子用三條粗粗的鐵鎖鍊吊着，握住鐵鍊可将鏊子推開或者關上，從爐膛裡起出來的燒餅還要放在鏊子上烙一會兒才行。
打燒餅的是兩口子，男的微胖，很敦實，負責做燒餅以及把燒餅放進爐膛内；女的看上去很年輕，皮膚細白，頭發剪得很短，永遠亂糟糟的，她管燒火，有時也給鏊子上的燒餅翻面。
燒餅鋪的桌案很大，一半地方都放着揉好的發面。打燒餅的用一小片薄鐵皮切下一塊劑子，在抹過油的白鐵案子上揉出一個光滑的面團，掂起一個小巧的擀面杖，把面團擀成牛舌形狀。案子上有個大海碗，裡面放着油、面粉和椒鹽拌成的油酥，打燒餅的伸手一蘸，順勢抹在“牛舌”上，“舌頭”的一頭用左手卷起，另一頭用右手掌搓成很細的長面條，左手輕推面卷，長面條就繞在面卷上了。然後立起來壓平，擀成小圓餅，左手一托，右手握住鎖鍊推開鏊子，映出紅色的爐光，“啪”的一聲，燒餅就貼在爐膛上了。鏊子再蓋上。
過不多大會兒，就得用一個火鉗把燒餅從爐膛裡夾出來，在鏊子上烤熟，這就做好了。
“要幾個？”打燒餅的擡頭問。
“一塊錢的。”我說，把錢投進一個盒子裡，把我家盛燒餅的竹筐遞過去。我記事的時候燒餅是一塊錢五個，後來漲價，變成四個，再後來兩個。大人們偶爾還會感慨一下燒餅做得越來越小。
不過，那時候剛出爐的燒餅很大很厚，熱騰騰的，噴香，用油紙包着，落在竹筐裡時，燒餅發出沉悶的聲音，竹筐變得沉甸甸的，油紙沙沙響。
一旦買燒餅，那多半是家裡買了鹵的豬頭肉或是大腸之類，要把燒餅掰開夾着吃。那時候發面用老面頭，而不是酵母，故而揉面時需要放堿中和。手揉容易揉不開，有時燒餅掰開，能看到裡面豆子大小深黃色的一塊，那就是堿，不能入口，要小心摳去。童年時我挑食，一向不愛吃肉，尤其是豬肉，但是燒餅夾豬大腸，卻至少能吃半個。
晚飯這樣簡單地吃，多半是在夏天，天氣太熱，大人不願意做飯，于是隻熬一鍋綠豆湯，以燒餅豬頭肉對付過去就得了。這樣的晚飯可以不必上桌吃，不用立奶奶那些“腰挺直、腳放正、不準說話”的飯桌規矩，我媽在廚房裡幫我夾好豬大腸，我随便站着、走着，看着動畫片《貓和老鼠》就吃了，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輕松，甚至有點浪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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