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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特會”前後的中、美、俄三邊互動

時間:2024-10-25 10:22:04

DOI:10.19422/j.cnki.ddsj.2017.05.001

編者按:美、中、俄分别是世界頭号強國、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唯一可以和頭号強國進行軍事對抗的軍事大國。這三個地緣政治大國之間的關系無論如何發展都會引發舉世關注,而無論哪對雙邊關系緊張都會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在國家利益至上的鐵律下,大國之間必然存在博弈與合作。博弈固然不可避免,但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相互依賴越來越深的前提下,大國之間合作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更是必然選擇。在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前後,中、美、俄三邊關系經曆了幾度起伏。面對國際政治史上少見的這種情勢反轉,中、美、俄大三角會有一個怎樣的走向?這種走向有多大的恒定性或變動性?處于美、俄之間中國如何自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否有望延續?本文約請專家就上述問題進行撰文以飨讀者。

中、美、俄三邊互動是國際政治的重大結構性存在,将會長期持續。但是中、美、俄三邊關系缺乏專屬工作框架的規範與制約,同時兼具地緣政治博弈的影響,因此具有較大的不确定性。中、美、俄三邊關系能夠通過及時溝通得到一定調整和改善,但是中、美、俄之間存在戰略利益的差異和分歧,若不經過長期艱苦努力,難以協調和共存。中、美、俄通過當下的危機處理轉而共同推進區域和國際體制構建,這将會是三大國不可推卸的責任和權利。

2017年4月6—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佛羅裡達州海湖莊園會見的前後,中、美、俄之間的三邊互動成了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世界曆史上還很少有過這樣具有全球性影響力的三個大國關系之間發生如此迅速變化的戲劇性場景。

不确定性挑戰下的中、美、俄當前互動

先從美俄關系和中美關系的兩個側面,來觀察三邊互動的展開。2016年美國大選中令人最感意外之一的是作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在對歐洲和亞洲的傳統盟友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更多承擔防務責任的同時,對于美國傳統對手的俄羅斯則表現出了極大好感。特朗普親口聲明,克裡米亞本來就該是俄羅斯的領土,他反對以“謀殺罪”為理由妖魔化俄羅斯,一度曾否認俄羅斯在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對美國發動的網絡戰,特别是特朗普對普京總統本人的治國能力一再吐露出由衷的贊賞。

事實上,近年來烏克蘭危機、叙利亞戰争不斷激化,美俄這兩者之間沖突一觸即發,存在釀成全局危機的可能。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如果特朗普真正希望調整和改善對俄關系,對于包括中國在内的整個世界來說,并非壞事。美俄之間的沖突激化,容易釀成世界性沖突,不光使得中國在一場具有複雜曆史經緯的危機中難以選邊站隊,而且,本身也會遭受大規模沖突的波及。

而今,雖然特朗普已經當選為美國總統,但是人們一度所預期的美俄關系的改善卻并沒有出現。特别是2017年1月20日的美國總統就職典禮之後,先是特朗普親自任命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别顧問弗林在國内巨大政治争議之下被迫辭職,特朗普班子成員競選期間與俄羅斯的私下交往成為敏感政治問題;然後是對俄羅斯在大選期間通過網絡“幹擾大選”一事,美國各主要情報部門表明譴責俄方的不妥協立場,這迫使特朗普不得不予以讓步;也包括總統戰略問題特别顧問班農在壓力下退出國家安全部門領導成員會議;尤其是4月7日特朗普親自下令,以叙利亞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為由,對叙利亞空軍基地發射了59枚導彈進行空襲,從而導緻一度有可能出現的美俄合作态勢頓時改變。不光2016年大選以來美俄間互相示好的合作氛圍消失,而且,特朗普和普京兩人就導彈襲擊問題直接發表了針對對方的尖銳批評。美俄關系重回冷戰終結以來的“曆史低點”。

再看三邊互動的另一側面——中美關系。特朗普競選期間的對華政策一度要價頗高,不僅把中國稱為“彙率操縱者”,大幅提高關稅拟打壓中國進口商品,甚至在極其敏感的“一個中國”的政策立場上一度倒退,一時間使得中美關系蒙上了極大陰影。從三邊關系的結構形态上來看,似乎特朗普要逆轉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美合作的态勢,至少在客觀上,使美俄關系的接近對中國形成壓力。猶如多年來一直持“超現實主義”立場的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的公開聲明:實現美俄聯手,遏制中國。

