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體工作必須面對文化潮流、流行詞彙，工作性質決定的。這種東西有一種強大的引力，搞不好就弄成“聽風就是雨”。我喜歡讀歐洲啟蒙運動的書，那是他們破除偶像的時期，不是反偶像，而是發展出了一套理性分析的手法，擺脫偶像思維。他們的思想任務之一就是破除文藝複興運動中泛濫的文本崇拜，還有那種用“相似性”方法模仿曆史和解釋世界的陶醉。啟蒙運動通過同一性/差異性的分析，廢除了“相似性”思想方法中的大雜燴。培根按照柏拉圖的四種洞穴說，拉出了四種偶像，其中洞穴偶像和劇院偶像使我們相信，事物總能相似于我們對它們的理解。這個提醒特别能讓人對自己的判斷保持警惕，去檢查形成判斷的方法。
一頁記事本上記着我在讀盧梭的《緻達朗貝爾》，他在文章中極力反對達朗貝爾（百科全書派的支柱之一）興建劇院的提議，興建劇院是為民衆謀文化福利的事，經盧梭的分析，劇場裡的戲劇有違初衷，劇場的存在方式隐含着一種對民衆的損害：因為當它将觀衆引入其中，讓他們心懷敬畏，坐定下來，不動不響，他們被如此地隔離和被動，就讓他們失去了原來在共同體中保持的品行、行動的方向、行動的方式。他說劇院的這種特征是反社會的特征。我們今天看電影的方式比之更過吧？身體面臨着各種神奇事件，但意志會有什麼作為？盧梭的分析當然不在劇院本身，他的論點落在：不能讓舞台把人的感情帶入拟像，不能讓人被拟像隔離開他們自身的思想和力量。今天讀來必定會反省一下，你是以怎樣的姿态進入劇院、美術館，或讀一本書，看一部電影。粉絲不計。
我們似乎都學會了政治正确地抵制強制性權力，抵制它傷及我們的權利。而流行觀念攜帶的權力其實一點也不弱，但容易被忽視，它往往以一種很“異見”的姿态、或很“普遍”的聲勢顯得很開明，實際上它有一種更迷人的腐蝕力，腐蝕人的精神和思想動力，繼而喪失行動方向。如何對付這種力量？一不留神就被卷進去，一抵制就顯得很不政治正确。比如“民國”。拿“抒情民國控”和史學家的民國史料一對比，就能看出各自的标的落在哪兒，雖然都是局部信息，一個是封閉的局部，一個是可向整體連接的局部。每個流行詞都需要警惕，如果認同這些詞，就容易阻礙問題鍊的建立，而價值和意義都是在問題鍊中形成的。如果一個事物單獨地具有價值，不是形而上學，就是騙人。
一個詞，一旦流行起來，就會變成一種托詞，成為回避那種更基本問題的托詞。标準句法是：别再說那些了，重要的是“進步”。這個賓語可以随着流行更換為“自由”“教育”，或世界主義、現實主義。這是刻薄的英國作家切斯特頓在100多年前說的，他如果活在今天會怎麼說？賓語可以換上全球化、開放、多元，也可以是自媒體。換上什麼詞都無所謂，問題不是這些詞本身有什麼毛病，而是流行地使用它會作為各種偷懶的托詞。
切斯特頓在《異教徒》這本小冊子裡以很低的姿态分析了當時英國的種種流行觀念，10年前我讀到的時候，正好耳邊飄着幾個流行詞，其中之一是“世界公民”（且不說“公民”這個詞是相對于作為政權結構的國家而言的），切斯特頓在評論吉蔔林的文章裡說：吉蔔林是一位世界人，他遊曆甚廣，對于他，倫敦是一個地方，芝加哥是一個地方，馬裡的一個小城市廷巴圖克也是一個地方，他不想成為任何地方的一部分，他擁有很多地方，考慮的是每個地方不同的飲食、服裝、禮儀。而廷巴圖克住着的人，他們不會把廷巴圖克看成一個地方，他們視其為宇宙。他們沒去過别的地方，就紮根于一個地方，像一棵樹一樣生長，他們并不擁有這個地方，他們擁有的是整個宇宙的力量，呼吸的也不是一個地方的空氣，而是世界之風。他們考慮的是糧食、嬰兒、好天氣壞天氣等等，而這些才是将人類聯結在一起的東西。可見想見，無論它的種子飄到哪裡，以這樣的生命力共享的都是同樣質地的世界，盡管可能有氣候的不同、水土的不同、曆史文化的不同，世界總是整體的。
