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考古學家羅伯特·凱利和他的著作《第五次開始——600萬年的人類曆史如何預示我們的未來》
考古學家如何思考曆史？
在40多年的考古工作中，美國考古學家羅伯特·凱利一直對狩獵采集者有一種特殊的癡迷。
他曾經認為，他們最接近人類應有的生活方式：和平、小群，僅僅占有寥寥數物。他們生活簡單，憑借才智與勤奮收獲自然的饋贈，僅僅留下些微足迹的人有質樸而純真之處。
當然，這最初隻是一種羅曼蒂克式的、懷舊式的想象，有許多不現實的地方。比如狩獵采集者可能暴力恐怖，或者物欲熏心。多年的考古生涯讓他越來越相信，與其辯論人性善惡，更科學的方法是從數據出發，研究到底什麼樣的因素造成了人類生活的差異或變遷？
比如，在人類存在的99%的曆史裡，人類是狩獵采集者。這是一種極其成功的适應。但是，事情是如何發生變化的呢？狩獵采集者的技術與文化曾經長時間完美适應小型的平等社會、遊牧群體的生活，為什麼我們會放棄它？為什麼人類會從狩獵采集者變成農夫？
在《第五次開始——600萬年的人類曆史如何預示我們的未來》一書中，考古學家羅伯特·凱利探讨了人類曆史上幾次關鍵性的“變異”。一種普通的樹居靈長類動物突然決定從樹上跳下來，依靠雙腿跨越稀疏大草原；某個人屬成員突然決定把一塊石頭改造成工具；然後，我們從制造工具的人變成會用符号思考的人，從狩獵采集者變成農民，從相對平等社會裡的人變成等級森嚴制度下的人……
作為一個以“研究過去，以理解未來”為己任的考古學家，凱利認為，過去幾次關鍵性的變異中隐含着通往未來一次更偉大的“變異”的線索。
關于大曆史的書很多，但很少有曆史書能橫跨600萬年的時間跨度。“我承認，這些時間跨度難以想象。”在本刊對他的專訪中，凱利教授表示，“我們天生是以對我們有用的時間尺度來思考的。思考100年後的事情對我們而言沒什麼用，因為那時候我們早就死翹翹了。但是，我們的确又具有長時段思考的能力，我們有能力問自己：我今天的行為會對子孫後代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在美國土著人的想法裡，一個人應該自問今天的一個行為會對未來七代人産生的後果。這并不容易，但這是我們對政府應有的要求。思考史前史，意識到人類有一個漫長的曆史，能幫助我們思考那些同樣漫長的未來。”
在絕大部分教科書裡，曆史常常從埃及、希臘、羅馬和中國開始，史前史不過是舞台布景。
但他認為，将史前史貶低為背景，曆史學家就錯過了全景。“曆史學家關心曆史的特定細節，他們認為曆史由個人的行為、事件、個性生成，所以在他們眼中，史前史隻是一些關于進化或者進步的模糊概念。但史前史與曆史是以同樣的方式産生的，二者之間的區别隻在于數據的不同（曆史學家使用文獻，而考古學家使用文物），以及我們能夠根據這些數據所提的問題不同。考古學家的目光必須超越細節（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無法看到細節），去尋找不同曆史序列的分布模式。用一句西方諺語描述：曆史學家關心樹木，而考古學家關心森林。我不是說曆史學家是錯的，隻不過我們工作的數據本質不同，從而導緻了視角的不同。我認為這兩種視角是互補的，考古學家不具備曆史的細節，而曆史學家則沒有考古學所擁有的時間。如果我們希望理解人類曆史的開始，而不僅僅是文獻記錄的瑣碎風波，而是從上至下，從前到後，一去不複返的宏大變化，我們就需要使用隻有考古學才能提供的、最大的時間範疇。”
在書中，他用一句話總結了考古學家日常工作的基本風格——“烈日當頭，用牙醫工具剔出一小塊脆弱的骨頭，即使不算惱人的話，也是沉悶乏味的。”但這小塊斷骨（或者焚後種子、殘破陶片）的背後，卻常常承載了漫長浩瀚的時光，并指向人類社會某種一去不複返的變遷。