然而,一個鮮明的反差在于,與美俄關系出現惡化的情況正相反,特朗普總統就職之後,經過雙方努力,中美關系趨于逐漸地改善。無論雙邊經貿問題,還是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執政團隊在施壓同時,也不斷釋放改善對華關系的信号。中美關系所達到的高峰,自然是4月初的中美元首峰會。

非常值得關注的是,正當中美兩國元首開始于4月7日海湖莊園的首次會見之際,特朗普總統臨時突然告知習近平主席有關美國已經對叙利亞進行空中打擊的消息。本來,習近平主席遠道前往進行的這次非同尋常的會晤,是要通過政治領導人之間的個人交往,深化溝通,為解決中美雙邊、地區和全球問題提供良好基礎,然而,特朗普總統的這一舉動,顯然又為這次舉世關注的會見帶來耐人尋味的戲劇性影響。

美國當地時間2017年4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佛羅裡達州海湖莊園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中美元首第二場正式會晤。盡管大國間的互動波谲雲詭,但中國就當前重大問題所持的立場并未改變。就令人最為關切的朝鮮半島事務而言,中方堅持推動美朝間和有關六方之間的兩種談判進程,堅持朝鮮停止核試驗和美韓同步停止軍事演習,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半島事務。至少在目前有關各方一觸即發的形勢下,中方立場還是為以理性和穩妥方式解決朝鮮半島沖突留下一線希望。而在叙利亞戰場同時發生的撲朔迷離的“化武案”背景下,中國堅決反對使用化學武器,支持聯合國機構對此進行獨立、全面的調查,以确鑿證據為據,尋求經得起檢驗的結論。中國對有關叙利亞問題的安理會提案所投下的棄權票,旨在為緩和目前劍拔弩張的國際氣氛,推動叙利亞問題的穩妥和公正解決,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空間。

中、美、俄三邊關系的曆史特性與當下局限

總體上說,中、美、俄三邊互動受到這一組大國内部和外部關系發展特點的制約。

第一,中、美、俄三國是當代綜合實力相對最強大的三個大國,也是比較能獨立自主地決定内外事務的三個大國。因此,中、美、俄這三國關系的親疏遠近、潮起潮落是當代國際政治的風向标,也深刻地體現了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和未來國際發展的基本走向。經過多年來不懈努力,中、美、俄三邊之間的關系能夠通過及時溝通得到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和改善,但是,中、美、俄之間的基本戰略利益的差異和分歧,若不經過長期艱苦并有效的工作,難以協調和共處。

第二,曆史地看,中、美、俄三邊關系重要性的提升,再一次反映出國際社會多元化發展的長期趨勢。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1814—1815年的維也納體系、1945年的雅爾塔體系,包括正在行進中的冷戰後世界格局,凡是世界曆史上較為持續穩定的國際秩序的每一次形成,幾乎都曾是一個越來越走向國際主體多樣化的曆史過程。2017年2月慕尼黑安全峰會以“後西方”為主題,也說明傾向于多樣化發展的世界認知景象,逐步開始為國際輿論——包括西方一部分戰略家——所接受。這樣一種認知的發展,并不否認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于世界事務依然居于主導地位,但是強調了世界越來越趨于多樣化發展的事實,特别是中俄各自及通過合作取得的巨大影響力。總之,世界在越來越走向多樣化,但是,國際體制的改造還将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并會始終充滿曲折與反複。