切斯特頓顯然并不是在否定見多識廣，而是抵制流行詞的輕浮，抵制對基本問題的回避。而基本的問題總像是一團亂麻，将世界連接在一起，不僅在空間格局中相互纏繞，還在時間線索上相互關聯，在文化心理上相互影響。在近前的曆史中，我們能看到很多在亂麻中思考的人，梁啟超、魯迅、費孝通、托爾斯泰、福柯等等，好多。魯迅終其一生與人論戰，似乎一直在繼續着他早期未完成的檄文《破惡聲論》。在與切斯特頓差不多的時間，魯迅在這篇文章裡也提到了“世界人”，可惜《破惡聲論》隻寫到兩個惡聲，沒寫到“世界人”，隻在前面說到他們棄祖國。托爾斯泰也是在同樣的曆史年代，面臨着這些問題。但魯迅與托爾斯泰的各自所處，不論是所處時局，還是所處的文化背景和地緣環境，差異明顯；相同的是他們都很尖刻，都身在向西方張望的國度裡，都大量閱讀了來自“先進”文化的著作，都被時賢們的各種主義圍繞着，都深感着彷徨。《三聯生活周刊》前副主編舒可文（張雷攝）讀他們留下的文字，永遠欽佩那種向基本問題下沉的勇氣和智慧，千百年的先賢們累積的智慧永遠是汲取能量的源泉。尤其是在今天這般快速文化中，按本雅明的意思，懷舊也可以是一種革命的武器，雖然有點笨。
1000期，我再說起《周刊》隻有過去時了，顯得很過去，隻好翻看記事本。果真如我想的，很多事都徹底忘了。小于來的時候，是2000年，《周刊》還在淨土胡同。卞智宏已經離開《周刊》了，所以小于來了正好能頂上電影報道的欄目。她說她來的時候剃着個光頭，這個我沒怎麼在意，是，我隻在乎她在電影資料館讀碩士學位，還想知道的就是能不能完成出稿量。能，好。不過她志不在此，後來又回到電影行業裡了。留下來的是，從那時建立的聊天機制至今未變。2002年的一頁上寫着我去學校開家長會，老師教育我不要給孩子太多壓力。此話怎講？老師說，本周小測驗你的孩子得了99分，大哭，說，不得100分我媽會打死我。我沒有呀，“考不好還考不壞！”我一直拿這個口頭禅給她減壓。我完全忘了這個事，翻着這頁問女兒幹嗎這麼編排我，她居然記得，不可遏制地笑啊笑，說，總得制造點氣氛嘛。
事情總會過去，而那些變成了生活一部分的，再也不會被丢掉。
石鳴來的時候，2009年底，大辦公室裡的石鳴像個戰戰兢兢的小女孩。她曾在《周刊》實習過，社會學系畢業後去美國完成碩士學業，從美國回來後到《ChinaDaily》工作了不久，還是想到《周刊》來。她的學習能力超強，我更關心的是能否完成發稿量。能，好。她經過了一段挺不容易的适應期，然後就很棒了。她後來嫁到了上海，也就在上海工作了。今年初的時候，石鳴從上海到北京出差，如每次一樣抽空來聊天，我正在跟幾位小學友聚會，她趕過來湊在一起，飯桌上意外碰到了中學同學張小迪，中學畢業後他們從沒見過，一驚一乍地唏噓之後，張小迪說，石鳴是他們學校的著名學霸。可以想象，因為今天她還是。
從淨土胡同搬到安貞大廈時，在匆忙之間。那不是标準的辦公室，是民居，一間一間的。在置辦桌椅時，我們這個小團隊挑了宜家的餐桌餐椅，所謂開會，就是大家圍坐在一起，像是個聊天的好地方。開這種會沒頭沒尾，沒主題，誰都可以随時加入，苗炜、吳曉東、潘先生經常到我們這裡來串門兒，或者從這路過的，也會在這坐會兒。有時候就從一個選題開始，某人說某導演真的是熱愛電影。可是，他是否熱愛跟電影有什麼關系，跟我們有什麼關系，需要辯護的是他的電影怎麼樣，這會讓題目跑偏得越來越遠，最後不知會怎麼收尾。那段時間并不長，改成真正的周刊，節奏變了，松散的聊天有時候也很耽誤事。
後來編輯部搬到霞光裡，還得感謝閻琦，她把辦公室設計得像是個巨大的餐廳，四個人一桌，雖然桌上也加了點辦公室元素，但一桌一桌既不橫平也不豎直地散開着，挺好的，幾個邊角處都有個長沙發，困了可以躺會兒，更多的時候是聊天的地方。去編輯部開會經常像去赴個聚會，因為眼下要做的事其實很快就能說完，真正的勞動都是每個人獨自面對的，其中甘苦，各自心存，沒什麼可聊的。
這種貌似閑散的氣氛，其實并不輕松。土摩托（袁越），常常是歎一聲“文科生”之後，答疑。他的所謂理科方式其實并不難接受，而且可以提醒我自己是否被某種路徑依賴影響，耳朵少了一個頻道。做記者，受過相關專業的訓練挺必要的，關鍵不在于某個行當的專業知識，而是專業訓練形成的分析方法和路徑，在處理相關選題時會做得更實在，能更好地利用相關的思想資源，判斷有根據有論證，這是形成思考的依據，也是豐富輿論的意義所在。可是實際上在媒體工作的人不可能局限在一個所謂的“專業”裡，這時候如何利用專業訓練就能顯出知識的能量。所謂“無冕之王”之類的道德化标榜難以讓人接受，何德何能啊？每個人的知識都隻是局部，以這個為前提，盡量使這個局部顯示出向外部連接的傾向，這是有可能做到的。那個時候的閑聊中，時常得接受王星、朱步沖的新知挑戰，使勁和自己的舊識建立鍊接；得在潘先生的曆史細節漫談中，矯正自己對資料的理解；也時常得接受鐘和晏“你為什麼這麼說”的步步追問；有段時間，陸晶靖和我幾乎像是讀書小組裡的同學，每周交換各自讀書所獲。
那些時日，真好。