“物的力量在于，它是物，你可以把它放在手中。比如上周我的一個學生挖到了一個箭頭，我告訴她，1萬年以來你是第一個觸碰這個箭頭的人。于是，她對于1萬年前那個箭頭的主人的生活就有了一種物理性的連接。當我們與人，無論死去的還是活着的人，建立連接，我們會意識到這種連接就是生命的意義所在。我們渴求更多這樣的連接。”
發掘這些古物中所隐含的曆史之謎及其與當下的連接，正是他對考古學的熱情所寄。在書中，他談到自己的童年，盡管生長在新英格蘭鄉下，但從小就心系狂風漫沙的荒漠與高山。“我竭盡所能地閱讀、搜尋洞穴，從毗鄰的牧場上收集箭頭。任何老物件都讓我着迷，所以我從老地圖上搜尋殖民時代的道路，搜索廢棄磨坊的斷壁殘垣，扒開曆史堆積尋找壇壇罐罐。我的卧室裡塞滿了箭頭、骨殖和化石。”
新技術的出現，正在不斷拓展考古學家從毫不起眼的碎陶、石片和骨屑上獲取新知的極限。
但從地下挖出的那些來自遠古社會的物質遺存，極少能告訴我們關于個人層面的信息與細節——從它們身上很難推斷出具體的人類行為，更别提人類本性了。至于宗教、宇宙觀、親屬稱謂或者任何人類文化更為抽象的側面，也大都隻是間接的表達，而無法達成明晰的推斷。
“是的，我經常有挫敗感。我想知道的事情那麼多，但我們挖出來的東西隻能告訴我們那麼一點。”他說，“但我更願意倚賴考古學的長處，而不是弱點。我必須以考古學家，而不是曆史學家的眼睛去看這些數據。”
上周，他剛剛在懷俄明完成了一個史前洞穴的挖掘。“我能告訴你這個洞穴是什麼時候被使用的（差不多1.1萬年前到歐洲人到來之間）；我能告訴你它的用處，主要用于小群人的捕獵營地；我也能告訴你，它在某些時候的使用率比另外一些時候更大。但我沒法告訴你，這些人的名字、他們有什麼願望、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或者他們認為人死後還有沒有來生。那麼多有趣的信息都消失了。所以我問自己，從這個洞穴，以及這個地區周邊類似的洞穴裡，我到底能得到什麼有趣而獨特的信息？所以，我們把這個洞穴的信息與其他洞穴的信息組合起來，構建一個關于當時這個區域的人類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大圖景。對此，我們可以達到驚人的準确度。”
600萬年曆史的四個臨界點
繪制曆史的大圖景，才是考古學家更擅長的工作。在縱橫數萬裡、上下百萬年的範圍内“看到”人類行為的關聯性，也看到人類社會一去不複返的變遷。正是在這種視野的審視下，他在人類600萬年的曆史中辨識出四個變異的臨界點，也就是他所說的“開始”——從這個時間段開始，人類存在方式的基本特征發生了變化，人類作為一個物種開始開啟全新生活的時代。
尋找這些臨界點，用凱利的話說，“就像觀看一部巨長無比的IMAX電影，從中尋找劇情巨變的幾個瞬間，像‘原來，黑武士是盧克他爹！’那種徹底改變一個故事走向的巨變”。
所以，這部電影是這樣開始的。600萬年前，是人類從靈長類動物中分離出來的時刻——其中幾隻靈長類動物突然決定從樹上跳下來，學會了直立行走。
數百萬年過去了，這種“解放了雙手，顯得有點怪怪的雙足靈長類動物”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也沒有顯示出任何成為未來世界主宰的潛質。然後，大概330萬年前，某個人屬靈長類動物突然決定撿起一塊石頭，敲掉幾塊碎片，并打算用它來做點什麼——“我們并不完全确定他們到底用這些石頭工具做什麼，很有可能是與大草原上的捕獵有關。”
這就是技術的開端，啟動了人類曆史上的第一個臨界點。
那些簡陋的石器工具說明人類祖先開始具備了控制與改造環境的能力。此後，手握石器的人屬人口大幅增長，逐漸占據了整個非洲大草原，他們開始捕獵、取火、煮食，發展對偶關系，發展出初步的語言，并逐漸擴散到南亞和歐洲。在技術的道路上，人類從未回頭。這些簡單的石器工具，其實是太空旅行的開始。