第三,新一波中、美、俄三邊互動的進程中,盡管經曆諸多方面的挑戰與考驗,但是依然出現了較多的合作意向。中俄間保持着穩定的戰略夥伴關系,誠如前國務委員戴秉國在2016年5月莫斯科會議上所特别強調的“夥伴關系不封頂”,實際上,這已成為中俄關系的新現實。從俄羅斯方面來看,面對特朗普一度的親俄姿态,從普京本人、政治精英乃至大衆層面的反應來看,總體表現慎重穩健。2016年10月下旬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第十三屆年會(瓦爾代論壇)上,筆者曾有幸問及普京總統本人對當下熱議的中、俄、美相互關系的看法。普京總統回答說:“中、美、俄之間應是一種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相互關系。”同時,普京很明确地表達:“當今條件下,我們應該非常珍惜中俄關系。”在公衆場合下普京總統的這一表達,簡潔明了,很有針對性和導向性。筆者認為,這是他近十多年來一貫立場的闡述。這說明即使在俄美關系一度有可能得到改善的樂觀局面下,普京總統本人和俄羅斯政治家依然是非常堅定地維護和推動中俄關系的發展。這是在新時期大國關系進程中非常值得珍視的可貴之處。另一方面,面臨着特朗普總統就任前後對華施加一連串壓力,中國的表現不急不躁、從容大度、主動溝通,給世界留下深刻印象。包括特朗普本人在與習近平主席“莊園談話”之後所給予的高度評價,也表明了中國領導人的積極溝通和合作誠意,這使東道主對大國之間的合作進一步寄予期望。

在強調中、美、俄三邊互動重要意義的同時,須清醒地認識到,中、美、俄三方之間還難以形成專有的互動框架,也還沒有專屬于中、美、俄三國的合作平台。新世紀來,三國在意識形态和制度模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曆史與文明背景、對外交往與結盟關系及國際影響力等方面,表現出各自取向和利益之間的差異。盡管恐怖主義、地區沖突、發展瓶頸等都是共同面臨的挑戰,但是,中、美、俄三國并沒有因面對“共同敵人”而形成緊密合作動因。這一狀态,将影響中、美、俄三國在較長的一段時間之内,無法形成三方都能夠在其間進行同步合作的大國關系框架。中、美、俄之間較難在全球範圍内再一次出現所謂的“新雅爾塔模式”。甚至,由于中、美、俄的相互間存在巨大分歧,他們之間也不太可能成為冷戰後期20世紀70年代一度出現的西方内部的“美、日、歐三邊論壇”。由于這樣一種曆史狀況和客觀現實,有些人認為,并不存在所謂的“中、美、俄三邊關系”。普京總統和俄羅斯政治家非常堅定地維護和推動中俄關系的發展。圖為2016年9月12日,參加中俄“海上聯合—2016”軍事演習的俄方參演艦艇編隊,陸續抵達廣東湛江某軍港。中國海軍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問題還在于另一個重要事實:“中、美、俄三邊關系”較多地被理解為地緣政治的範式,并非沒有一定的道理。地緣政治,講的就是“大國力量的空間配置與博弈”。與以往的每次國際變化不同,冷戰終結不是以戰争、而是以和平方式結束。這樣的好處是不打仗,但是,也留下了一個不太清晰的大國空間力量分布模式,為大國間的博弈留下了極大空間,這不僅是在歐亞、歐洲,也包括在亞太地區。“9•11”事件後,除了呈現一段較為短暫的共同反恐的合作之外,中、美、俄這三邊關系就總體而言,其基本面:一是中俄的趨近,兩者在着重構建雙邊自身合作框架的同時,也經常互相策應以應對來自西方的壓力;二是間歇地出現過若幹次美俄關系的“重啟”,但每次都在内外影響作用之下而告中止,甚至出現重大反複;三是中美關系在各類挑戰中得以持續推進,無論是以一系列統計數據所證實的規模和總量,還是對于這一關系的認知和思想深度,都不是30年之前所能夠簡單比拟的。

從長時段的觀點來看,大陸地緣政治因地理條件的連續性而注重大國周邊穩定,而大洋地緣政治則因地理空間的阻斷性,更加側重于通過平衡對手而取得優勢。這樣的地緣政治法則,顯然在中、美、俄三邊互動中打下了深刻烙印。普京在2016年瓦爾代會議上曾說過:“地緣政治的博弈,比意識形态的競争還要深刻得多”,這是他經曆了多場危機之後切膚之痛的體認。顯然,這也是中、美、俄關系中的核心問題。人類曆史上,似乎還沒有過這樣具有全球影響的三大國在地緣政治領域緊密接觸的同時,還能取得互利共赢的先例。中、美、俄三邊之間的同步良性合作關系的建立,還有待時日。

