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曆史學家、牛津大學教授瑪格麗特·麥克米倫戰争是不是人性的一部分？
英國廣播公司瑞思講座今年的主講人是加拿大曆史學家、牛津大學教授瑪格麗特·麥克米倫，她的著作包括《締造和平：1919巴黎和會及其開啟的戰後世界》。她的曾外祖父是《締造和平》的主角之一、英國首相勞合·喬治。40多歲時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書《國王的女人》。13年後，57歲的她才出版了《締造和平》一書，2002年她憑借此書成為第一位獲得英國非虛構著作最高獎項塞缪爾·約翰遜獎的女作者。
瑞思講座一共五場，麥克米倫系列演講的題目叫“該隐的記号”，這個标題源自《創世紀》：該隐殺了他的兄弟亞伯，耶和華趕走了他，但給他立了一個記号，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麥克米倫的意思也許是，殺戮和報複自古就有。她分别講了戰争與人性、士兵對戰争的怕和愛、平民與戰争（作為戰争的支持者和受害者）、人們約束戰争的各種努力、戰争的緻命吸引力（藝術如何記憶和表現戰争）。
麥克米倫說：“吊詭的是，使社會能夠打仗、保衛自己的組織也帶來了一些好處。認為戰争完全是破壞性的，不會改善人類的境況是錯誤的。我們往往以為戰争是反常現象，是和平的缺失，是正常社會崩潰時發生的事情。我要說，戰争不一定隻是和平的缺失。它是人類社會經常特意去做而且經常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英國在17世紀末、18世紀末的興起部分是因為它建立了非常高效的海軍，這意味着要管理海軍所需的資源、組織海軍的人員、訓練軍官。至少在英國海軍，你買不到軍官職位，你要知道如何航海，而在陸軍，你不需要知道很多，除了如何很帥地騎馬。”統計學在19世紀的發展部分是為了讓政府能夠弄清它們有多少人、多少資源。科學和技術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發展部分是由于戰争的需要。所以說，戰争有時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好處。
戰争曾經為女性帶來好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女性在英國被認為不适合投票。有人說，賦予女性投票權沒有意義，因為她們會像她們的丈夫告知的那樣去投票，所以隻是要把同樣的票數多計算一倍，這樣做毫無意義。有的說，女性無法決定那些男性能夠決定的複雜問題。她們擅長的是做家務，而不是處理社會要處理的大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程中，女性開始擔任本來認為她們不适合的職位，開始做男性的一些工作，因為男性打仗去了。所以政府承認了女性的選舉權。在1918年大戰結束前，戰争還在進行的時候，政府通過法案，賦予女性投票權。雖然比較謹慎，隻有30歲以上的女性才能投票。好像認為30歲以下的女性太反複無常，不可以投票。
第一講結束後，有觀衆問，如果女性掌權，世界一樣會有那麼多戰争嗎？麥克米倫回答說，女性經常是戰争強有力的支持者。比如伯羅奔尼撒戰争期間，斯巴達士兵的母親們說：“拿着你的盾牌回來，或者躺在盾牌上回來。”在19世紀，一些最殘暴的人是女性，如俾斯麥的妻子在普法戰争時說：“我會射殺他們，無論老幼。”因此不能确信女性天性更加慈愛、溫和。英迪拉·甘地、班達拉奈克、戈達·梅爾、撒切爾夫人，她們并不比男性領袖更和平。
在最後一講中，她說：“奇怪的是，不是所有的戰争都産生了同樣水平的藝術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産生了許多更偉大的文學、更偉大的詩歌、更偉大的對戰争的意義的質疑，這可能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加清楚，至少對盟軍一方是這樣：它是一場必須打的仗，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日益被認為是一場也許應該避免的戰争。這也是為什麼越南戰争帶來了那麼多的藝術作品、電影和照片，那是一場許多美國人認為不必要的戰争。”
未來會不會爆發大戰？
人類為什麼會打仗？“戰争是生理的還是文化的？”也就是說，戰争是人的本性必然引發的，還是能夠避免的？從本性上說，大部分物種，從昆蟲、鳥類到哺乳動物，都有很強的領地意識。各種物種都會守衛自己的巢穴、樹木和岩石和它們的土地。人類依附着自己的土地。跟人類關系最近的物種黑猩猩會動員起來，保衛自己的領地或者去偷它們想要的東西。大部分黑猩猩都有攻擊性。但有一個反例，倭黑猩猩，它們做愛而不打仗。所以，生物特性不是決定性的，從生理上也許可以說，我們是一個更有可能去打架的物種，但這不是決定性的。文化因素也很重要。
打仗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種：物質上的好處、保護自己、意識形态方面的、情感方面的（驕傲、恐懼或者複仇）。不同的社會有着不同的開戰原因。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國家打仗是因為王朝。君王不會跟大部分國民商量，打仗是因為某位統治者希望為了某個目标而打。在現代，公民跟戰争的關系更加密切。最大的變化發生于19世紀初。在18世紀，戰争往往是有限度的，為了一個很清楚的目标，是統治者的戰争。偶爾普通人會被征召參戰，但他們并不情願，在18世紀，軍隊夜間行軍的話，需要看守，不然士兵會抓住一切機會逃走。實際上大部分軍隊都不會在夜間行軍，那樣風險太大，會流失許多人。美國的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改變了這一點，人民從統治對象變成了公民，如果公民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他們就有義務去守衛它。
在19世紀，另一個變化是歐洲大範圍的工業革命，戰争的規模變得更大了。1812年，法國以60萬人侵略俄國；1870年，德國聯盟以120萬人侵略法國；1914年，德國動員了300萬人。
對于還會不會爆發大的戰争，麥克米倫說，她不像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平克那樣樂觀。“平克和一些人提出，人類變得不那麼暴力了，我們不太可能用暴力來解決分歧，他們給出的統計數字說，雖然20世紀發生過兩次大戰，但20世紀和21世紀不像過去幾百年那麼暴力。但是就因為已經70年沒有發生過重大戰争、我們已經打過大仗，并不意味着以後不會爆發很多戰争。”
人類曆史上很長時間以來，人類都在打仗，至少是從農業問世開始。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仍在打仗：阿富汗、叙利亞、也門、非洲的大湖地區和蘇丹。今天許多戰争是低水平的戰争，用的是沖鋒槍、便攜火箭，甚至是砍刀和鋤頭。但大國繼續在為高科技戰争做準備。“目前這一代戰鬥機可能是最後一代擁有飛行員的戰鬥機。它們将被帶有越來越先進的人工智能的電腦取代。在19和20世紀，戰争不斷轉入新的維度，無論是水下還是空中，現在它進入了網絡空間。”
麥克米倫說：“曆史反複提醒我們，戰争不一定是在理性計算的基礎上發動的，往往與此相反。曆史不能幫我們預測未來，但可以提醒我們，要注意戰争爆發前的警告信号，比如高漲的言論、無法弄懂對方的意圖。曆史可以告訴我們戰争是如何開始的，戰争如何很少按照人們的計劃展開，戰争是多麼難以結束。西方人不可以自滿。我們容易受暴力情緒的影響，會因為不慎而開戰。我們要記住戰争，不是為了吸取關于如何使用它、如何赢得它的教訓，而是為了明白，戰争是多麼容易發生，多麼容易逃脫控制，在赢得持久和平的基礎上結束戰争是多麼困難。要想避免戰争，我們就需要思考戰争。”
《締造和平：1919巴黎和會及其開啟的戰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