第二個臨界點則是由文化開啟的。20萬年前的某個時刻，人類開始了對世界的符号性建構，這種能力是人類文化的核心，也是将人類與其他靈長類動物真正區分開來的關鍵。從此以後，我們思考世界，不再隻是一個純粹物質性的、可觸碰的世界。我們可以看到自己與他者的不同，也可以共享世界觀，我們可以講故事、可以說謊、可以編織夢境與傳奇，我們可以思考來生、思考神、思考超自然的存在。
從20萬年前到7萬年前，人類獨特的文化能力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我們開始創造藝術、墓葬、合作以及宗教。凱利提到非洲布隆伯斯洞穴裡出土的一塊7萬多年前的赭石，赭石上刻有奇怪的交叉條紋，考古學家并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什麼，或者對什麼人有意義。“也許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有意味的。”
凱利認為，比起技術，文化是人類更強大的适應策略。因為自從文化的能力出現以後，人類迅速散播到了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包括一些很惡劣的生存環境。
第三個臨界點是農業的出現，大約發生在公元前1萬年左右，幾乎同時在世界幾個不同的區域獨立發生。此前不久，地球上90%的地方已經被狩獵采集者占據。從狩獵采集者到農民，是人類生存方式的一個巨大轉變，其背後的驅動力也很明顯——人口增殖的結果。環境無法支持人類再以狩獵采集者的方式生存下去，人們必須改造環境，以産生更多的食物。在某些地區，氣候變遷和偶然的植物基因變異導緻農業成為可能的選項，于是，通過選擇性繁殖和技術創新，人類最終栽培出生計核心的農作物。貿易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物物交易有時純粹基于經濟原因，有時則是象征性的合作聯盟。這是文化變革加速的時刻，狩獵采集者逐漸轉化為農民，創建出定居村落，人口得以急劇增長。過去的1萬年裡所發生的變化比之前的600萬年裡還要多。
第四個臨界點是國家的出現，大約發生在5000年前。對人類學家而言，“國家”意味着至少三個政治等級的社會：統治階級、行政官僚機構和勞動階級。作為一種具有中心化權力和權威的大型組織，國家意味着一種顯著不同于以往的社會組織方式與不平等的社會關系。拓展性的社會結構允許一部分人從食物生産中解放出來，得以投身于藝術、科學、貿易，也促成了這些領域突飛猛進的發展，最終帶來了貝多芬交響樂、西斯廷教堂、瑪雅天文學與中國紫禁城。貿易頻密，産生了貨币，并促成了不同文明之間的溝通。文字系統也發明出來了。但與此同時，在貿易、藝術與科學的發展中，少數人獲益遠遠超出普羅大衆。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最極端的表現是，少數人對于大多數人具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于是，奴役和戰争産生了。此前的人類社會當然也有過暴力，但大都局限于個人層面的恩怨。随着國家的出現，我們看到專為殺人設計的兵器以及相應的防禦工程，以及無休止的軍備競賽的開端。
“端坐在鳥瞰曆史之位上，你注視着這場跨越5000年的大戲徐徐展開。它時而高貴：書寫、算術、天文、物理、金屬加工、玻璃術、建築、造船——打下至今仍在改善我們生活的技術基礎；時而，它也悲涼：大屠殺、貧窮、奴隸制度、囚徒、債務和戰争。國家興亡、戰争勝負、帝國擴張與收縮，人們在被人奴役和奴役他人、富貴和貧窮、勝負之間切換。”
“第五次開始”已經開始