總的來看,中、美、俄三邊互動所受到的高度關注,表明全球化進程所激發起來的世界多樣化的格局,已達到相當高度,初步形成了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力量結構。然而,即使這樣一種局面正在加速出現,依然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西方主導世界事務的基本面,中、美、俄三家之間也并沒有形成專有的互動結構和專屬的工作框架。中、美、俄三家在具備一定合作空間的同時,重大利益紛争、制度和觀念差異、包括戰略沖突的可能性,還将長期而大量地存在。

中、美、俄三邊互動的未來态勢

未來的中、美、俄三邊互動,會出現以下态勢。

第一,中、美、俄三邊關系的互動是一個較長期的學習過程。無論是對于曆史積累豐厚的文明古國,還是對于較為年輕的後起國家,也無論是對于久經沙場的政治家,還是對于改換門庭、剛剛投身于政治的新手來說,當代嶄新曆史條件之下的中、美、俄三大國關系,都并不是一個輕而易舉、容易把握的進程。嘗試以“學習過程”這一詞語來描述未來三邊關系的特點,意思是要強調:不應以三邊中任何一方的未經深思熟慮和在複雜狀況下的草率行動而應對失當或者反應過度;更不能老是借用國際史上常見的“聯合兩家”夾攻“第三者”的做法,來謀取三邊關系中于己有利的地位。國際關系曆史上很少有這樣老是由一方獲利,而餘者總是失手的先例。2017年4月12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俄羅斯外交部部長拉夫羅夫(右)會見美國國務卿蒂勒森。第二,在實力地位逐漸趨于接近、并且最有可能相互影響的中、美、俄三大國之間,非對稱性的動态格局将會始終是今後的主導方面。無論是實力地位,還是潛在影響,中、美、俄三者之間在諸多方面的差距和鴻溝難以消除。而三方之間的均衡固然應該追求,但卻始終是很難形成和維持的局面。不光在這三方之間相互擔心被另外兩家之間的合作所遏制,而且在客觀上,這三大國又會受到其餘各種力量中心,比如,歐洲與日本等方面的牽制,同時,也肯定會受到大大小小的諸多外部力量的尋租和影響。在這樣的局面下,不光是要增強政治互信,而且,往往要更多地增強信念和勇氣。堅定地相信多樣化發展和對于先進理想的普遍追求這兩者之間存在兼容和共處的可能,最大限度地探尋新老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互補和均衡。

第三,盡管,中、美、俄三國間存在諸多問題,但是由于三大國的重要影響,因此,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三方之間的可能合作,共同為未來國際制度和國際秩序的構建做出鋪墊,始終會是三邊互動進程之中刻意求進的目标。而這一目标必然與解決當下最為緊迫的地區沖突相互連接:其一,朝鮮半島問題的推進盡管困難重重。但是,一旦有機會擺脫目前困境和形成談判機制,中、美、俄作為三個核大國的特殊身份,從邏輯上說,有可能、也有必要來為整個半島安全共同提供保障;包括從一個相當長的時段來看,冷戰時期在歐洲東西方之間實際上存在的“中立地帶”(比如奧地利、芬蘭),為大國間的緩和提供屏障的先例,有可能為解決半島事務提供借鑒。其二,中國在4月12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叙利亞問題提案投下的棄權票,表明的隻是中國希望首先通過核查弄清誰使用化學武器的事實真相,遠不贊同類似于2003年伊拉克戰争的局面重現,即在并未弄清薩達姆政權是否具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況下,首先采取軍事打擊的行動。叙利亞沖突中,首當其沖的是美俄兩家,但中國願意做出自己的努力,包括從周邊地區加強維和力量投入的策應,更多承擔地區經濟的修複和援建,也包括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承擔更多勸和促談的協調與斡旋的功能。從一個較長時段看,中國人有能力和有責任,不但為地區安全逐步地提供更多的公共産品,而且為中、美、俄三邊關系走向健康,為未來的國際制度和秩序的理性重構做出貢獻。

(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周邊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魏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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