凱利認為，回顧600萬年的曆史，這四次轉型之間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的，有一些轉型經常要上千年的時間才能展開。比如美國作為一種國家形态的出現，是國家産生将近5000年後的事情。今天，我們仍然活在一個“國家”的時代裡。但自“第四次開始”之後，新的轉型是否已經發生？還是說，曆史已經終結？
凱利說，身在其中時很難看清曆史的轉折。事實上，他發現他的很多學生認為“曆史已經終結”，他們相信技術會繼續改變，但人類社會的組織方式卻不會再變。人類注定無法擺脫戰争、貧困、種族主義、性别歧視，以及各種狹隘與仇恨。
他認為，對于曆史的悲觀，很多時候是源自時間的尺度放得不夠大。比如熟讀曆史的人經常視未來黯淡無光，覺得曆史看起來是一幕又一幕殘酷的戰争，但戰争隻是國家的起源啟動的邪惡的文化周期，并不代表它永遠不會改變或終結。
“1萬年前的人無法想象我們的今天，就像今天的我們無法想象1萬年後的未來。但如果我們以未來的考古學家的視角回望今天，就像今天的考古學家看1萬年前的人類呢？他們是否會觀察到‘第五次開始’的證據？”
作為考古學家，凱利之所以能辨認出之前這四次大轉折，是因為每一次轉折都伴随着物質記錄上的巨變。比如第一個階段是石器工具，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出現這種東西，并且越來越多，越來越成熟；第二個階段是藝術、墓葬儀式，說明人們開始思考死後的世界，思考宗教；第三個階段是谷物的種子、永久性的村落與房屋等，說明墾殖将人類綁縛在土地上；第四個階段則是那些象征中央權力，以“震撼”大衆為目的的公共建築，比如陵墓、城牆、神廟、宮殿。
那麼，1萬年以後的人類學家會在我們今天的物質記錄中找到什麼樣的變遷呢？
凱利舉出了很多例子，比如海底的沉船、月球和火星上的人造物，連接大陸的電纜、超大型城市、全球流通的貿易商品（如手機、牛仔褲）、人類骨骼中的同位素成分反映的食物的全球性鍊條——你今天早上吃的那根香蕉，絕非産自本地；徹底被人類改造過的風景與土地、能令埃及法老目瞪口呆的超大型垃圾堆……
從這些物質記錄中，他未來的同行會意識到自己正在審視一個巨變的時代，一個繼技術、文化、農業和國家開始之後的另一個大轉型的時代，也就是“第五次開始”。這次轉型始于公元1500年的歐洲擴張，緊跟而來的是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和全球化。
這是一本關于未來的書，但凱利認為，未來其實正在發生。他還指出當下的三股暗流正在背後推動“第五次開始”的走向：戰争成本的不斷提升、全球資本主義的經濟效應，以及人類文化的全球化。
第一，現代戰争耗費越來越高昂，卻不再是解決問題的可行方式。社會無法再接受之前兩次世界大戰的傷亡與連帶損失，也沒有國家會願意冒同歸于盡的核戰争風險。除了吞噬大量資源之外，戰争已經别無所長。但沖突仍在，替代戰争的問題解決之道又是什麼？
第二，500多年來，資本主義孜孜以求全世界最廉價的勞動力，但随着資本主義逐漸帶動發展中國家的生活水平提高，廉價勞動力會逐漸消失，或者被人工智能取代。如果世界不再有，或者不再需要廉價勞動力，資本主義将會怎樣？
第三，人、物、金錢、思想的全球性流動，不僅帶來文化沖突，比如将美國和歐洲推向排外的民族主義，但同時也在創造一個全球性的文化與社區，一個被Facebook、音樂、電影、球賽以及氣候變化之類的共同威脅連接起來的世界。
凱利認為，這三股暗流都在呼籲全新階段的合作，都在指向世界政府、世界公民的可能性。這種公民并非産生于特定群體，而是世界人口通過技術、教育、體育、貿易、戰争和宗教持續互動的結果。如果我們能順應這種潮流，“第五次開始”很可能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次轉型，創造一個在貿易、防禦、教育、娛樂、運動、醫學和科學等各個領域都達成新型合作的世界。
順着走，還是逆着走？
這種對未來的态度，簡直樂觀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但凱利認為，樂觀的理由有兩個：第一，史前史告訴我們，人類一向擅長解決問題，進化常常重塑我們。之前的四次轉折，每一次新的“開始”，看似都是由一些個人的簡單的行為開始的：第一個把石頭做成工具的人類祖先，或者第一個想到用古登堡印刷機印書的人，但其後果卻是複雜的、難以預測且影響深遠的。比如栖居在樹端的靈長類動物并無意于成為直立行走、使用工具、狩獵的古人類，這些古人類也從未想過成為使用符号講述故事、呼喚靈魂的人類。狩獵采集者沒有立意成為農民，農民也沒打算成為帝國的一員。縱觀曆史，我們隻是竭盡全力，做最好的自己：最佳樹居靈長類動物、最好的使用工具的古人類、最好的狩獵采集者、最好的農業村落的首領。但每次在朝向既定目标的路上，我們卻毫無例外、也不可避免地走到截然不同的終點。如今，為了成為最好的工業社會、最好的資本主義社會、防禦最佳的社會，我們是否也會變成截然不同的樣子？
人類曆史的每一次“開始”，雖然都是由競争驅動（他認為人口增殖帶來的競争加劇是推動整個曆史進程最主要的驅動力），但也都促進和改善了合作，拓展了人類群體合作的規模，以取得彼此的安全。從第五次開始，這種網絡更是涵蓋了整個世界：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以及無國界醫生等人道主義組織。
“考古學從不說謊。過去500年的物質文化指向全球性的統一而非分裂。将各個大陸連接在一起的電纜，全球性的物質流通能駁斥任何關于世界無法整合、我們不能合作的故事。考古學告訴我們，這種統一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是你要順着走，還是逆着走？”
事實上，過去幾年，世界似乎在逆着走。從波蘭到美國的民主國家，右翼政黨都以鼓吹排斥而赢得選舉。國家之間樹立城牆——從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到英國的脫歐決定，民族主義情緒高昂，分裂主義團體到處興起，世界似乎從未如此分裂和恐懼過。但在他眼中，這些現象隻是對一種更為強大的全球化的變遷趨勢的暫時抵抗而已。用考古學家的目光看，今天的世界有點像青少年，不理性、正在經曆“成長的陣痛”。也許很痛苦，但這個世界即将長大。
“關于第五次開始，最重要的一點在于，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對于過去人類社會的變遷規律有了一定的理解。這意味着我們能夠掌控變化：第五次開始會是什麼樣子？我們希望它是什麼樣子？這在之前的曆史中是不可能的。”
“我希望看到一個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和平、繁榮、安全、幹淨的世界。因為史前史和曆史都告訴我們，沒有人能獨享和平與繁榮的生活。比如美國的移民問題，這些移民來到歐洲、來到美國，不是因為他們邪惡，而是他們自己的國家處境太過艱難。美國和歐洲的和平與繁榮會受到其他國家和平與繁榮的匮乏的影響。第五次開始會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彼此都是鄰居，人類是一個整體，助人者方能自助。我們需要在如何組織世界上做出一些變化，國家之間必須停止競争關系，而尋求全球性的合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